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资本读后感(一)
读完弗兰克《白银资本》使我收获颇丰。一方面拓展了自己的视野，也使得自己在思考的问题上开始多视角的对其进行考察。
读这本书我最大的收获有三个：一，重视数据的重要性和准确性，弗兰克在本书中大量的引用各种数据，用数据证明自己所掌握资料的可信性，可是这只能是相对可信性，因为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只能算个虚数，官府只是为了收税的需要才将人口做了大概的记录，而且多是对男丁的记录，对于家中的孩子和妇女一般不会有精确的记录，不会像西方人口在教会中都有明确的记录。所以我在想弗兰克中各种交易的交易数据是从哪里来的，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精确等账簿管理体制，更何况英文资料是怎么样来的。二，治学思路上的联系性和开阔性。那时候的中国，结合其它的史料，我们知道18世纪的中国已经是日落西山暮了，如果有繁荣的话，或者仅仅是江南一隅的繁盛。1793年，可以说是18世纪末了，那一年是可以说是清朝的中国再次拒绝了世界向我们张开的邀请之手。大不列颠王国派出他们的代表马噶尔尼，随行的还有后来为英国入侵中国和拓展中国市场做煽风点火作用的斯当东(其作品《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在马噶尔尼《乾隆英使觐见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对打开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渴望，也可以看到马噶尔尼对当时清王朝的认识，用两个字做总结和形容就是：破败。运河的阻塞，创造性的低迷和百姓生活的窘迫。让马噶尔尼做出了清政府日薄西山的预言。这种情况更是给年幼的斯当东诸多的启发再加上其在嘉庆年间作为大使再次来到中国后遭到的没有国家间大使级的礼节性接待，使他对当时的清王朝有几分的忿恨和不屑，或者对清王朝实力的怀疑，以至于使他成为后来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要推动者。我们习惯了割裂开中国历史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从研究角度上讲，注重彼此的联系性是多么重要。再比如明朝万历年内的张居正改革实行的一条鞭法和康熙年间推行的地丁银，是不是和当时的货币供应有着一定的关联。张居正所处的时代是在16世纪，其推行一条鞭法是为了增加明政府的收入，将劳役，租税，赋税都化成银两来征收，但是由于王朝末路，种种有效的规则只是昙花一现，而后便是种种加派的费用使人们苦不堪言。一条鞭法也形同虚设。到了北部的满族定鼎中原后再次将这条法令经过调整后执行。就是康熙皇帝的地丁银，雍正以后也予以继承。这一条例的推行对古代中国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两次财政上的调整和当时世界货币流动是怎样一种关系也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第三便是对全球体系文明，世界史的粗浅的看法。从完整意义上讲全球体系是在全球连为一体后才能进行探讨的话题。作为历史一部分的世界史来说不是这样。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一种结果”。吴于廑先生在其文章中对这句话进行了有效的解读。世界史有着地区和时间上的局限。所以其展现出来的部分也是不断发展和扩大的。正如文明圈的扩展，从点到片再到面的扩展。以点为单位的文明可以从亚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中看到。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等等。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文明虽然是有一定的地带性但还是点状的。而后出现的大帝国如汉帝国，罗马帝国和后来的隋唐帝国，萨珊波斯帝国以及随之而来的阿拉伯帝国等都是以面的形式呈现。其实那时候的亚欧大陆有着相应的联系，宁夏固原隋唐墓葬中出土的萨珊波斯的货币甚至人骨都引发人们对当时各文明圈交流深度的猜测和好奇。在唐长安城内设有专门的西市供同来自西域商人商贸往来。这时候的世界间的交流从中国角度来讲从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和相关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可见一斑。但是具体从怎样的角度来探讨全球体系，个人认为大可加入诸多的中国因素。毕竟古代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中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读此书，收获了一种敢于创新的志学精神和大胆怀疑的态度。当然这需要大量的史料做支撑。也促使我在治学的道路上更加踏实的前进。
白银资本读后感(二)
阅读弗兰克的书，确实感受到了因强烈的攻击性而带来的刺激，但不一定是震撼。假若文如其人的话，我感觉中的弗兰克，自尊心极强，个性张扬，属于多血质一类的人物。他思维敏锐而情意外露，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许就不曾想过需要控制自己。他像我们生活中时或遇到的那种人，一旦认定了什么，“十头牛也拉不回来”，难以分辨这种异乎情常的坚韧，是执着还是执拗。他攻强于守，犹如冲击力、爆发力俱强的足球前锋，不管能不能打进球门，必须使自己始终处在不断射门的亢奋状态。他更像海底生物，时刻张开富攻击性的思维触须，敏感地捕捉一切可以被送上祭坛的猎物，只要对方暴露出极细微的弱点，即或是自己的盟友，都毫不迟疑地将其捕逮到手，决不姑贷。他对中国的推崇自然会使我们中国人感到高兴，但总担心他对中国历史没有足够的体验，担心不是因为先有了对中国历史全面深入的观察，更像中国是因为体系的需要才被选择为利器。
