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圣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圣人之名，岂隘与不恭者所得僭哉!盖闻圣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于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进而寡退，苟得而害义，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圣人患其弊，于是伯夷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治则进，乱则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进，过廉而复刻，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圣人又患其弊，于是柳下惠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辞小官。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洁，恶异而尚同，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时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时，三圣人之弊，各极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曰：“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仕则仕，可以处则处。”然后圣人之道大具，而无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无弊者，岂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为终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则恶在其为圣人哉?是故使三人者当孔子之时，则皆足以为孔子也，然其所以为之清、为之任、为之和者，时耳。岂滞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于一端而已，则不足以为贤人也，岂孟子所谓圣人哉?孟子之所谓“隘与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时尔。故曰：圣人之言行，岂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
(取材于王安石《三圣人论》)
译文：
孟子议论伯夷、伊尹、柳下惠，都(把他们)称为“圣人”，但又说：“伯夷狭隘，柳下惠不严肃。狭隘和不严肃，(都)是君子不采取的。”圣人的美名，怎么能是狭隘和不严肃的人能够得到的呢!(我)大概听说圣人的言语行为不随随便便，要把它作为天下的法则。从前，伊尹给天下制定行为准则，说：“(我)哪里侍奉的是昏君呢?(我)哪里差遣的是暴民呢?天下太平时(可以)出来做官，天下混乱时也(可以)出来做官。”但后世之士大多不能探求伊尹(这样做)的真正意图，因此大多追求做官而很少选择隐退，不正当地获利而损害大义，这真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弊端啊。圣人担心这种弊端，在这种情况下伯夷出来纠正这种弊端，给天下制定行为准则，说：“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天下混乱就隐退不出。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就)不侍奉，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百姓(就)不差遣。”但后世之士大多不能探求伯夷(这样做)的真正意图，因此大多选择隐退而很少追求做官，过于方正和过于苛刻，这真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弊端啊。圣人又担心这种弊端，在这种情况下柳下惠出来纠正这种弊端，给天下制定行为准则，说：“不把(侍奉)无道之君当作耻辱，不拒绝低微的官职。不被任用也不怨恨，艰难困苦也不忧愁。”但后世之士大多不能探求柳下惠(这样做)的真正意图，因此大多行为不检而很少洁身自好，不喜欢不同意见而混同于流俗，这真是不良社会风气的弊端啊。这三位圣人，(制定的准则都是)针对时代的偏失去拯救它，(并)不是天下的中正之道，因此时间久了一定会产生弊端。到了孔子的时代，三位圣人(面临)的弊端，在社会各方面都达到了极点，所以孔子综合了三位圣人的做法给天下制定全面的行为准则，说：“应该快就快，应该慢就慢;应该做官就做官，应该隐退就隐退。”这之后圣人之道彻底完备了，没有任何偏颇的弊端了。圣人之道彻底完备而没有弊端的原因，哪里是孔子一人之力呢，(应该)是四位圣人相互传承(的结果)啊。所以伯夷(如果)不清高，(就)不能挽救伊尹(时代)的社会弊端，柳下惠(如果)不随和，(就)不能挽救伯夷(时代)的社会弊端。圣人能够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们)能用自己(的做法)来救治社会弊端吧，如果都想采取孔子的做法，却忽略了(当世的)社会弊端，那怎么能称得上是圣人呢?所以假使三位圣人处在孔子的时代，那么(他们)都能成为孔子，但他们表现清高、表现负责、表现随和的原因，(不过)是时代(需要)罢了。哪里会拘泥于其中一种做法呢?如果(只)拘泥于其中一种做法，那么(他们)就(连)贤人(都)称不上，哪里(能)成为孟子所说的圣人呢?孟子所说的“狭隘和不严肃，是君子不采取的”，(这)也是(针对)他的时代特点说的。所以说：圣人的言语行为，哪能随随便便就算了，要把它作为天下的法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