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到一名青年学者，从一个乡村放牛娃成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这便是我这三十九年的成长道路。古云：四十而不惑，明年我就进入了不惑之年，我觉得该是对我这三十九年的人生旅程进行总结的时候。
通过对我这三十九年人生旅程的总结，找寻自己在学业上通向成功的经验与教训，鞭策自己，以便今后更加奋发有为，也鞭策能够读到我这部简要自传的青年朋友们，特别是那些身处逆境的青年朋友们。
一、一切富饶从贫瘠中来
我生于1964年阴历冬月（11月）15日晨八点钟左右，冬天太阳初升的时候。正是因为自己出生在太阳初升的时候，父母给自己取名叫“周广庆”，“广”是我这一辈的派号，“庆”是我个人的字号。以“庆”为字号象征着太阳初升之时万物欣欣向荣，普天同庆，尤其在寒冷的冬天（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太阳给天下万物带来了温暖、祥和、欢欣，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特别是靠天吃饭的农民看来，太阳升起是吉利之事，值得喜庆。“广”字与“庆”字相结合，形成“广庆”，即有“普天同庆”之意。由于我在家里排行老四，故小名叫“四娃”。在我上学之前，没人叫我“周广庆”，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四娃”。
我的出生地在湖北省郧阳地区（现十堰市）均县（现丹江口市）土桥镇，祖上世代居住于土桥镇上。
我祖父周常德是当地有名的私塾先生，号为“周秀才”，他常与武当山道士来往，所以当地人传说他会施法术，当地叫“作法”，就像《水浒传》里的公孙胜一样，能呼风唤雨。远近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三教九流都不敢惹他，对他敬而远之。这种传说当然是迷信的产物。因为我曾调查过一些认识我祖父的人，他们都说他会“作法”，但没一个人亲眼看到他做过什么“法”，没一个人见过他呼风唤雨。每年春节或遇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他都分文不取地给人写对联，当地叫“赐字”。1983年，一位与我祖父有过交往的老人告诉我，整个土桥镇街坊几乎没有一家没有得到过周秀才的赐字。可惜的是，旧中国医学落后，我祖父英年早逝，1930年死于肺结核（当时叫“痨病”），去世时年仅35岁。
祖父去世时，我父亲周启华只有9岁。父亲下面还有一弟一妹，祖母又是小脚女人，只能呆在家里做家务，不能外出做事，家里的生活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我那年仅9岁的父亲身上。听我母亲讲，祖父去世以后，我父亲带着他弟弟周启善赤裸着身子到处讨米要饭，以此养活我祖母和姑姑。我父亲12岁那年就开始做挑夫，从现在的老河口市（当时叫“光化”，丹江水库修成以前航运十分发达，千帆竞发，直达汉口，当时有“小汉口”之称）挑商货到均县县城（丹江水库修成以后均县县城被库水淹没）和土桥镇上卖给商铺老板，或者挑到武当山卖给道士们。当时挑运的主要商品是食盐，另外是瓷器、洋布等。我父亲一生勤劳节俭，这与他从小挑起家里的生活重担有关。
我母亲陈桂华是陈世美的后裔。陈世美是均县人，清代举人，官至河南知府，一生为官清正廉洁。一位同乡秀才到河南投奔陈世美，欲求得一个官职，陈世美没能满足他的要求而得罪了他，他为了发泄私愤，编写了《包公铡美案》攻击陈世美。把清官陈世美描绘成忘恩负义、抛妻杀子的小人。民间艺人根据《铡美案》编演了《秦香莲》戏到处传唱，以至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陈世美是忘恩负义、抛妻杀子的代名词。