王国斌的风格正好相反，沉静委婉，从容而有耐心。他的质疑是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进行的，并力求把思考的各个侧面剥笋似层层呈现于读者之前。他也质询“欧洲中心论”，却更多的是不断向自己提问，让“问题意识”反复困扰自己，给人一种沉重感。我的感觉，他当然也在乎自己的结论，但更关心这种问题意识的展开能不能更周全、更具启发性，避免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希望把方法悬念留给读者。他很像足球场上出色的前腰，专致于用头脑踢球，细心环顾双方队员的站位和跑动路线，突然插上射门中的，或不时使出一脚妙传，为队友进攻创造空档，其机灵令人叫绝。他亲身深入过中国历史的腹地，谙悉地形的复杂，知道名山大川在哪里，哪里又有沼泽泥淖。或许在弗兰克看来，王国斌缺少那种摧枯拉朽的果敢和彻底决裂的勇气，没有解决的比解决的多得多。但在我想来，恰当的谨慎是必须的，至少不会因行色匆匆有误入陷阱的危险，或因过于主观而堵塞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与弗兰克一样，王国斌也坚信中国历史有过长期的辉煌，曾经有理由傲视群雄，但他更能体验和贴近行动中的“中国心”，把讨论的重心放在争议丛集的“中国何以没有发生或何以不能顺利实现近代化”的老话题上，希望跳出是或否的绝对判断，开拓一种新的思考境界。我觉得他在为《白银资本》所写《序言》的结尾，说了一段实在与弗氏之书搭不上脉的话，却很堪回味：“他向中国人也提出了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请注意“绝对核心论”与“平行关系”的提法!)然而，这些却正是《转变的中国》所要表达的善意。书中他特注重回溯，对预测未来保持极度的谨慎，只是提示我们一切都必须从历史的连续性方面出发思考，用心聚焦世界历史屏幕上民族、国家间一切同异、似非似的轨迹，进行反复较量，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对欧洲、对中国都是如此。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从情感和理智上都更愿意接受王国斌的思考方式，从世界背景上反省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认知。
弗兰克的经历，我只是从推荐者和着者《前言》那里稍知一二，极其有限。在阅读过程中我曾反复揣摩，是什么造就了弗兰克这样强烈的个性和坚忍不拔的意志?是早期的挫折感推动他走上摧毁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归之路，还是拉丁美洲丛林里的“游击生活”把他锤炼成了思想界的“格瓦拉”?他那种烈火般的个性，横扫一切的狠劲，虽然其攻击的对象是西方(主要针对美国)的“欧洲中心论”和“欧洲特殊论”，却让我不时联想起现代中国“打倒孔家店”到“横扫四旧”无所畏惧的斗士们，勾起复杂难言的感情。
必须坦白承认，我只是从阅读本书中去认识弗兰克――这显然有误读的风险，但在我只能如此。希望有更多了解弗兰克经历和学术资源的方家能提供深入的解读，并纠正本文极可能有的理解过失。
白银资本读后感(三)
读完《白银资本》，我一直在想：同是解读中国历史，弗兰克的感觉何以如此特别?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里对中国历史评价之高确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弗兰克的评价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某种感情上的愉悦，但我仍然希望学界能郑重地对待这种“大胆的假设”。在未经充分证实证伪之前，这些假设的意义仅止于“问题意识”的层面。“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见风便是雨”，不是一种好办法。
弗兰克全书着笔最多的是关于以白银为润滑剂的外贸运动史的描述，但在不少地方为了证实“中国中心论”(他有时也忌讳这一用词，但全书遍处可见，有关论证详上节)，涉及到了对明清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水平、城乡农工商业状况的评估，而且常常举出很精确的数据以支持自己的立论。这些数据之出人意外，真可用“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来形容。然而离奇的数据却让我怀疑起这些立论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少?!
例如为说明中国内地城乡工业的发达程度，他援引了17世纪晚期到达上海的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述，实则是“道听途说”，一看就知道历史情景被大大夸张了：“仅此一地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提供纱线的纺纱工人。”(第164页)该“地”是上海县、松江府还是范围更大些，弗兰克没有说明。再则这数据是指城镇专业工人，还是农民家庭手工业?如此含混的数据着实可以拿来吓唬西欧!弗兰克在书中还借助拜罗克的研究成果，称1800年世界“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为198美元，所有“欠发达”地区为188美元，而中国为210美元(第241页)。更有意思的是，麦迪逊在另外的地方还推出颇具现代味的估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因此直到鸦片战争前不久，中国经济规模依然雄居世界各大经济地区之首，其地位远远超过今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后一结论与《白银资本》完全吻合，可见他们属于同一流派。
撇开许多细节不说，这里我想着重从解读历史心境的不同说开去，就有关中国历史的大局观谈点看法。我觉得，与国外汉学的对读，相互间常有语境、心境和情境的差异，其中心境的隔膜更关联着对历史情境的体验，不可不辨。对弗兰克的书尤其应注意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