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群臣若能备尽忠直，益国利人，则官爵立至。皆不能以此道求荣，遂妄受财物，赃贿既露，其身亦殒，实可为笑。帝王亦然，恣情放逸，劳役无度，信任群小，疏远忠正，有一于此，岂不灭亡?隋炀帝奢侈自贤，身死匹夫之手，亦为可笑。”
贞观四年，太宗谓公卿曰：“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古人云：‘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此言可为深诫。若徇私贪浊非止坏公法损百姓纵事未发闻中心岂不常惧?恐惧既多，亦有因而致死。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卿等宜深思此言。”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自九成宫赴京，违法取驿家麸数石。太宗赐其麸，令自负出以耻之。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太宗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之。惟须纳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于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利贱义，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将我比桓、灵耶?”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
(节选自《贞观政要·贪鄙》)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皇帝对侍臣们说：“一个人(如果)手中有一颗明珠，没有不以之为贵重之物的，如果拿(它)去弹射鸟雀，这难道不是很可惜吗?何况人的性命比明珠更珍贵，见到金银钱帛不惧怕法律的惩罚，立即直接收受，这就是不爱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去弹射鸟雀，何况更加珍贵的性命，竟用它来换取财物?各位大臣如果能够竭尽忠诚正直，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以得到。一律不能用这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就收受财物。赃物贿赂暴露以后，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可笑的。帝王也是这样，任性放纵逸乐，强迫百姓当差服役没有限度，信任小人，疏远忠诚正直的人，犯有其中一件事，哪能不灭亡的?隋炀帝挥霍浪费钱财，过分追求享受，却自认为贤能，自身死在一介匹夫手里，也是很可笑的。”
贞观四年，太宗对公卿说：“我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仅仅只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我长久以来小心谨慎地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我敬畏天地那样，这样不但百姓安宁，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说：‘如果明智贤良的人财多了会影响他奋发向上的志向;如果愚笨的人有很多的钱财，那只会增加他们去犯错的机会’,这话可以深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但是破坏国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呢?恐惧多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大丈夫难道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总是蒙受羞耻吗?你们应当深刻地思考这些话。”
贞观六年，右卫将军陈万福从九成宫去京城，他在驿站处违法取得几担麦麸。唐太宗知道后，就把这些麦麸赐给他，让他自己背出宫，以此来羞辱他。
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宣州、饶州的大山里埋藏有银矿，如果把它们开采出来，可获得极大的收益，每年可向朝廷上缴钱数百万贯。”唐太宗说：“我贵为天子，这样的事知道得很多，现在，我需要的只是采纳对老百姓有益的忠言，推行对老百姓有益的善事。再说，国家积攒数百万贯钱，哪如得到一个有才行的人?你不推举贤能，表彰善事，也不揭发奸邪之人，肃清豪强，只知道上奏售卖银矿这些有关实利的事情。过去，尧舜把美玉扔在山林，把宝珠沉没在深渊，因此高尚的美名，流芳千古。后汉时，桓帝、灵帝重利轻义，是近世有名的昏聩之君。你这样做，是竟然想把我与桓帝、灵帝相比吗?”就在这一天，他下令将权万纪削官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