小说家的文学虚构造成了数百年的历史冤案。万民敬仰的清官陈世美变成了人人唾骂的卑鄙小人。包公是宋代人，陈世美是清代人，二者相距六百余年，六百年前的包公怎么能铡六百年后的陈世美？历史上的陈世美只是中过举人，而戏中的陈世美中的是状元，并且做了皇帝的女婿。这两点差异足以证明戏中的陈世美是文学虚构，与历史上真实的陈世美南辕北辙，完全是两码事。正因为戏中的陈世美与真实的陈世美是两码事，所以，《秦香莲》戏在均县（清代称均县为均州）一直是禁演的。我舅舅陈胜举告诉我，民国年间曾有一个河南戏班子在均县城演《秦香莲》戏，戏台被砸，演员遭到痛打。均县禁演《秦香莲》戏，自清至新中国建立，已成为习惯。
陈氏家族至今流行着不少有关陈世美的美好传说。比如，传说陈世美又名年谷，因其出生之年久旱无雨，粮食颗粒无收，到处闹饥荒。陈世美的父亲给他取名世美，又名年谷，希望从陈世美出生以后，年年五谷丰登，世上充满美好与幸福。又比如，传说陈世美为取得科举功名，发奋苦读，让他父亲在河对岸修了一座读书亭，早上天亮即让船工送过河去读书，晚上天黑才让船工接过河回家，天天如此，苦读十数年才考取了功名。我曾写《均县禁演<秦香莲>戏》一文，收录在《楚天文荟》一书中，原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年近九十高龄的吕德润先生看到此文后，曾给我写信，表示极大的关注。
祖先的传说对我的成长起到了精神导向作用，从少儿时期就激励我奋发向上，成为我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特别是在我遭受挫折、身处逆境时，成为我的精神支柱和不断重新奋起的原动力。
巍巍武当山，清清丹江水，故乡土桥镇山水奇美，人杰地灵，是通向武当山的第一镇。新中国成立以前，土桥镇原是由均县县城通向武当山的必由之路。到武当山朝拜的香客们大多要在这里歇息一夜，第二天鸡鸣起床赶往武当山朝拜祖师爷（真武大帝）。土桥镇盛产烤烟，商业发达，自古是均州地区有名的乡镇。这里民风淳朴，崇尚诗文，家学深厚，我的父系先祖和母系先祖都是书香门第，奉行“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信条。尽管到我祖父、外祖父那一代已经家业败落，但书香余韵尚存，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尤其是祖父周常德学冠当地秀才之首，为时人所敬重。
在我的记忆中，故乡土桥镇的一切完全是空白，因为我在土桥镇只成长了两年。对于一个两岁的幼儿来讲，还处于呀呀学语的阶段，没有记事能力。现在土桥镇已经淹没在丹江水库中，成为鱼鳖之穴。“南水北调”工程的启动，又要加高丹江大坝，土桥镇将深深地淹没在丹江库水之下。因此，我将永远无法看到故土的面貌，也永远无法追寻祖先的遗迹。也许正是这样，故土才给了我更多的神秘和想象的空间，使我对故土的一切充满了无限的向往、遐思和想象。
一切富饶都从贫瘠中来。自古以来，均州地区（今之丹江口市）崇山峻岭，土地瘠薄，清清的丹江水（古之“丹水”）流贯其间，哺育了流域内的人民。楚人祖先沿“丹水”南下到今之宜城、南漳一带，“辟在荆山”、“辟路蓝缕，以启山林”，建立了“丈地计众，中分天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强大楚国。贫瘠孕育富饶，艰辛造就强者。在瘠薄的土地上创造辉煌的业绩，是荆楚先人叩问大地、挑战天庭的英雄壮举。其不世之功就像巍巍武当山上的金殿一样，俯仰天地，沉浮云雾，穿越时空长廊，伴随着青山碧嶂，留守着古今日月，永驻其金碧辉煌。时至今日，缺土少地的丹江人，在库区的山岭上，用炸药炸开风化的泥岩，制造出新的田地，种植上玉米、土豆、花生、红薯，生养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丹江人。这种利用现代化学工业品的威力开山辟地的壮举，同楚人先祖用石斧“辟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伟创，是异曲同工的，堪称人世间从贫瘠中创造富饶的经典范例，激励我们每一个青少年不畏艰难困苦，自强不息。
二、人生最初几步：少年当立志，逆境当奋发
