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末,
三月初,
桑生裴雷柳叶舒。
荆笔杨板行诏书,
官中大马几作驴。
——清·杜文澜《古谣谚》卷八
西晋武帝司马炎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衷继位,即晋惠帝。惠帝是个白痴,他即位初,外戚杨皇太后的父亲杨骏专权,楚王司马玮(晋武帝的第五个儿子)掌管朝政。这首童谣便是对当时腐朽政治的揭露和对愚蠢的统治者的辛辣讽刺。
“二月末,三月初”,歌谣一开始点明节令,从春天写起。在这样的季节,万物已开始复苏,展露出生机。第二句“桑生裴雷柳叶舒”,便是承接上句描写春天的景象。 “裴雷”,即蓓蕾。这里指桑树初生的嫩芽。这句是说,桑树已被春风染绿,长出了娇嫩的新芽,柳树也长出了新叶,轻柔的柳枝在春风中飘拂。这是一派春意盎然的图画。这三句,运用了我国古代民歌中常见的“兴”的手法。所谓“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诗集传》),作用是为了引起下面要写的内容。此处写“桑”和“柳”,就是以此引出后一句的“荆”和“杨”,写法十分新颖精巧。
“荆笔杨板行诏书”,揭露惠帝时政治的腐败。 “荆”,此处指楚地,用来借指楚王司马玮。 “杨”,即指杨骏。 “板”,古代帝王的诏书写刻在板上,称“板”。通行纸张后,仍将诏书称“板”。这句意思是说,杨骏、司马玮把晋惠帝当作傀儡,二人把持朝政,专横跋扈。歌谣用“荆笔”、“杨板”代指二人专政,构思非常奇妙。 “荆”,又指一种丛生灌木, “荆笔”,意思是指用荆条作的笔。 “杨板”,也可理解成用杨木作的板。歌谣把这些当成表层意思,而把真正要揭露的杨、司马专权的事,隐藏在字义下面。这种曲折表达意思的双关手法,可以使歌谣广泛流传,即使是不谙世事的儿童,也能在不解其真正含义的情况下很容易地背记成诵。
最后一句, “宫中大马几作驴”,则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晋惠帝。晋惠帝是历史上少见的白痴皇帝。他听见蛤蟆的叫声,竟向左右曰:“此鸣官乎?私乎?”当时天下灾荒、动乱,许多百姓死于饥饿,惠帝听说后,却发问道:“何不食肉糜(肉饼)?”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白痴皇帝如何能够治理好国家。所以,歌谣中说, “宫中大马几作驴,”意思是指宫中的皇帝几乎与驴子差不多了,被人摆弄,当作傀儡。这里的“大马”是指惠帝。因为他姓司马,故用“大马”来暗指。读了这一句,人们并不感到比喻荒谬,反而觉得其构思巧妙,语言风趣,形象地勾勒出了愚蠢、昏庸的封建统治者的可笑嘴脸。
这首歌谣比喻生动,语意双关,笔调风趣,琅琅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