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晚于 孟子百年左右。荀子五十岁时,始游学齐国稷下。齐襄王时,荀卿三为祭 酒,后遭齐人谗言,遂去齐适楚,楚相春申君任之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 兰陵镇)令。春申君被害后,荀卿废居兰陵,晚年“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 陵”(《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学生。
荀子是继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精通《诗》、《礼》、《易》、《春 秋》。荀子的思想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战国末期,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基本 确立,经过长时间的兼并战争,结束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中 央集权制国家成为了时代的要求。此时,学术思想也由百家争鸣趋向于 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荀子适应时代的要求,批判吸收了各家之长,兼取 儒、道、墨、法等诸家思想,成为战国后期一位集大成的思想家。综观《荀 子》一书,其思想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凡自然、社会、哲学、政治、经 济、军事、文学等皆有涉猎,堪称我国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
荀子是杰出的进步思想家,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宇宙自然观的看法 上。在先秦时代的哲学中,儒家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精神的宇宙万物的 主宰者,人的命运是由上天决定的,孔、孟都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荀子在对这种“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尖锐批判的基础上, 吸收了道家天道自然的宇宙观,但又摒弃了老庄消极无为的思想,大胆地 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天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天行有常, 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同上),天是无意志 无目的的自然界,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的治 乱和国家的兴亡是政治造成的,与天没有关系。因此荀子提出了“制天命 而用之”的口号,认为人们只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认识、掌握自然 规律,就能改造自然界、利用自然界。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 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 (同上)荀子的这种“人定胜天”的光辉命题在我国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划时 代的革命意义。
荀子的自然观反映到人性论上,形成了他的“性恶说”,这是荀子哲学 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石。荀子批判了孟子天赋道德观念的“性善说”,在“天 人之分”基础上提出了“性伪之分”。他认为人的本性“固无礼义”(《性 恶》),不像孟子说的那样天生是善的,而是恶的,充满了对物质欲望的渴 求。人们的善良行为是后天人为努力的结果,“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同上)。人性虽不可改变,但可以改造,荀子主张“化性起伪”,他说:“性 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儒效》),要求人们不断地学习、实践 来改造本“恶”的人性,实现“性伪合”(《礼论》)。基于此,荀子提出了“涂 之人可以为禹”(《性恶》)的著名论点,认为人们只要不断地“积伪”,都可 以成为像禹一样的人。荀子的性恶论从另一角度论证了人性问题,有其 积极的进步意义,但他离开了人的社会属性,仅仅从自然生物性来谈论人 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性的本质问题,而是一种抽象的人性论。
在性恶论的基础上,荀子提出了他的政治论。荀子的政治理想是建 立一个“四海之内若一家”(《王制》)、“天下为一”(《王霸》)的中央集权制 国家,“隆礼”、“重法”是其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荀子认为,礼可以制约 人们的情欲,自觉约束人们的行为,它不仅是一种使“贵贱有等,长幼有 差,贫富轻重皆有称”(《富国》)的伦理道德等级制度,更是治国之根本,是 一种最高的政治纲领。“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 (《议兵》)“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强国》),礼的作用重大,关系到国 家的存亡,只有隆礼,才能治国。“礼义生而制法度”(《性恶》),礼是治国 治民之本,而法则是必不可少的手段,“隆礼至法而国有常”(《君道》),荀 子主张治理国家必须礼法并重,要做到“尚贤任能”、“赏功罚过”,严刑重 罚。在治理国家的方法上,荀子不像孟子那样重王道贱霸道,而是王霸并 重,“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天论》),认为二者只是层次不一样。 与此同时,荀子批评了孟子的“法先王”,言必称“三王”的复古思想,明确 提出要“法后王”,“百王之道,后王是也”(《不苟》)、“法后王,一制度”(《儒 效》),强调要从现实生活中去考察过去的历史,而不要盲目崇古。在经济 上荀子提倡以农为本、开源节流、节用裕民、上下俱富的富国论思想。
