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在昔唐宋时，朝士大夫称得罪去者，往往屈为荒远郡佐员外署置。其禄虽有之，仅自给妻子耳。为之上者，不以责其吏②能;为之下者，亦不谓其能吏我：以故鲜钱谷法比③、簿书期会之烦。其余日，则足以竭其工于诗。虽其诗之工，然不过以之发其羁孤无聊、磊落不平之思而已。其山川之奇丽，则辱之而为险恶;风日之骀荡则辱之而为憯凄以至物候之稍偏民俗之稍异则辱之而为瘴为疠为魑魅魍魉若不可一朝居者。如沈宋元白刘柳诸君子之言，固具在其探幽造微，穷变尽态，固不可以余说而废其工，然要之有出于叹老嗟穷、忧谗畏讥之外者乎?有能如风人④之所谓可以兴、可以群且怨者乎?
明世则不然。士大夫坐谪者，仅少镌其秩级，而不限以地之远近。为之上者，少优以礼而不废其事;为之下者，以叙迁之吏待之而忘其端。其外既有所縻于职，而内又无所大概于念，宜其人之工事而拙言也。夫明之诗，诚不足以拟唐之工;然于臣子之节，亦即修矣。而余乃复交致其不满者，何也?之唐而使风人之义渝也，之明是使天下无风人也。
吾郡以诗名天下，至嘉靖间最;嘉靖中诸名能诗者，独皇甫氏最;皇甫氏昆季四人，独子循先生最。先生绮岁通朝籍，三事公卿，皆折行而与之礼。先生既负才，有重名，然秉执劲节，多所抵牾。以故从虞部郎始谪佐黄州，稍迁南司勋部郎，辄又谪佐开州，量移婺州，最后迁滇宪以罢。
黄，故楚饶郡，又邻天子汤沐之邑;开，属魏，为三辅地;婺，属越，越又天下首藩。当事者虽不能尽知先生，其所以处先生，雅亦已胜唐;而先生亦不以谪故，遂厌薄其吏道。其为吏，亦竟不肯缘饰时好而诎其诗，其诗之工不待言。然要之志有所微动，则必引分以通其狭;气有所微阻，则必广譬以宏其尚。其山川风日，物候民俗，偶得其境以接吾意，而不为意于其境。盖先生之诗之工，取工于穷者也，非用其工于穷者也。吾不知其后先于风人，第于所谓兴与群与怨者，盖三复而略得之矣。先生庀材于江左，得格于大历，其为虞部，有《虞部集》;为司勋，有《司勋集》;中岁依白下释氏居，有《禅栖集》;宪滇，有《南中集》;归，有《还山集》;其所用，得罪为三州故，详自序中，兹不赘。
(选自《弇州四部稿》，有删改)
(注)①皇甫百泉：皇甫访，字子循，号百泉，与王世贞同为吴郡人。②吏：同“使”。③钱谷法比：钱谷，财政方面的事物;法比，法律条例。④风人：诗人。“风”为诗经六义之一，故以“风人”为诗人;孔子认为诗之本义在于“兴观群怨”。
译文：
在从前唐宋时，朝中士大夫因获罪而被流放的，往往屈居到荒僻遥远的郡县，以正官以外的官职处置。他们的俸禄虽然有，但仅仅只能供给妻子儿女使用。在他们之上的人，不会要求他们有被使用的才能。在他们之下的人，又不认为他们能够使唤自己。因此很少有财政方面的法律条例、公文簿书定时会集之类的烦恼。他们闲暇的日子，就能够竭尽自己的才能去写好诗。虽然他们的诗很工稳，然而不过是以此抒发自己羁旅孤独、百无聊赖、怀才不遇等不平的思想罢了。如果山川奇险秀丽，他们就辱称这些山川是险恶之地;如果此地风和日丽，使人舒畅，他们就辱称其为凄凉伤感。以至于物候稍微偏移一点时节，民俗稍微不同，就辱称这些为瘴气疠气，有魑魅魍魉，简直一天也不能居住。比如沈宋元白刘柳诸君子之诗文，固然详细在他们探访幽微之处，写尽他们的形态变化，本来不可凭借他们的其他感想来废弃他们工巧的文笔，然而关键是他们这些诗文，有超出叹息老病穷困、忧愁谗言、恐惧讥讽之外的吗?有能够像诗人所说可以兴、可以群且怨的吗?
明朝就不这样。士大夫因获罪被贬谪的，仅仅只是降低他们的官阶品级，而不限于流放地的远近。作为他们的上级，稍稍以礼有待而不荒废他们的公务;作为他们的下级，就按照资历或劳绩升迁的官员来对待他们，而忘记了他们的罪责。他们在外既然羁縻于职务，在内又没有什么念头在心中无法排遣，故而这些人擅长处理事务而言辞拙讷，是很适宜的。明代诗歌(的工巧)，确实不足以和唐诗的工巧相比;但是在臣子的节操方面，(明代)也是很好的了。而我却依然对他们都不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唐代让诗人改变了自己的道义，而明代是让天下再也没有诗人。
我们郡县凭借诗歌名满天下，到嘉靖年间为最;嘉靖年间众多号称能作诗的人，又独以皇甫氏为最;皇甫氏兄弟四人，又独以皇甫子循先生为最。皇甫子循先生少年就入了官籍，多次侍奉公卿，公卿都折节而对他礼遇。先生既身负才华，有了盛名，然而依然秉执刚劲的节操，与他人多有矛盾。因此从虞部郎开始贬谪辅佐黄州，逐年升迁为南司勋部郎，就又贬谪去辅佐开州，遇赦酌情调迁婺州，最后贬谪到滇宪而罢官。
黄州，是以前楚国富饶的郡县，又毗邻天子的汤沐邑;开州，属于魏国，是三辅之地;婺州，属于越国，越国又是天下首屈一指的繁盛郡县。当地主政的人虽然不能完全了解先生，(但)他们用来对待皇甫先生的方式，平素(待他)也已经超过唐代(对待贬谪官员的方式)了;而先生也不因为自己贬谪的缘故，就厌恶轻视他的为官责任。他做官吏，也最终不肯为了文饰当时而让自己的诗歌屈心抑志，他的诗歌工整自然不必说。然而最重要的是，他的志向稍微动摇，就一定会引咎以疏通狭隘;他的气息稍有阻碍，一定多方晓喻以恢宏他的风尚。那山川风日，物候民俗，偶然获得其意境来接近自己的情意，而不刻意在某种意境上抒发自己的情意。大概先生诗歌的好，是从其窘迫取得的佳妙，而不是在其窘迫处境中使用他巧妙的诗词。我不知道他之后优秀超过众多诗人，比于所说的兴与群与怨的原因，大概读了三遍而略略领略了一些。先生从江左得到材料，从大历得到品格，他做虞部，有《虞部集》;做司勋，有《司勋集》;中年依附和尚在寺庙居住，有《禅栖集》;治理滇地，有《南中集》;回来后，有《还山集》;他被任用和因获罪而治理三州的缘故，在他的自序中已经很详尽了，这里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