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古风(其三十五)》原文阅读|赏析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
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
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
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
功成无所用，楚楚且华身。
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
安得郢中质，一挥成风斤?
先秦诸子善于运用生动的故事来说理，后世的哲人亦多继承此法，这些故事流传下来成为后人喜爱的寓言，也成为后世诗文中习用的典故。
《庄子·天运篇》 有一则故事： 春秋时越国的美人西施因患心痛病经常捧心蹙眉，同村的丑女见了感到西施真美，于是也学西施的样子捧着心皱起眉，结果丑上加丑。同村人见了，有的闭门不敢外出，有的索性携妻带子迁居而去。这个故事成为后世“丑女效颦 (pin蹙眉)”的典故，意谓单从表面学习模仿，想弄巧反成拙。
《庄子·秋水篇》 有一则故事： 邯郸人走路的样子好看，寿陵地方的少年去邯郸学人家走路，可他没有学会，连原来走路的姿势也丢掉了，只好“匍匐而归”。这个故事成为后世“邯郸学步”的典故，意谓一味模仿，不仅学而无成还会失掉固有本色。
西汉扬雄 《扬子·法言·吾子》 有一则故事： 有人问扬雄： 你年轻时不是很喜欢作赋吗?扬雄答： 是的，那好象是“童子”写“虫书”、”刻符”两种字体。过了一会儿扬雄又说： 那种事是“壮夫不为”的。“虫书”、“刻符”是秦代八种书体中的两种，特点是纤巧难工。这个故事成为后世“雕虫篆刻”、“雕虫小技” 的典故，谓微不足道的小技、末技。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有一则故事： 宋国有个人向燕王谎说自己能在“棘 (ji小枣树)刺”的顶端刻制 “沐猴”(母猴)，但燕王需斋戒三月后方能看到。燕王信以为真，但不能久斋，只得以优厚的待遇供养这个宋人。后来宋人的谎言终被揭穿。这个故事成为后世“棘刺沐猴”的典故，意谓虚妄欺骗或艰辛而又难成的事业。
《庄子·列御寇》 有一则故事： 朱泙漫向支离益学习杀龙，耗尽了千金家产，用了三年时间，学成了屠龙的本领却没有用武之处。这个故事成为后世“屠龙之技”的典故，意谓高超而没有实用价值的技艺。
《庄子·徐无鬼》 有一则故事： 郢人的鼻尖上沾了一片薄如蝇翅的泥土，请匠石用斧子给他削去。匠石把斧子抡得呼呼成风，一下子把泥土削得干干净净，郢人鼻端不伤，面不改容。宋元君听了以后，召匠石拿自己来试验。匠石说： 郢人死了，没有能承受这一斧的“质” 即对象了。这个故事后世成为典故，以 “运斤 (斧子) 成风”谓精湛的技艺，高明的手段;以 “郢中之质” 谓施展技艺一手段的必要合作者。
李白的 《古风》 其三十五一诗，是阐述他诗歌创作理论主张的一首论诗诗。诗中运用了以上六个典故。
在诗歌创作上，李白主张“复元古”(《古风》其一)、”复古道”(孟棨《本事诗》 引李白语)。他之所谓复古，是改变齐梁以来直至唐初的形式主义颓风，继承 《诗经》、屈原直至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是以 “复古” 的形式来表示革新的理想和抱负。基于这种革新的主张，李白 “不仅对六朝遗风的形式主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而且，对创作上毫无出息地模仿、雕饰(这在南北朝时期以及初唐都有它的影响)，也给予了尖锐的讥刺和嘲笑”(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 第七章第一节)。李白的这些主张和见解，正体现在这首 《古风》 其三十五中。
诗歌的前四句通过“丑女效颦”、“寿陵学步”两个典故嘲笑那些没有出息地模仿他人的所谓诗人及诗作，丑上加丑，弄巧成拙，连 自己的本相也失却了。典故本身已含有嘲讽讥刺的意味，李白在诗句中运用时，强调“惊四邻”、“笑杀人”二语，漫画式地勾勒出一幅讽刺喜剧的场景，浓重渲染了创作上只知一味模仿所引出的可笑可鄙的后果，加重了批判讽刺的力量。诗歌第五、六句，运用 “雕虫篆刻”之典，批评那些创作上专门追求形式的人，他们写出的“斐然子”——华美浮艳的诗章，不过是区区小技，这本是“壮夫不为”的，刻意于此，则丧失了人品与诗品清新、淳真的本色。第七至第十句中，第七句明用 “棘刺沐猴”之典，第八、九句暗用“屠龙技”之典，进一步批评刻意雕琢的创作态度： 从真正的创作意义上说，那不过如同在棘刺上刻猴与屠龙之术一样，纯粹是旷费时日、劳而无功。但为什么许多人乐此而不疲呢?诗人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他们的用心与目的：“楚楚且华身”，以表面鲜缛光馨的诗句妆点自身，获取个人的荣耀而已。如此对待诗歌之创作，完全违背了 “诗言志”的古训，诗人李白由此想及 《诗经》 传统的被弃，故而第十一、十二两句从正面申抒自己的感慨：“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大雅”与 “颂”是 《诗经》 中的两个部分，此即代指 《诗经》，《诗经》 是周代作品;“文王”即周文王，周代开国之君，此处以周文王指周代古朴实际的文风。这两句诗在词序的安排上较为参差，诗意为 “大雅”与“颂声”所代表的 《诗经》 的传统长久地断绝沦没了，因而诗人怀想并力图恢复古代明君周文王时代真淳厚朴的诗风。这是两句不借助于典故而从正面表述自己诗歌创作主张的诗句。他的这个主张在 《古风》 其一 (大雅久不作) 中更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作了全面明确的阐述。诗人的主张是如此，但在当时立即改变模仿、雕琢的积习，恢复《诗经》 的传统却也并非易事，所以诗篇结尾二句诗人通过反问的形式运用“郢中之质”、“运斤成风”的典故抒发感慨： 自己纵有运斤成风的手段，到哪里去找郢人为“质”来实现自己的手段呢?其深层的含义则是改革诗风的愿望、抱负与本领，到哪里能得到施展的机会呢?从中透露出诗人改革诗风的热望、急切，也流露出诗人因缺少志同道合的知己而产生的深婉的悲叹!
总观这首论诗之诗，在表现手法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借助于典故。典故具有丰赡的内蕴，包含一个生动的故事，故而概括性强，表现力强。李白此诗借助典故将抽象的诗歌理论阐发得简炼深透，且具有极可感知的生动性与抒情性。在典故运用的方式上，六个典故有明用、有暗用;有直述、有反问;有的只写明典故，有的将原典的本事加以概括 (如 “还家惊四邻”)或发挥(如“笑杀邯郸人”)。典故虽多，丝毫没有晦涩堆积之感。全诗之用典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此诗在体式上属于“古风”，即“古诗”，在内容上呼唤自古以来的优秀诗歌传统，在手法上借助于大量典故进行说理，在语言上简古精深。这一切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了此诗厚朴、淳古的基本风格。在古代论诗诗中，无论其思想内蕴、表现手法还是艺术风格，都有着独具的精到之处。它是研究李白文学思想的重要材料，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它对于推动唐代诗歌的革新、促使唐诗走向我国古代诗史的顶峰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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