1966年丹江大坝建成后举家搬迁至今宜城市流水乡黄湾八组，当时叫“新建二队”。这个“新建二队”全是从均县搬来的移民，在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保留了以往的特色。由于人多势众，当地人不敢欺压。从1966年到1969年，我就在这样一个移民圈子里度过了我童年生活中最美好的三年。
人的童年，无忧无虑，亲近自然，率性而动，一般来说都是欢快的。我在流水乡的童年也同样是欢快的。汉水边的沙滩上、山岳上、田野里，到处都留下了小伙伴和我的欢笑声，在我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
然而童年的欢乐是短暂的。1969年，我们家又从宜城县流水公社搬到宜城县雷河公社七里大队二小队。这个队只有我们家和另外一家移民，其余都是当地的老户人家。
作为一种外来移民，我们的语言、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与本地人不同，遇到困难又缺少亲朋好友的关照帮助，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当地当时称这种现象叫“家大口阔”，“口阔”指被抚养的人口多），挣的工分少，生活更加困难。
从1971年开始，我们家开始发生病灾，直到1976年我二姐周广菊去世为止。
悲剧始于1971年我祖母姜秀英病故。我祖母28岁守寡，是旧社会传统的小脚女人，只能做家务，不能从事生产，一生中都在饥寒交迫中度过。那时她与我叔叔周启善一起住在宜城县雷河公社七里大队十小队，我们家住在二小队，相继四、五里距离。记得在秋天的一个上午，我堂姐周贵珍带我去看她，她躺在破被子里，我打开被子一看，见她全身发肿，面部肿得像馒头，堂姐及一群小伙伴吓得一跳，他们赶紧后退，而我却上前推我祖母并喊她：“奶奶，您怎么了”，他吃力地说：“我要喝水”。我给她递水时发现她无法坐起，并且眼睛看不到东西了。那时，我才7岁，只知道害怕，不知道她已生病。第二天她去世了。上大学后，从医书上我才知道祖母患的是肾脏病，肾脏病结束了她60年的凄惨人生。
1972年，我叔叔周启善病故。叔叔周启善12岁参加革命，他是在讨米要饭的路上被李先念的部队收留的，是均县土桥镇最早的少年共产党员之一。他参加过解放战争中许多大战役，包括百万雄师过长江的战役。在一次突围战中，敌人的手榴弹弹片夺去了他的一只眼睛。由于作战勇敢，成为马营长的警卫员，挂双手枪。解放以后，他成为土桥区第一任区委书记。丹江水库淹没土桥镇以后，他随我父亲一同迁移到宜城县雷河公社七里大队，被分配到十队，与我祖母和我堂姐周贵珍一起生活。1972年春天，他背着一麻包糠到宜城县城卖，路上被一汽车撞昏，倒在稻田中。当他醒来时发现麻包里的糠撒了一地，是麻包和糠救了他的生命。但从此以后大脑昏沉，秋天即因脑溢血去世。医生说是汽车撞的缘故。他之所以被撞是因为只有一只眼睛，战争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眼睛缺陷又使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
1975年，我父亲周启华病故。他患的是胃溃疡病，因胃溃疡出血过多而辞世。他一生在饥寒交迫和辛苦劳累中度过。他年仅9岁即失去了他的父亲，挑起了养活他母亲和弟妹的生活重担。12岁就成为一个“娃娃挑夫”，把一些柴米油盐、日常杂用挑到武当山上供给道士们使用。大雪封山之时与道士们住在武当山上。一位好心的道姑见他可怜，曾给他做过几双棉鞋。自我记事之日起，我就看见我父亲起早摸黑，整天都在忙碌着操持全家七口人的生计。记得夏天烈日当空时，他还在挖地或给菜园里的瓜果浇水。一次盛夏中午他在菜园里忙碌时中暑昏倒，我发现后喊来邻居把他抬回。我母亲说我父亲是累死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我父亲在宜城县卫生院内科病房只住了四天医院便去世了。为了救我父亲，一天夜里，我把从七里大队借贷的200元用于输血的钱送到医院，途经鲤鱼桥水库，由于船工停摆回家，我游过近1里宽的水库，差点溺死在水库中。那时我只有11岁。
