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是《文心雕龙》的第一篇。本篇主要论述刘勰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文原于道。“原”是本，“道”是“自然之道”;“原道”，就是文本于“自然之道”。所谓“自然之道”，刘勰是用以指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他认为日月山川、龙凤虎豹、云霞草木，从物到人，都是有其物必有其形，有其形则有其自然形成之美。这种自然美，刘勰叫做“道之文”。从这种观点出发，刘勰主张文学作品应有动人的文采，强调艺术技巧;但又反对当时过分雕琢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因为这样的作品违反了“自然之道”。这就是刘勰论文要首标“原道”的主要原因。
文心雕龙原道原文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曰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赞曰∶
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
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文心雕龙原道翻译
文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它和天地一起产生，怎么诠释它更为合适呢?从宇宙混沌到天地分判，出现了两块圆玉似的日月，显示出天上光辉灿烂的景象;山河壮阔，来展示大地的相貌。这也许就是大自然所作的文章了吧。抬头就可以看到星光璀璨，低头就可以看到山河逶迤。上下的位置确定后，天地就产生了。天地之间的人与二者互相匹配，成就了天下万物生灵，这就是道家所称的“三才”。人是万物的灵长，是天地的本心。人都具有思想感情，从而产生出语言来;语言产生之后，就会有文章，这也是自然之间的规律。
将文章的理念推广到世间万物，无论是动物或植物都有文章可循。龙和凤以美丽的鳞羽，表现出吉祥的征兆;虎和豹以身上的花纹，来呈现英姿。云霞的彩色，比画师的点染还美妙;草木的花朵，也并不依靠匠人来加工点缀。这些都不是外加的装饰，都是自然的文章罢了。还有林木的孔窍因风而发出声响，好像琴瑟和鸣一般;泉流石上激起的音韵，又好像磬钟齐奏一般。所以，形体确立之后自然的文章也就完成了，声音就是文章的词句。就连这些没有意识的事物，都有浓郁的文采;那么富有智慧的人，怎么能没有文章出现呢?
人类最早的文章，应当是始于天地分开前的那一团气。深刻地阐明这个微妙的道理的，应该是《易经》中的卦象。伏羲以八卦开头，而孔子以辅助性的《十翼》结尾。而对《乾》、《坤》两卦，孔子特地写了《文言》进行解释。可见语言需要文字来辅助渲染，这才是天地之间的本心所在!来辅助渲染，这才是天地之间的本心所在。如果说伏羲的八卦是因为黄河里的龙马献上了图，大禹制定九畴是因为神龟送来书，那么玉板金字和绿竹赤文又是谁做的呢?也许只有神才会给出这样的启示吧。
自从古人从鸟爪感悟出文字代替了结绳记事后，文章的作用就开始显露了。炎帝和太皞遗留的事迹，被记载在《三坟》里，但因为年代久远而无从追寻。唐虞时代的文章，其文采开始丰富。天子开始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心中的情怀和志向;伯益和后稷进谏的意见，也展示了进言的风尚。夏朝兴盛了起来，其业绩非常宏大，各个领域都井井有条，称赞夏朝的功勋和功德。到了商周时期，文采要比之前的质朴风格更加精彩，《雅》和《颂》的出现，使得文章更加文采斐然且日新月异。周文王受难时所作的卦辞和爻辞，其内涵丰富且文采俱佳，意义精深且内涵坚毅。更有周公才华横溢，振兴文王的事业，作诗作颂引导大众的言论和辞藻。直到孔子继承了先圣的遗志，超过了前人的光辉，编定六经，成为先贤文采的集大成者;同时他潜心陶冶情操，组织修辞，使他的教令就像铃声一样能够收到千里之外民众的响应，他的思想就像是珍珠一样流传千古，发扬了天地的光辉，同时也开启了万世子民的智慧。
从伏羲到孔子，前者开创，后者加以发挥，都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来进行著作，钻研精深的道理来从事教育。他们效法河图和洛书用蓍草和龟甲来占卜，观察天文以穷究各种变化，学习过去的典籍来完成教化;然后才能治理国家，制定出恒久的根本大法，发展各种事业，使文辞义理发挥巨大的作用。由此可知：自然之道依靠圣人来表达在文章里边，圣人通过文章来阐明自然之道;到处都行得通而没有阻碍，天天可以运用而不觉得贫乏。《周易·系辞》里说：“能够鼓动天下的，主要在于文辞。”文辞之所以能够鼓动天下，就因为它是符合自然之道的原故。
总结：
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是精妙的，应根据这种精妙的道理来设立教化。古代圣人使这些道理发出光芒，也使伦理道德获得了宣扬。
这是由于最早有了黄河里的龙献出了图，洛水里的龟献出了书。因此，在观察天文的同时，也该学习人文来完成教育。
文心雕龙原道赏析