荀子的认识论是建立在进步的自然观基础之上的,在哲学史上占有 重要的地位。他反对孟子的“良知”、“良能”、“万物皆备于我”的说法,而 继承了孔子“学而知之”的认识论思想。荀子首先肯定了人具有认识事物 的能力,客观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凡以知,人之性;可以知,物之理也” (《解蔽》)。他认为人们经过不断地努力学习、实践,依靠外界客观条件就 能获得丰富的认识。那么人是如何认识事物的呢?荀子认为人的认识过 程要经过“天官意物”和“心有征知”(《正名》)两个阶段,即人的各种感觉 器官(天官)首先同外界事物进行广泛的接触,再经过心的“征知”,即把获 得的各种现象分析、综合,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他告诫人们在认识过程 中要防止各种片面性,克服那种“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的毛病。 荀子特别重视“行”的作用,强调人的认识仅得到“知”是远远不够的,“行” 才是认识的归宿和终点,“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儒效》), 荀子的这种知行统一观在哲学史上具有深刻的意义。
与荀子的认识论相联系的是他的以正名为目的的逻辑思想。战国末 期,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名辩思潮,各家各派纷纷加入了这场大讨论中,荀 子也积极参加了这场名辩争论。针对当时“圣王没,名实慢,奇辞起,名实 乱”(《正名》)和“擅作名以乱正名”(同上)的情况,荀子在孔子“名不正则 言不顺”的正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正名主张:“故王者之制名,名 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同上)他认为,统治者通过“制 名”,使名实相符,就可以统一人民的思想,使人民遵守法度。荀子主要从 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制定名称的原因是“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 下以辨同异”(同上),制名是关系到国家治与乱的大事,“此所为有名也” (同上);不同名称制定的根据是“缘天官”,天官必须与各自的对象相接 触,然后心再加以验证,“此所缘而以同异也”(同上);名称的命名是“约定 俗成”的,但要做到“稽实定数”,“此制名之枢要也”(同上)。荀子建立的 一套完整的逻辑学说,对我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文学艺术方面,荀子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荀子首先是一个出色 的散文家。他主张文章要有文采,讲究语言的锤炼,“语言之类,穆穆皇 皇”(《大略》),注重文质并茂,“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礼论》)。荀子 强调“言必当理”(《儒效》),语言文字一定要符合礼义,开后世文学批评 “文以明道”的滥觞。荀子的散文不但继承了《墨子》论说文逻辑性强、结 构严密的特点,还在体制上、技巧上作了新的探索,把孔孟的语录体散文 发展成了独立的长篇巨制式的专题议论文,对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荀子的散文脉络分明,长于议论,论证严密,气势磅礴,善 用譬喻,言辞优美。善于用比,是其散文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如《劝学》一 篇,开头便一连用了五个比喻展开论证,说明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形象生 动而又富于逻辑。后面论述学习专心一致的重要性,连用八个比喻,并与 对比相结合,从正反两面反复论证,层层剖析,极富感染力。像这样的取 譬设喻,引物连类,在荀文中比比皆是。此外,荀子还经常运用排比、对偶 等修辞手法,使文章气势磅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对于荀子文章的特 色,郭沫若作了较高的评论:“荀子的文章颇为宏富……他以思想家而兼 长于文艺,在先秦诸子中与孟轲、庄周可以鼎足而三,加上相传是他的弟 子的韩非,也可以称之为四大台柱。孟文的犀利,庄文的恣肆,荀文的浑 厚,韩文的峻峭,单拿文章来讲,实在是各有千秋。”(《十批判书·荀子的 批判》)
荀子又是一位优秀的辞赋家。其创作的《成相》和《赋》篇,已经是严 格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成相》是荀子以 民间通俗文学的形式,表达其政治思想的韵文,是抒写其内心愤懑的政治 抒情诗。所谓“相”,是指古时一种击打乐器,“成相”就是一边击乐、一边 演唱的一种文学样式。其句式整齐而富有变化,以三字句、四字句和七字 句为主,每节押韵,读起来琅琅上口,有人认为它是后世弹词之祖(卢文弨 说)。《成相》一文直接影响了后来七言诗的出现,其长短句式对后代散文 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荀子的《赋》篇是最早以“赋”名篇的文章,在赋体 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全文以《礼》、《知》、《云》、《蚕》、《箴》五篇赋 和一首佹诗、一首小歌的形式,表达了荀子的政治理想和对社会的不满情 绪。这五篇赋都采用问答的形式,前面是对事物的描述,类似于谜面,后 面以反问排比的句式,对这种事物的功效和事理作了陈述,最后揭出谜 底。《赋》语言质朴、平实雅正,描写生动形象,开后代咏物小赋之先河。 其体物言志、托物以讽的写法,对后代赋家有很大的启发。