1976年，我二姐周广菊又病故了。我父亲病故两个月后她即病倒，最初患伤寒，接着患中耳炎，再后患再生障碍性贫血，最后确诊为白血病（白血癌）。一年之内，她三进三出宜城县卫生院，中间只在家呆过不足半月。有的医生说她是因大量使用氯霉素中毒而患白血病的。现在氯霉素因副作用太大，是致癌物已在国际上禁止使用。她去世时只有16岁，正处于天真烂漫、豆蔻年华的花季少女阶段。她与病魔抗争了一年，但最终没能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
她是一个与生俱来似乎就注定了要承受苦难的农村女孩。1960年正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她出世了，由于缺奶、缺吃，她多次在母亲的怀里饿得奄奄一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是一个勤劳节俭、不畏艰苦的农村女孩。8岁即承担全家人洗衣服的家务，冬天的冰水把手冻得通红发肿，纤细的小手仍吃力地搓揉着衣服。10岁即上山砍柴，大年三十才迎来了她从鄂西山区砍柴的回归，先是雨加雪，后是鹅毛大雪，头发和全身上下的衣服因雨淋湿透而冻结成冰块。
她是一个由于当时经济和科技落后而成为牺牲品的农村女孩。她12岁辍学回家挣工分，14岁成为生产队打农药的“打药员”，多次农药中毒。住院期间又连续不断地大量使用氯霉素。如果不是农药和氯霉素，或许她不会患白血病。
她是一个美丽清纯、心性高洁的农村女孩。在我父母的五个儿女中，她最聪明漂亮，惹人喜欢，让人爱怜。她在病魔缠身的住院期间遍读医书，记下了数万字的笔记。她说她若能病愈，要当医生治病救人。
她是我的亲爱的姐姐，是我的小保姆和启蒙老师。她从小把我哄带大，教我玩耍，教我写字，是她开启了我的童蒙。她患病以后，我痛苦不堪，每个星期天我都走到医院去看她，给她送去米、菜、贷款的钱，为了避免在路上被狗咬和被路过村庄的孩子打，我总是带着一根竹棍子。每当她见到我时，又高兴又悲伤，拉着我的手哭，我几乎总是看到她发烧打吊针。她的眼泪，她的倩影，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当我得知她病故以后，从家里哭着奔向七里二队林场水库渡口处，没有看到又折回家以后，才知我母亲和哥哥从大路上（从白庙到雷河的公路）用板车拉着二姐的棺材回来，没有拉回家，直接拉到坟场。几个大人拉着我，不让我去，说小孩子到坟墓去送葬不好，我挣脱后奔向坟场，只见别人免费赠送的破棺材装着我那死去的二姐，衣服和被子从破旧棺材上的许多破口处显露。我在棺材旁拼命哭，也不知道害怕，只知道悲伤痛苦之极。直到今天，每当我想起我二姐的不幸的时候，我都禁不住以泪洗面，而其它任何一件事都不会使我这样。我亲爱的二姐去了，永远地去了，愿天国的圣光时时照耀在她那孤寂冷弱的身上！
我父亲和二姐给我们留下了3000多元钱的债务，那时一年到头全家挣不到20元钱，3000多元钱比现在10万元还多，在那个时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意谓着永远要背着债务，一辈子也还不完。贫寒的家庭从此更加贫寒，完全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
苦难造就强者，苦难对于一个不屈者来说往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苦难使我明白了人穷志不穷，也促使我奋发图强。每当我经过我父亲和二姐的坟墓时，悲伤都袭上我的心头，我仿佛看到父亲那老黄牛般的勤劳身影和二姐拉着我手时的满面泪水。丧父之痛和丧姐之痛紧紧地纠住我的心灵，促我化悲痛为力量，促我奋发向上，成为我勇敢地迎接一切困厄和逆境挑战的精神动力。
