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是《长生殿》中平定安史之乱、再造李唐社稷的大将。
郭子仪，原是一名武举人，志气宏远，才干出众，学成韬略，满腹经纶，要思量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千一桩定国安邦的事业。他富有远见卓识和富有正义感，他到京城谒选，正值杨国忠窃弄威权，安禄山滥膺宠眷，他以清醒的头脑，看清了这两个宠臣将是国家的大患，恨不能马上就为国除奸。杨氏兄妹竞相建造府第，穷极奢华，合朝官员前往称贺，他独“怪私家，恁僭窃，竞豪奢，夸土木”。安禄山封了东平郡王，他“见了这野心杂种牧羊的奴，料蜂目豺声定是狡徒”。他责问朝廷： “怎把个野狼引来屋里居?”当时，唐朝统治已危机四伏，可满朝大臣都似堂间处燕，独有郭子仪能屋上瞻乌，他慨叹： “闹昏昏似醉汉难扶，那里有独醒行吟楚大夫!”
总算唐明皇还有眼力，能识拔郭子仪这位英雄，先任他为天德军使，后又擢为灵武太守。郭子仪一心报效朝廷。但是，他不在皇帝面前俯首帖耳，而是自有主见。尽管唐明皇对安禄山百般信任，他却不待明皇旨意，便对安禄山严加提防， “不知忧国心多少，白发新添四五茎”。他严密注视着安禄山的动向。探听到安禄山图谋不轨，杨国忠有意激安禄山速反，他怒不可遏： “外有逆藩，内有奸相，好教人发指也!”他疾恶之情如火，制奸的措施却毫不浮躁孟浪：他悄悄地秣马厉兵，显示出沉毅果决的大将风度。
安禄山果真发动了叛乱。由于蓄谋多年，叛军兵强将勇，来势汹汹，锐不可当，唐军一触即溃，连名将哥舒翰也战败投敌。在严峻的形势下，郭子仪被拜为朔方节度使，领兵讨贼。他发誓要“扫清群寇，收复两京，再造唐家社稷，重睹汉官威仪”。他上忠朝廷，下恤军士，军纪严明，军威整肃，军队士气旺盛。交锋之际， “拥鸾旂羽盖，蹴起尘埃。 马挂征鞍，将披重铠，画戟雕弓耀彩。军令分明，争看取奋鹰扬堂堂元帅。端的是孙吴无赛，管净扫妖氛毒害。机谋运，阵势排，一战收京，万方宁泰”。真不愧为一员杰出的军事统帅。
京城收复了，这可是重扶社稷、再造山河的不世之勋。但是，郭子仪并没有像许多武夫得胜后那样居功跋扈。他想到的是： “西京虽复，只是天子暂居灵武，上皇远狩成都;千官尚窜草莱，百姓未归田里。必先肃清宫禁，洒扫园陵;务使钟簴不移，庙貌如故;上皇西返，大驾东回”。他虚心征求众将官意见，安排中兴事宜：一面派人扫除陵寝，修葺宗庙，一面招集流徙，使安故业;一面招致旧臣，共图更始，一面迎驾还都。迎驾一事，他没有同时派人去灵武奉迎肃宗和去成都奉迎已经退位的明皇，而是先往灵武奉迎肃宗告庙，并候肃宗圣旨，才去迎请上皇回銮。唐明皇称赞他“荡平逆寇，收复神京，宗庙重新，乾坤再造”的奇勋，他谦逊地自称： “臣忝为大帅，破贼已迟，负罪不遑，何功之有!”他井然有序的措置，居功如罪的态度，显示了国士之风。
郭子仪和陈元礼都是忠于唐朝的武将。但是，陈元礼“兵威不向敌寇加”，逼死了杨玉环。郭子仪对外戚的罪恶也万分愤慨，但是，却始终没有把祸乱归罪于杨玉环。显然，洪昇不愿意让他心目中的这位完美的英雄沾上“女人祸水论”的边。
郭子仪是一位忧国忧民、忠义慷慨、韬略超群、稳健沉毅的军事统帅，是一位平定叛乱、再造社稷的英雄。如果说《长生殿》寄托着作者对明朝灭亡的遗恨，那么，在郭子仪身上，则隐含着作者重建大明江山的愿望。《长生殿》中的郭子仪，立身清正，忠君爱国，与安禄山、杨国忠之流，固不可同日而语，但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位封建时代的忠臣良将而已。作者在对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的描写中，表现出了比较鲜明的与封建礼教不相容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对郭子仪的颂扬中，却没有表现出超越儒家传统政治观念的新的思想。郭子仪的行为，总是循规蹈矩，从来没有逸出封建道统之外。这表明，作者的政治观，不如作者的爱情观来得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