荀子作为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其思想对后代进步思想家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如东汉王充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论衡·自然》)的思想, 唐代柳宗元的“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说》)的思想,刘禹锡“天与人交 相胜”(《天论》)的思想和清初王夫之的“圣人之志在胜天”(《张子正蒙 注·太和》)的思想等等,都能看到荀子“天人之分”、“人定胜天”自然观的 影子。此外,后世一大批文学家也从荀子散文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汉 初政论家贾谊、晁错的政论散文明显受到了荀文的影响,唐代的柳宗元、 刘禹锡和宋代的王安石等人的文章,也都带有荀子散文的风格。
然而,历史上的荀子却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物。本来荀子站在时代的 高度,对各家各派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和总结,其思想带有鲜明的时代气 息,虽然以儒为宗,但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富有时代特色的发挥和改造,具 有明显的进步性。但是荀子在当时却“名声不白、徒与不众、光辉不博” (《尧问》),不为人们重视。其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以及性恶说,也引起了后 儒的不满,有人甚至把他归为法家一派。所以荀子虽与孟子同为大儒,但 远没有得到孟子那样的礼遇,后人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
西汉时期,荀子影响不及孟子,但地位和孟子不相上下,大体上是荀、 孟并尊。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荀子和孟子并为《孟子荀卿列传》,认为二 人都继承了孔子的事业。刘向在《孙卿新书叙录》中说董仲舒曾“作书美 荀卿”,还认为与二人同时代的诸子中,只有荀、孟是尊孔的。司马迁和刘 向对荀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到了东汉,荀子的地位就不及孟 子了。扬雄尤尊孟子,对荀子只以“同门异户”(《法言·君子》)作一轻描 淡写,虽未作贬斥,然而对待荀子和孟子的态度已经有了不同。到了王充 作《论衡》时,荀子的地位就低于孟子了。唐代以降,荀学受到了世人的重 视。韩愈在《读荀子》中认为荀子“大醇而小疵”,“与孔子异者鲜矣”,虽然 不及“醇乎醇者也”的孟子,但基本上对荀子进行了肯定。杨倞则第一次 为《荀子》作注,认为它“羽翼六经,增光孔氏”,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同时 期的柳宗元、刘禹锡、杜牧等人对荀学的弘扬都作出了贡献。宋明时期, 由于荀子的思想与理学家们的理论格格不入,理学家们便对之大加排斥, 认为他“大本已失”(程颐语)、“全是申韩”(朱熹语),荀子遂被打入了冷 宫。明中叶后期,随着思想的解放,才有人把荀子从冷宫中解禁出来,为 之翻案。比如归有光就对荀子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说:“当战国时,诸子纷 纷著书,惑乱天下,荀卿独能明仲尼之道,与孟子并驰。顾其为书者之体, 务富于文辞,引物联类,蔓衍夸多,故其间不能无疵,至其精造,则孟子不 能过也。”(《荀子叙录》)思想大师李贽也对荀子大加褒扬:“荀与孟同时, 其才俱美,其文更雄杰,其用之更通达而不迂。”(《荀卿传赞》)二人都认为 荀子的成就不在孟子之下,甚至有些地方超过了孟子,评价甚高。在他们 的努力下,荀子渐渐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有清一代,理学式微,荀子逐渐 为世人重视,特别是乾、嘉时期,对荀子的校注整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 就,荀学步入了一个繁荣时期。清末由于政治的原因,有人对荀子大加非 议,甚至有“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仁学》)的说法,但 荀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于《荀子》一书的作者,世人争议不大,一般认为《荀子》的大部分章 节出自荀子之手,只有极少数篇章是荀子的学生或门人记录荀子的言行 编纂而成。梁启超、郭沫若认为《荀子》中的《君子》、《大略》、《宥坐》、《子 道》、《法行》、《哀公》、《尧问》、《仲尼》等八篇,皆非荀子自著,是荀子的门 人杂录或后人附益所为。至于《荀子》的篇数,今无可考,西汉刘向校雠 《孙卿书》时有三百二十二篇,去其重复,定为三十二篇,取名《孙卿新书》。 唐杨倞则把三十二篇分为二十卷,次序略作调整,并为之作注,取名《荀卿 子》,从此杨倞的《荀子》注本便作为通行本流传于世,遂成定本。清人对 荀子的研究成果颇多,以卢文弨的《荀子校》、谢墉的《荀子笺释》、汪中的 《荀子通论》、郝懿行的《荀子补注》和王念孙的《读荀子杂志》最有代表性。 清末王先谦的《荀子集解》则采集众家之说,是清儒中最完善、最精详的注 本。近人梁启雄的《荀子简释》、章诗同的《荀子简注》和张觉的《荀子译 注》等都各具特色,是了解荀子思想的较好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