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郭先生是一位奔走于仕途的穷书生，一心信仰的是墨家兼爱学说。他物我混同，亲疏不分。自己虽是“度身而衣，量腹而食”， 以薄为其道，于天下却是无所不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正是由于错误的信仰和对信仰的教条主义态度，结果，有一次在进京赶考的路上，救了一条在危难中的狼的性命。危难过后，豺狼恩将仇报，东郭先生差点儿葬送在狼的口里。《中山狼》杂剧便是以东郭先生遇狼、讳狼、放狼乃至最后杀狼为线索，讽刺了他那种人狼不分、无原则的爱，同时也写出了他觉醒的过程，并通过东郭先生这个形象，对当时社会世道人心的险恶进行了批判。
东郭先生进京赶考，行至中山，恰遇着晋国正卿赵简子在此撒围打猎。此时，一只狼饮羽带箭来至面前，向东郭先生摇尾乞怜。东郭先生一来惧赵简子“八面威风大”，怕得罪了他“干惹下祸根芽”;二来也担心自己的“热肝肠翻成冷话”，所以，尽管中山狼许愿事过之后要以隋侯之珠来报答于他，起初他并不想管那“野草闲花”。但是，狡猾的狼却针对东郭先生的信仰去打劫，说什么“不争俺死不打紧，枉了你个恻隐之心……死于九泉之下，俺不怨赵卿，则怨着你”!东郭先生犹豫了， “俺待不救恁来，可不道墨者之道，兼爱为本，这却是如何?罢罢!那里不是积福处，俺便当救活你!”信仰高于一切，他要用他的行动去实现他兼爱的信条。于是，拿出图书，把个空囊让狼藏在里面。而且在囊狼的时候，是那样的小心翼翼，百般怜惜： “恁般的腰似猬，背如蝦。俺只怕惊鸳打鸭，恰闪煞俺战笃速力难加!”真是书呆子气十足。
然而，东郭先生并不是个真正的书呆子。他有着惊人的聪明才智和自称“本分生涯”的三寸利舌。可惜他的聪明才智不用来对付狼，而是用来对付追捕狼的赵简子。当赵简子赶上前来打听狼的去向时，他开始岔开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 “叹鲰生孤身一介，骑瘦马空囊四海，可又是十谒朱门九不开。受过了十年窗下苦，只道是千里故人来!”后来，赵简子一再追问，并且斩辕以示。他见实在蒙混不过去，便强收住那“战笃笃的魂儿”，利用如簧的利舌，和赵简子展开了一场巧辩： “俺走天涯磨穿铁鞋，哭穷途西风泪洒……他乡何处是，迷路问谁来?那狼呵，知你的浮萍大海!”言下之意是自己乃系过路之人，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待在这儿正要问路，哪能那么容易碰巧遇上你要追的狼呢?说得娓娓动听，入情人理。他还说：羊乃至驯之畜，尚且因道路多歧而走失;这狼性凶残而且狡猾，怎能反待在这里面不逃走?况且前面一带树深林密，径曲草深，妖魔鬼怪都能躲住，哪儿不能藏下一只狼?你现在反而到这大路上来寻找，这恐怕是开我的玩笑吧!论据充足，逻辑严密，并且出之以揶揄的口吻，真叫赵简子有口难开，哭笑不得。
东郭先生不仅舌巧如簧，而且处事能临危不乱。赵简子与东郭先生一番唇枪舌战没有效果，便怀疑到那驴背上的书囊，招呼“小的们”打开来查看。东郭先生却不慌不忙，神情自若，一边慢条斯理地说着“打开看也打什么不紧”的话来掩饰，一边巧妙地接过赵简子的话头，侃侃而谈对狼的本性的认识，表示自己与赵氏一样，对狼也是深恶痛绝： “您休恁的大惊小怪!俺世不曾风魔九伯。这狼呵，他露爪张牙惯助的豺……谁待肯弄虎自贻灾。好教俺拔刀变色。”虽然语出言不由衷，但是那股镇静的劲儿，却叫人不能不信。赵简子终于解除了对他的全部怀疑，放他自去。
东郭先生虽用巧计骗过了赵简子，但却深深地陷入了狼的骗局里。当打猎的队伍“羽旄之影渐没，车马之音不闻”，东郭先生放出了囊中被缚的狼。他万万没有料到，在危难时口口声声将要以隋珠为报的中山狼，在危难过后马上提出要吃他的要求。情况的突变，东郭先生的头脑稍有清醒： “你馋眼脑天生毒。狠辣的心肠，和那胆底儿虚。才得个皮毛抖擞，便把恩来负。也是俺两眼儿无珠，谁引得狼来屋里居。今日里懊悔何如!”悔是悔矣，可惜晚了，狼还是鼓吻露爪向他扑来。尽管他东躲西藏，一时没受狼害，但躲闪终究不是办法，于是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要和狼一起去问三老。因为眼下荒郊野外，自己孤立无援，狼又不肯善罢干休，最好的办法是拖延时间。这是东郭先生的聪明之处。但另一方面，他身带匕首而不知用，反而向狼乞怜妥协，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去决定，从这种意义上来看，他的请求又是愚蠢的。
他们先去问老树、老牸。岂知老树、老㹀也同东郭先生的命运一样，自己有恩于人，到头来反遭遗弃，甚至将要杀身。东郭先生虽求救未成，总算长了不少见识，对社会上的人情世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难怪他要发“吴牛见月”之叹了。千钧一发之际，终于来了一位杖藜老子。杖藜老子智擒中山狼，并示意东郭先生杀掉这只吃人的野兽。尽管东郭先生当时还表现了一点犹豫。但最终总算把狼杀了。他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和老树、老㹀的遭遇悟出了整个社会现实的混浊和人心的险恶： “世上负恩的尽多，何止这一个中山狼”， “休道是这贪狼反面皮，俺只怕尽世里把心亏，少什么短箭难防暗里随，把恩情翻成仇敌。只落得自伤悲!”这两段话是其他有关东郭先生的作品里所没有的，有人说它寄植着作者的情感和悲愤，是创作的主旨所在。确实如此。
在作者所生活的那个明中叶社会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社会意识和风尚开始发生变化，维系人际关系的传统道德观念逐渐淡薄，而新的道德观念尚未建立起来。在现实中，人们为了一己的利益，各自张皇，互相凌夺，勾心斗角，机诈百出，负君、负亲、负师、负友的现象时有发生。作者康海本人就是这场激烈竞争中的受害者。他弘治十五年进士，做了三年翰林编修。由于“不闲小礼”，“好面斥人过”，又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沾沾硁硁，“勤渠阁老门下以为贤能”，加之与李梦阳等人倡导古文，反对台阁体文风，最后遭当道者嫉害，被列名阉党，削藉除名。因此，东郭先生身上所体现的思想，既是作者对自己遭遇的慨叹，更是对当时整个社会混浊现实发出的呐喊。
从宋代谢良的《中山狼传》以来，塑造东郭先生形象的作品不少，但大多限于对东郭先生本人温情主义生活态度的批判，而康海笔下的这一艺术形象，明确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社会，标志着东郭先生形象的塑造有了新的突破，这是值得欣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