我自读书之日起，学习成绩就比较优秀。宜城市雷河镇现任七里小学校长兼七里村书记黄道文老师见我勤奋好学，从二年级开始就一下子任命我为班长，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名，从没屈居过第二名。苦难更使我奋发，我的成绩遥遥领先，常常把第二名远远甩在后面。在农田劳动和做好人好事等方面，我也争当先进，每学期都成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同学们敬佩我，校长老师们喜欢我，我成为红小兵（即现在的少先队员）大队长和学生会会长（即现在的学生会主席）。
在1978年10月我考入雷河公社重点中学（长岗中学）之前，有两件事是我少年时代最值得骄傲的事。
第一件事是我到宜城鄂西化工厂捡铁的事。1977和1978两年，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离家28里远的鄂西化工厂捡破烂，背回到离家4里远的一个废品收购站卖钱。往返路程超过50里，重量一般为30多斤，最多一次超过40斤。早上天不亮出发，到晚上天黑才回家吃饭。在饥饿的煎熬下，我吃过垃圾堆上工人家属丢弃的小半截馒头（那时工人阶级地位高，生活好）；在大雪纷飞的冬天，脱下棉裤在堰塘里挖藕吃；也曾偷挖别人菜园里的红薯吃。往返途中要经过鄂西山脚下的蛮河，为了节约2分钱的过河费，涉水过河。冬天河面结冰，脱下棉裤，踏冰过河，冰水刺骨，如同刀割。背负太重，每走几百米就放下歇息一会再背。由于流汗太多，需要补充水分，堰塘、河渠甚至稻田里的水都捧起来喝。回到家中对着镜子一看，满脸灰白，那是由于出汗太多、汗中的盐分结晶成小颗粒的缘故，手一摸，即可看到手上一层白色盐粒，洗脸后手巾和洗脸水都是咸的，可见出汗之多。在我12岁到13岁这两年中，我一直坚持每个星期天到鄂西化工厂捡破烂，家里的油盐杂用都靠我捡破烂维持。直到现在我还怀念我那时艰苦卓绝的奋斗生活，那真是水远山高，童心豪迈，意气风发，化苦为乐。
第二件事是为了考上长岗中学（即现在的雷河中学）重点班，我三天三夜没上床睡觉。1978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放学前，我的班主任化学教师方老师突然对我们全班学生说，三天后到辛常中学集中考试，雷河公社长岗中学要把全公社最优秀的初二学生集中起来重点培养，以便能在升高中的考试中输送较多的优秀人才到宜城县一中。方老师说：“我们屋里练兵，不一定非要考到重点班去，就在我们学校训练，也一样能考到‘五七’中学（即现在的宜城市一中）。”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必把考长岗重点班当回事，不必认真复习。他想让我们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留下来，由他组织复习，直接考上县一中。后来才知道别的学校一个月以前即已通知学生复习备考，他有意隐瞒，不让我们知道全公社各初中统一考长岗重点班的事情。我没有听他的话，放学后一口气跑回家，没吃饭就在饭桌上开始复习背记，一分钟也没耽搁。接连三天三夜我没离开我们家的那个破烂的小方桌，也没有上床睡觉，太累了就趴在饭桌上打个盹。期间有一道几何题我弄不懂，跑到本队曾照荣老师家请教，他家人说他出去了，我追了六七里路才追上他，他是七里小学最好的数学老师，但是他教小学，对初中的几何题不怎么懂，我白跑了一趟，又赶紧跑回家复习背记。
那时不像现在这样重视教育，我们学生主要是劳动，课上的很少，教师既缺乏，水平又低，学校没有物理老师，我们的物理课基本没有上，全班同学根本没弄懂物理书上讲的是什么内容。然而这次重点班考试要考物理课，怎么办呢？我就采取了死记硬背的方法，把物理课本从头到尾强记下来，考试中的填空题和回答题我都采取对号入座的方法，原原本本搬上去，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幸运的是，其中一道分数最高的题是热能转化定律的论证，是书上原本原样的例题，我一字不差，连标点符号都没错误地写到了试卷上。考试结果公布以后，整个七里学校初二年级（那时初中只读两年，不像现在读三年）只有我一人考上重点班。家里太穷上不起，我母亲不想让我上，我找到我们生产队队长余天才，他非常支持我，生产队里给我贷款10元钱，我把5元钱留给了家里用，另外5元钱作为我的上学费用。我就是靠这5元贷款钱，走出乡关，踏上了求学之路的。
