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张行信,字信甫,登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第，累官铜山令。明昌元年，以廉擢授监察御史。时胡沙虎已除名为民，赂遗权贵，将复进用。举朝无敢言者，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残忍凶悖，跋扈强梁，媚结近习，以图称誉。自其废黜，士庶莫不忻悦。今若复用，惟恐为害更甚前日。”书再上，不报。及胡沙虎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顾也。宣宗即位，胡沙虎诛，又言：“自兵兴以来，将帅甚难其人。今命将若不以文法拘绳、中旨牵制，委任责成，使得尽其智能，则克复之功可望矣。《易》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所以垂戒后世者，其严如此。今大兵纵横，人情汹惧，应敌兴理，非贤智莫能。”上深善其言。二年三月，上书言：“近日朝廷令知大兴府胥鼎便宜计画军食，鼎因遣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括官民粮。民粮止两月又夺之。大兵在迩，人方危惧，或生他变，则所得不偿所损矣。”兴定二年，出为彰化军节度使。行信始至泾，即上书曰：“马者甲兵之本，方军旅未息，马政不可缓也。又闻蕃地今秋薄收，鬻马得银辄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艰食，马价甚低。乞令所司辇银粟于洮、河等州，选委知蕃情、达时变如桓端者贸易之。”崇庆中，又曰：“大定间，尝立送宣礼，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数，后竟停罢。彼军士效死立功，仅蒙恩赏，而反以馈献为苦，是岂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参以时务，明立等夷，使取予有限，无伤大体，则上下两得矣。”上多采纳焉。正大八年二月乙丑，薨于嵩山崇福宫，年六十有九。初游嵩山，尝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终于此。(节选自《南史·张行信传》)
译文：
张行信，字信甫，大定二十八年(1188)中进士,累官至铜山县令。明昌元年，因为廉政被提升为监察御史。当时胡沙虎已免职为民，但他仍贿赂朝中权贵，想要重新起用。满朝官员没人敢表态。张行信便上奏说：“胡沙虎为人残忍凶狠，骄横跋扈,献媚于近臣，妄图让他们加以称赞。自从被罢免以来，士民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如今如再任用，只怕为害更超过往日。”他接连上书奏告，但没有回音。等到胡沙虎杀死君王发动叛乱时，人们都替他担忧，张行信却内心平静而不顾念自身。宣宗即位，胡沙虎被杀后，他又说:“自从战事兴起以来，难以得到合适的将帅。现今任命将领如果不再采用条文旧法将他们约束，由朝中意旨来牵制他们，而是委以全任，责其成功，让他们能够全部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则克敌恢复国土的功业可望有成了!《易》中写道:‘开国和继承大业,小人不可任用。’这是圣人用以警戒后世的，话说得这样严厉。如今大兵纵横遍地，人心惶惶不安，抵抗敌军兴国理政，如非贤能而有智慧的人是难以成功的。皇帝十分赞同他的话。二年三月,他上书说:“近日朝廷命令知大兴府的胥鼎根据方便的办法筹划军粮，胥鼎便派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搜括官员和民众的粮食。民众所存的两月粮食又被夺走。大兵已经压境，人人已觉危险，如果再干这种不该干的事，只怕会发生其他变故，那就得不偿失了!”定兴二年,出京外任彰化军节度使。张行信刚到泾州，立即上书说:“马匹管理是军队的根本，如今战事不止，马匹管理不可延缓办理。又听说蕃地今年秋收不好，需卖马得银买粟米。冬春之际肯定缺少食物，马价很低，请让有关方面运银和粟米到洮、河等州，选派熟悉蕃邦情形，通达而能随机应变的像桓端这样的人去购买和交换。”崇庆年间，他又上书说：“大定年间,曾经制定送给宣读圣旨的使者礼品时，凡五品以上官员都有规定的数目，后来竟然废止了。那些将士们效力至死立下战功，才能受到朝廷的赏赐，而他们反而又要把送礼物当成犯愁的事情，这哪里是朝廷的本意呢?请令有关方面依照大定年间规定，参考目前时局，明确规定数目一律等同，让他们收受之间有限度，这样无伤大体，而上下齐美了!”皇帝大多采纳他的意见。正大八年(1231)二月乙丑,死于嵩山的崇福宫,当年六十九岁。他初次游览嵩山时，曾经说:“我多想主管这座山!”后来他果然死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