刘勰提出“自然之道”的意图和“征圣”、“宗经”的关系如何?《原道》的最后一段已讲到这个问题：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在《原道》的讨论中，曾有人提出：“刘勰的《原道》，完全着眼在文上。”这个意见是不错的，论者正看到了刘勰写《原道》篇的真正意图。如前所述，“自然之道”作为刘勰论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指万事万物必有其自然之美的规律，这是刘勰论证一切作品应有一定文采的理论根据。他不仅认为文采“与天地并生”，甚至断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可见，文章应该有文采，在刘勰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刘勰论文而首标“原道第一”，其用意就在于此。他虽然崇拜儒家圣人，却认为圣人也必须本于“自然之道”，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说，从伏牺到孔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这里的“神理”亦即“道心”，就是“自然之道”，圣人只有本于“自然之道”，研究“自然之道”，才能写成文章，完成教化作用。圣人的著作其所以能鼓动天下，刘勰认为，就因为他们的著作“乃道之文也”。这就表明，必须要有符合“自然之道”的文采，其著作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力量;而圣人的作用，只在于能掌握“自然之道”，能很好地发挥“自然之道”的作用，所以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就是“自然之道”和圣人的关系。
原道
对“道”和“圣”的关系，上述理解是“自然之道”和儒家圣人(主要指周、孔)的关系。最近出现一种新的理解是：“道(佛道)沿圣(孔子)以垂文(儒家之经)，圣(孔子)因文(儒家之经)而明道(佛道)。”“道”不等于“佛道”，前已略及。这种“道圣”关系的新说，主要基于对“玄圣创典，素王述训”的如下新解： “玄圣”(佛)创《佛经》之典，孔子述“玄圣”所创之佛典为儒家之六经，故孔子之所述为“训”。 此说的关键在于对“玄圣”的解释，论者“肯定”是“指佛言而无疑”，实则大有可疑。其说主要根据有三：一、宗炳的《答何衡阳书》、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中说的“玄圣”是指“佛”;二、《庄子》、《后汉书》、班固、何承天等虽用到“玄圣”，但“注家皆不得其确解”;三、刘勰之前的宗炳、孙绰，刘勰之后唐初的法琳，均以“玄圣”专指佛，处于其间的刘勰也是佛徒，不能不也是指佛。这些理由是很难成其为理由的。宗、孙之文，“玄圣”指“佛”是不错的，却无法证明刘勰所说的“玄圣”也指“佛”。道理很简单，“玄圣”二字与“佛”也好“儒”也好，都没有必然联系，各家都可用以指自家的远古之圣。仅以刘勰一家来看：《史传》篇的“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不是佛而是孔;甚至同一篇《原道》，“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岂能说使“仁孝”焕发光彩的“玄圣”是“佛”?上二例只能指孔，而“玄圣创典”的“玄圣”却并非指孔，但也不指“佛”(详下)。同一人，同一篇的“玄圣”尚各有所指，怎能据宗、孙的“玄圣”判定刘勰的“玄圣”必同指一物?前面说过，佛入东土之后，为了宣传效果，往往借用儒、道的一些概念和词汇。怎能把宗、孙等借用道家与儒家早已运用的“玄圣”一词，来反证儒道的概念源于佛家呢? 《庄子·天道》和班固《典引》都用过“玄圣”，论者却以为“注家皆不得其确解”。纵使不得确解，也不能证明“玄圣”即“佛”，何况并非未得确解?成玄英注《庄子》的“玄圣、素王”为“老君、尼父是也”，“玄圣”指“老君”，“素王”指“尼父”，这怎是“泛指”，怎么不确呢?至于班固《典引》等文中的“玄圣”二字，说“均是泛指‘老君、尼父者也’”，那就不知何据了。李善注《典引》：“玄圣，孔子也”;李贤注《后汉书》中所录《典引》：“玄圣，谓孔丘也。《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征在，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77这都是很明确的。 第三条理由就无待细辨了，论者自己所列《上白鸠颂》的作者何承天、《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都是孙绰之后、与宗炳同时、略早于刘勰的人，范晔在《王充(等)传论》中说的“玄圣御世”，是无法解为不“御世”的“佛”的，何承天则是宋初著名的反佛者，岂能颂佛为“玄圣”?“能不能说偏偏处于中间的刘勰”不用“玄圣”指“佛”，也就很清楚了。 “玄圣创典”一句的“玄圣”所指何圣，要从刘勰的具体用意来定。他的原话本来讲得很明确：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 如把这几句中的“玄圣”解为“佛”，上二句又作何解释呢?要是不割断上二句，则只能理解为“玄圣”指“风姓”，“素王”指“孔氏”，这就能顺理成章，勿劳旁搜博证。要求旁证，也应于《原道》本篇求之： 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
文心
这四句不正是上四句最好的注脚吗?“风姓”即伏牺。相传伏牺画八卦，演而为《易》，孔子作《十翼》以解释，这就是“翼其终”了，“述训”正指孔子的“翼其终”，“创典”则是伏牺的“画其始”了。所以，“玄圣创典”不是佛主创典，而是伏牺创典。如此，孔子要“述训”的，也就不是什么“《佛经》之典”，“圣”与“道”的关系，就不是儒家之圣和佛家之道的关系了。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