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执行官》报道，一个公司也像一个人一样，有生老病死。运气好的，有像亚历山大那样，32岁就已经征服了所有的已知世界，也有像姜太公那样，80岁了还在钓一条不知道到底存不存在的大鱼。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恐惧
2005年4月15日，土豆那时候一共5个人。将要凌晨。我和我的开发工程师，两人瞪着电脑屏幕，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发布土豆网。
“还有好几个Bug没修。”我的开发工程师说，“心里害怕。要不要再延几天?”
那时候，我们几个人已经照着我的脑子里的一个念头开发了三个月。就我们所知道看到的，我们是这世界上唯一的视频分享网站。没有谁可供我们学习。世界上还没有Youtube。搜索土豆网，打开的还是一个菜谱的网站。我们也都知道那句话：如果一个想法只有你一个人想到，这个想法可能不是个好想法。如果整个世界只有我们几个人在白天黑夜地忙活这件事，我们在做的会不会是一件极其愚蠢的事?
“发布吗?”我的工程师问我。凌晨了。
“发布吧”，我说，“他妈的我已经付了800块钱的新闻通稿费了。不能退款。”无知者无畏。那时我对中国互联网的凶险和艰难，完全无知。
把自己逼到多花一块钱、多滞留一分钟都凶险的绝境，是另一种克服恐惧的方法。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伙伴
土豆上线后才几天，IDG的高翔就找到了我。第一次见面，我们俩在上海宝莱娜的花园里聊着，聊互联网，聊土豆。从中午一直聊到了夜里，整整聊了11个半小时，各自喝了5升的啤酒。随后见了毛丞宇，杨飞，当然，还有章苏阳。
10月份，我到了北京。苏阳和杨飞在会议室里，我们聊了15分钟。
“王微，这，我们这样想，”苏阳说。
我想了想，说，“我去下厕所?”
“去吧去吧。出门转角就是。要不要我和你一块过去?”杨飞说。特别热情。
“不用不用。”
我撒了泡尿，回来，说，“那咱们就一起干了吧。”
所以我们就一起经过了后来的4轮融资，公司的和我个人的种种风波和风险，经过了金融危机，牌照危机，上市的艰险，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决定性的时刻
2010年的8月3日，凌晨4点钟。土豆的财务团队，两个投行，两个律师所，会计公司，土豆的上市团队核心成员都在香港中环的一个办公室里。
我们熬了一周通宵，都已经精疲力尽。我缩在办公室一个极小的电话亭里，在通一个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的电话。
经过几轮的提交，将近一年的据说是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持续最长久的一次上市过程，这是最后一次提交的关键时刻。但是，市场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一直波动，过去的一周，由于希腊，上下大幅震荡。
“我们两个银行的建议都是推迟上市。我们觉得9月份的市场环境应该会好很多。今天不要提交。”投行在电话里说。几周下来，他也极其疲倦了。
“不，必须这个月上。必须现在提交。”我说。
最终，我把所有的资源，所有的说服力，我和土豆能调动的一切力量，都压在了那个电话上。
“好吧，但我需要和另一个投行确认下。”投行电话里说。
我挂了电话，虚脱一样地疲惫，但我知道我们已经赢了。10分钟后，团队的一
个人接完一个电话，他忍不住高举拳头叫了出来，“Wego!”
凌晨4点半，在截止时间半小时前，我们提交了报告。开始了正式的路演。到美国的第一天，碰到美国政府债券70年第一次被调低评级，希腊和意大利的国债危机持续着，路演的一周里，股市每天跷跷板般上下5%地剧烈震荡。一周里我们开了55个单独会，11个宣讲会，10个城市。8月17日，土豆上市了。我们都看到了当下的市场是多么地悲惨。
如果那一刻没挺住，那估计我们要从9月等到10月，10月等到11月，到现在还等着。
在电话亭里的那最后三分钟，是决定性的时刻。在那样的关键时刻，退了，就是一个
悲催的人生，只有挺住，全身心地押上去。必须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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