茹志鹃一九五八年奉献给当代文坛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是一颗晶莹剔透的明珠，它讴歌了军民之间的骨肉情谊。其中那位无名无姓的小通讯员所散发出的冲淡而又久远的光芒，即便在目下某些“横空出世”的杰构面前，也毫无愧色。
无论怎样说，小通讯员还是相当稚嫩的：宽宽的双肩，一张棕红色的充满着孩子气的圆脸，他有十九岁，看起来顶多十八岁。他本是山区帮人拖毛竹的，翻身解放后踊跃参军成为人民战士。入伍一年来，革命战士的光荣和自豪使他出落得棒棒的。战争，为劳苦大众谋求解放的神圣战争，在他的心目中，几乎如同一首诗。弥漫的硝烟，轰鸣的炮声，血肉横飞的战争无法销蚀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法压抑他的青春的朝气。即便在总攻前夕，他的爱美之心依然郁勃，竟还有心思把伪装当作装饰，肩上的步枪筒里插着几根树枝和一支野菊。他像多数来自农村的小伙子一样，憨厚朴实。他不习惯同女同志在一起，也怕与女同志打交道，在年轻女子面前总显示一副局促和腼腆的模样。陪“我” (系女性)去包扎所途中，他总是与“我”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尽管他又是那么细心周到地担负起保护和照顾的责任。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会张惶起来， “好像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对于“我”对他的询问，他的回答极其简单，问到他“有没有娶媳妇”时，他会飞红了脸，忸怩得不能，冒出一头大汗。
可是，这位十九岁的小通讯员的胸怀宽广着呢!把“我”安全送抵包扎所，本来他可以回团部述职，但他还帮着包扎所向群众借被子。他不善言辞，怕和女人打交道，在单独向新媳妇借被子时碰了钉子，他的埋怨挺简单一—“老百姓死封建”。好一个快人快语的小大人!但当听到“得罪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时，他却马上松松爽爽带“我”前去解释。当得到新媳妇的允应后，你看他的慌张相， “绷了脸，垂着眼皮”，接过被子就转身，竟让衣服挂住了门钩，撕破了衣服。新媳妇笑着要给他缝，他羞涩得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正是这个“冒失鬼”，知道手中的被子是人家新婚时唯一的嫁妆，心里又立刻感到不安……在临回团部时，还不忘战友，主动掏出馒头给“我”开饭。这个傻呼呼的小伙子又好笑，又可爱，难怪“我”不知怎的，已从心底爱上他。
革命队伍这个大熔炉没有改变小通讯员的心理特征，却深刻地锻铸了这个年轻战士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责任感。正当在传统的中秋团圆之夜，他或许思念着他的爹娘，他的弟妹，他的那位姑姑，他本来是应该享受着天伦的抚爱和关照的，然而，正是在这样“天边涌起一轮满月”的夜晚，他为千千万万户人家的团圆和幸福，为了保卫普通百姓的生命安全，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十九岁的生命。他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他的精神是富饶的，他是人民的忠诚的儿子，他是人民的光荣!那位羞答答的新媳妇不习惯服侍那些受伤的小伙子，总有些放不开手，可是临对这位重伤快死的小通讯员，她“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的给他拭着身子”。她侧着身子坐在小通讯员旁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的在缝他衣肩上的那个破洞”，至小通讯员死去，她还像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的、密密的缝着那个破洞”。她是钟爱自己那条新婚的被子的，它是一颗姑娘的心。可是当装殓小通讯员遗体时，有人要收起这条被子时，她的“脸色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的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明被子是借老百姓的，话音未落，新媳妇气汹汹的嚷出“是我的——”几个字。她有多委屈啊!死去的小通讯员是她比亲人还亲的人，是她的阶级兄弟。这是天地间至诚至深的情谊!小通讯员生前爱美，他死后人民将最崇高的敬意献给了他，他赢得了人民晶莹发亮的泪，在如水的月光下， “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的脸”。
作家通过细腻而有层次的心理活动来刻画小通讯员，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以“我”贯穿全篇，透过“我”的内心活动，如同打开一扇扇心扉一样，由远而近，由淡而浓地描画出小通讯员的性格风貌。
小说以情动人，色彩轻柔，被茅盾称为“静夜箫声”，《百合花》中的这位十九岁的通讯员，应和着箫声将长久地活在读者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