1978年10月6日我拿着贷款的5元钱，背着10斤米和被子到宜城县雷河长岗中学报到。学校条件很差，睡的是树枝稻草，吃的是2分钱的南瓜或咸菜。有的同学受不了苦回家去了。别的同学一天吃1.2—1.5斤粮食，我每天只能吃0.9—1.0斤粮食，因为我们家穷，没有米吃，我们每个学生吃的米都是从家里带到学校的。我每天都感到肚子饿，但咬紧牙关拼命学习，决心获得第一名的学习成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半月后，学校为了弄清这个新招的重点班（只有这一个班）的学习情况，进行了一次统考。考试结果，我五门功课（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平均87分，全班只有两个人及格，第二名是班长（一个老师的女儿，读过初二的复读生），平均只有62分。这一优异成绩震惊了全校老师，校长异常兴奋地宣布：“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天才。”他把我这个衣着破烂、连饭都吃不饱的学生一下子就直接任命为学习委员。在不到10个月的强化训练中，我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是全班学习最刻苦、成绩最优秀的学生。1979年6月中考，全班只考了两个学生（另一个300分，刚刚达到分数线）到宜城一中，我以369分的高分，以化学95分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在长岗中学学习的10个月中，整个冬天和春天，我只有入学时的那一套衣服穿，春天长满了虱子，上课的时候虱子掉到了课桌上。我一边学习，一边同饥饿、疲劳、虱子作斗争，真正地把自己的潜力给予了最大的挖掘和发挥，创造了我求学生涯的第一个辉煌。
长岗中学是我求学生涯中的第一所学校，我永远感谢培养和关爱我的老师们，特别是数学老师周荣勋（现为宜城一中退休教师），语文老师刘春香，英语老师简大香。
1979年9月1日，我到宜城一中报到，开始了我的高中学习生活。在整个宜城一中文科学生中，我的学习成绩始终排列第一位。这时我们家从宜城雷河搬到宜城郑集皇城大队十小队，用我们家的房屋抵消了我们家的债务，这是当地干部群众施恩于我们家，把我们家从负债深渊中解救出来的变通做法。我们家摆脱了债务，我也能吃饱饭了。但到了高中二年级时，由于长期紧张和营养不良，我的身体已虚弱不堪，胃痛，鼻出血，浑身无力，失眠耳鸣。我不得不在忍受这些痛苦的同时，顽强拼搏。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把英语课本伸到食堂卖饭的窗口里借光背诵英语。冬天天冷，一位老厨师见我如此刻苦，经常偷偷地给我拿热馒头吃，以便暖和身子。古人“凿壁借光”，我不凿壁即可借光，还能偶尔吃上热馒头，我觉得自己比古人幸运多了。生活是苦的，但心里是乐的。整个高中期间，我没有丝毫松懈，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大年三十和初一我都还在学习。
1981年7月第一次参加高考前夕，我的身体已基本上垮了下来。英语考试我迟到了28分钟，差2分钟我就不能再进考场。考试时我的大脑已成空白，完全依靠平时的良好功底吃力地做着卷子，考完以后不记得卷子上是什么题目了。回家以后，四肢无力，已经下不了床。尽管如此，我仍以高出大专录取分数线2分的成绩中榜。不幸的是，在宜城县对中榜生进行体检时发现我肝脏严重肿大，脸色蜡黄，后确诊为急性肝炎，由此名落孙山。别的中榜同学上大学时，我却住进了宜城县医院。同年10月我到宜城一中复读。复读的一年中，我始终在同病痛做斗争，肝区疼痛，四肢无力，失眠耳鸣，第二次高考前我的身体比第一次高考前更糟。所幸的是，我没有再出现迟到的情况，并且有过考试经验，坚信自己能够考上，考试时能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考试完毕以后，我已走不动路了。我哥哥和邻居伙伴李光富用板车把我拖回了家。高考成绩下来后，我以总分418分的成绩名列全县文科第二名（这一年整个宜城县高考非常不理想，宜城二中没有一个中榜的大专生）。后被湖北大学历史系录取。我终于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
