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惟桑维翰当之。
刘知远决策以劝石敬塘之反，倚河山之险，恃士马之强，而知李从珂浅软，无难摧拉，其计定矣。而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敬塘智劣胆虚，遂从其策，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知远争之而不胜。于是以生民之肝脑，五帝三王之名教礼乐，驱以入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真乘之;女真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塘之始念也，维翰尸①之也。
夫维翰起家文墨，为敬塘书记，固唐教养之士人也，何仇于李氏，而必欲灭之?何德于敬塘，而必欲戴之为天子?敬塘而死于从珂之手，维翰自有余地以居。敬塘之篡已成，已抑不能为知远而相因而起。其为喜祸之奸人，固不足责;即使必欲石氏之成，抑可委之刘知远辈，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群言，决意以戴异族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始终重贵②之廷，唯以曲媚契丹为一定不迁之策，使重贵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财竭，民心解，帝昺③山之祸，势所固然。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不仅重贵缧系，客死穹庐而已也。论者乃以亡国之罪归景延广，不亦诬乎?延广之不胜，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谋强，可用为咎，亦仅倾臬捩鸡④侥幸之宗社，非有损于尧封禹甸之中原也。义问已昭，虽败犹荣。石氏之存亡，恶足论哉!
正名义于中夏者，延广也;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存中国以授予宋者，刘知远也。于当日之俦辈而有取焉，则此三人可录也。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维翰当之。胡文定传《春秋》而亟称其功，殆为秦桧之嚆矢○5与?(王夫之《桑维翰论》)
注：①尸：主其事。②重贵：石敬塘的侄儿，塘死，其为帝，是为出帝。③帝昺：南宋最后一个皇帝，元兵攻陷城池，昺投海。④臬捩鸡：石敬塘的父亲。⑤嚆矢：开始。
译文：
为国家出谋划策但给天下遗留下大祸患，这样的人是天下的罪人，但这样的人是有等级的。祸患天下比较短的时间，就是短时间的罪人，卢杞就是这样的人;祸患殃及一代人的，就是一代人的罪人，李林甫就是;祸患殃及万代的，就是万代罪人，自有人以来，只有桑维翰当之无愧。
刘知远的谋略用(出谋划策)来鼓励石敬塘谋反，倚仗山河险要，依靠兵马强壮，并且知道李从珂的浅薄、懦弱，势力不难推倒，这样的计谋就确定了。但桑维翰急切地请求折节来侍奉契丹。石敬塘又智力低微、胆子很小，就急忙听从他的计策，向契丹割地称臣，向夷狄给予还没有夺过来的权利(给了契丹生杀予夺的权利)，刘知远据理力争但没有胜利。于是把百姓的生命、五帝三王的规矩都付之东流。契丹变弱小，女真乘机攻打;女真变弱小，蒙古乘机攻打。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祸患，百姓都沦落为夷狄的奴隶。这不是石敬塘当初的想法，这是桑维翰主使他这样。
桑维翰起家于文字，是石敬塘的书记官，本来是后唐的养士，对李氏有何仇恨，却一定要消灭他?对于石敬塘来说(对石敬瑭)，有何恩惠，一定要拥戴他为天子?如果石敬塘死于李从珂德手里，桑维翰只(自)有居住、生活的地方。石敬塘已经篡位(篡位的图谋已经实现)，已经不能说因为刘知远的计谋而起的。他的行为喜欢奸人(他是一个喜欢祸乱的奸人)，暂且不足以责备;假使一定想让石敬塘成功，也可以委任给刘知远这类人，慢慢地收获一定会(必定得到的)成功。(桑维翰)(却)力排众议，一定(一心)拥戴异族为君父，我不知道他是何用心!石重贵的朝廷始终只(把)曲意逢迎契丹(作)为恒定的策略，使石重贵掠夺天下财富以侍奉契丹。百姓财产完尽，民心涣散，后来皇帝赵昺在崖山的灾祸，形势上看是必然的。毁坏国家的防线，是万代的灾祸;不仅是重贵被别人俘虏，客死在敌军的大帐中。议论的人把亡国的罪过归于景延广，不也是诬陷吗?景延广的失败，只是不幸啊!他的智慧小而谋略太大，可以是他的过错，也仅仅是抛弃(倾亡)了臬捩鸡(侥幸得来)的家室，没有损失传统的中华。正义的名闻已经昭显，即使败了也是光荣的。至于石敬塘的生死存亡，哪里还值得讨论呢?)
在华夏正名义的人，是景延广;做事虽然大逆不道，但有正直名声的，是安重荣;保存中原传送给宋的人，是刘知远。在当时的同类中的人有可取之处的，只有这三个人可以记录。自有百姓以来，天地不容的罪过，只有桑维翰。胡文定写《春秋传》极力称赞他的功劳，恐怕是秦桧之流的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