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吴兢，汴州浚仪人。少厉志，贯知经史，方直寡谐比，惟与魏元忠、朱敬则游。二人者当路，荐兢才堪论撰，诏直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
神龙中，节闵太子难，奸臣诬构安国相王与谋，朝廷大恐。兢上言：“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毁，以陛下为命，而自托于手足。若信邪佞，委之于法，伤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自昔翦伐宗支委任异姓未有不亡者子弟国之根源可使枯竭哉!伏愿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极之心，天下幸甚!”累迁起居郎。寻以母丧去官。服除，自陈修史有绪，家贫不能具纸笔，愿得少禄以终余功。有诏拜谏议大夫，复修史。睿宗崩，实录留东都，诏兢驰驿取进梓宫。以父丧解，宰相张说用赵冬曦代之。
始，兢在长安、景龙间任史事，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兢不得志，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笔札，冀得成书。诏兢就集贤院论次。时张说罢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国史不容在外，诏兢等赴馆撰录。进封长垣县男。久之，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萧嵩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书，得六十余篇。累迁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宝初，入为恒王傅。虽年老衰偻甚，意犹愿还史职。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
初与刘子玄撰定《武后实录》，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颇言“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不然，皇嗣且殆。”后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蕲改，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世谓今董狐云。
(节选自《新唐书·吴兢传》)
译文：
吴兢是汴州浚仪县人。从小很有抱负，同时精通经学和史学，他的正直很少有人比得上。他只和魏元忠、朱敬则交朋友，这两人当了宰相，推荐吴兢的才华能写国史，朝廷命令他在史馆任职，写国史。后升任右拾遗内供奉。
神龙年间，节闵太子之乱，奸臣诬陷安国相王参与了阴谋，朝廷大惊。吴兢上奏说：“相王仁慈孝顺，遭受苦难悲伤，和皇上相依为命，认为自己和皇上情同手足。如相信奸臣，把他杀死，会有损皇上的仁德，使天下人失望。历来杀死骨肉，任用不同姓的人，没有不灭亡的。儿子兄弟就是国家的树根和河源，怎能杀死他们呢?希望皇上能保全兄弟情谊，安慰被谗言诬陷的弟弟，这是国家的万幸!“他多次升官后任起居郎。不久他因给母亲守丧离职。守丧期满，吴兢自称写史书有了头绪，家穷不能备办纸和笔，请求给一点俸禄来完成剩余的工作。皇帝下诏封为谏议大夫，又写国史。唐睿宗去世了，皇帝实录留在洛阳，有诏命吴兢乘驿车取回放进灵柩中去。他又因父亲去世离职，宰相张说任命赵冬曦取代他。当初，吴兢在长安、景龙年间任史官，当时武三思、张易之等人主管修史，史官多阿谀权贵讨好佞臣，编造吹捧，记事多不真实。吴兢不满意，私下撰写《唐书》、《唐春秋》，没写完。到这时，求官职领俸禄买纸笔，想能把书写成。有诏命吴兢等到史馆里去写。升任长垣县男爵。一段时间以后，因被判记事不恰当，贬任荆州司马，他将史书草稿带着赴任。萧嵩主管编史书后，上奏派使者到吴兢那里去拿书槁，得到了六十多篇。他多次升官后任洪州刺史，因受牵连贬为舒州刺史。天宝初年，进京任恒王傅。虽然年老体衰背驼得厉害，心里还想再任史官。李林甫嫌他衰老，不任用他。后去世了，享年八十岁。
他最初和刘子玄编撰《武后实录》，记载张昌宗引诱张说为魏元忠事作伪证，写道“张说已同意了，靠宋璟等人拦着苦劝，才改变主意进忠言，不这样，皇族就危险了“。后来张说任宰相，看了这话，心里不高兴，知道是吴兢写的，就乘便假装对他说“：刘子玄记魏齐公的事，一点不顾我的面子，怎么办呢?“吴兢说：“刘子玄已去世了，不能在土里受冤枉。那是我写的，草稿还在。”听说的人都赞叹他的耿直。张说多次凭感情请求他改写，他推辞说：“照顾您的私情，那叫什么实录呢?”终于没改。当时人称他为当代的董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