宜城一中是我求学生涯的第二个学校，它给我的人生带来了飞跃，使我由一个放牛娃一跃而成为在当时被称为“天之娇子”的大学生。宜城一中的操场上，鲤鱼桥水库旁，都留下我许多朗读声和漫步沉吟的身影。我永远怀念和感激培养我的老师们，特别是第一个班主任刘新民老师（语文老师）和第二个班主任王世民老师（地理老师）。
三、享受孤独：从中华古老智慧中汲取力量
我想方设法获得了宜城县卫生院体检医生和湖北大学（当时叫“武汉师范学院”）体检医生的同情，他们给我网开一面，让我蒙混过了两道体检关。按规定三个月内发现身体不合格会被退学，所以，入学三个月之内尽管我的身体非常虚弱，肝区疼痛难忍，但我不上医院，不暴露自己患有严重的肝炎病。三个月后，我即到医院检查，肝炎已经非常严重了，学校立即把我送到湖北医院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科住院治疗，但效果不佳。1983年初我休学回到宜城县卫生院住院治疗近半年，效果依然不佳。1984年复学体检仍不合格，是我说服医生同情我的家庭和遭遇之后，医生放我一马才过关的。复学以后，我又第二次住进湖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治疗一个多月。我在医院治疗时，都采取的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是由经验丰富的医学专家采用最先进的方法、最好的药物进行治疗的，我自己也非常配合医生的治疗。但是，治疗效果都非常不好，最多只是暂时缓解一下，不久就复发，并且非常严重。医生们很担心会恶化为重症肝炎，都非常细心治疗，多次组织专家会诊。第四次住院治疗以后，我决心再也不住进医院治疗了，因为我知道医院已经治不好我的病了。我的病越来越严重，手掌出现许多小红点即“肝掌”，颈胸出现“蜘蛛痣”，超声波显示出密集微波，鼻出血频繁，肝区疼痛加剧，种种迹象表明，我的慢性肝炎病已向早期肝硬化转变。
自从1981年8月体检以来，我一直被病魔纠缠着。被湖北大学历史系录取以后，我还担任了班上的宣传委员，咬着牙忍受病痛，认真学习和参加班上各种活动。我没有一天从内心里感到快乐。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我非常担心我会像我二姐那样被病魔夺去年轻的生命。为了减轻痛苦，我进校不久就研究起佛教和道教，从道教中我了解到中华民族有一种古老的治病方法——气功。早在1980年，我在一本杂志上就看到过介绍气功治病的文章，但那时没在意，当我从道教书籍中得知气功可以治疗疑难病症以后，就在图书馆和书店搜寻有关气功的书籍，认真阅读，认真研究。
1982年10月，我在湖北大学图书馆看到北京画院画家郭林老师的《新气功疗法》一书，得知新气功不仅能治疗各种慢性病，而且能治癌症，异常兴奋。但新气功动作繁杂，不知道怎么练，我就练其它比较简单的功法，例如，刘贵珍的内养功，马礼堂的养气功，以及站桩功等等。我还向一个体育老师学习了太极拳。但是各种气功讲究意守，讲究调整呼吸，结果我练功出偏，出现了“着意”和呼吸急促混乱的偏差，我不敢再练了。自从见到郭林老师的《新气功疗法》一书后，我就下决心到北京向郭林老师学习新气功治病。从1982年10月到1985年7月，经过近三年的积攒，我终于凑集了180元。这180元中有60元是我投稿获取的稿费，其余是节省和借来的。
1984年10月，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给郭林老师写信，汇报了我的坎坷经历和病情，并表达了我已凑足钱准备到北京学习新气功的决心。郭林老师接到我的信后非常高兴，指示她的女弟子徐嫣阿姨（真性红细胞恶情增生症即“红血癌”患者）给我回信，让徐阿姨叮嘱我一定要带照片以便办理进公园的月票和坐公汽的月票，并特别安排我在北京紫竹院学功以便她亲自教我（紫竹院离郭林老师家较近，郭林老师主要在紫竹院教功）。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郭林老师安排我在1985年暑假赴京学习，叫我一放暑假立即赶往北京学功。我的信发出一个星期后即收到郭林老师指示徐嫣阿姨回的信。接到信后，我万分激动，热泪盈眶，禁不住放声痛哭。我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救星，找到了希望。
1985年7月10日一放暑假我即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那时是慢车）于11日晨到达北京，我直奔紫竹院，当天上午见到了徐嫣阿姨。她告诉我郭林老师在半年前（1984年12月）因操劳过度突发脑溢血而仙逝。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不禁失声痛哭，并后悔自己没能早日到北京跟随郭林老师学功。
我们很容易把“崇高”和“伟大”这两个词同“国母”宋庆龄和科学家居里夫人之类的女性人物联系起来，而很少用这两个词汇形容其她女性人物。但我在这里要用这两个词汇赞美和歌颂郭林老师，我在这里要向青年朋友们说，郭林老师是一个崇高而伟大的老太太。她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第一个也是唯一找到了战胜癌症和各种慢性病症的锐利武器的人。她创编的新气功是抗癌治病的法宝。她不仅用新气功治好了自己的癌症（子宫癌），而且治好了成千上万的癌症患者。
郭林老师自幼丧父（两岁时她父亲牺牲，她父亲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首，敢死队队长林文），是孙中山发放的烈士抚恤金把她养大。6岁即随祖父（医灵庙道士）习练道家童子功，及长，酷爱绘画和书法艺术，青年时即成为轰动广州市的岭南派国画画家，浓墨重泼，大气磅礴，是收藏家们竞相寻求和珍藏的墨宝。解放前夕，由台湾返回大陆。1956年由周总理亲自指示调至北京国立画院任画士。周总理珍藏的十幅画，其中的“太阳红”即是郭林老师的作品。郭林老师青年时期颠沛流离，羁患诸病，但顽强不屈。她爱国爱民，品性高洁。二战期间，日本人占领上海，慕其名望强令她做上海文化科科长。她用跳进冰水缸里使自己受寒身患严重伤寒病的自残方式摆脱了这一职务，逃离上海。青年郭林只身踏遍祖国名山大川，写生绘画，遍访高僧高人，屡得高僧高人指点，精通诸家内气功、五禽戏、八段锦。但传统气功治不了癌症，从1949年至1959年，郭林老师因子宫癌及其转移，做了六次大手术，子宫被全切除，膀胱大部分被切除。郭林老师知道若不是她有古气功的功底她无论如何经受不了这六次大手术。1959年第六次手术后，郭林老师决心找到一种战胜癌症的方法。她潜心研究中医经络学和佛、道、医三家古气功，对古气功进行了大胆改革，变古气功的静功为行功；变古气功追求细、绵、长的呼吸法为风吹呼法（这一方法在古气功中是禁用的）；变古气功的三关（调心、调息、调身）同度为“三关分度”；变古气功的居家练习为在有草有树、空气新鲜的地方练功，终于创编了以“脚跷、手摸、吸吸呼”为主的整套行功功法。郭林老师用这一套功法不仅彻底治愈了自己的癌症，而且1971年9月4日在经过十年的练功和研究之后，毅然决然顶着世俗偏见和政治迫害的危险把她创编的一套功法推向社会，治病救人，无私奉献。
郭林老师仙逝后，她的弟子们继承了她的未竟事业，继续义务教功治病。我在北京紫竹院学功49天加上来往的两天时间共51天，整个暑假都在紫竹院学功。教我练功的老师是前面提到的徐嫣阿姨（红血癌）、刘桂兰大夫（郭林老师的女大弟子，心脏病患者）、中央团校幼儿园的具本艺老师（郭林老师的干女儿，乳腺癌）。她们没有收我一分钱，完全是无私奉献。我住在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宿舍，每天早上天刚亮即起床，晚上天黑才回宿舍，刻苦练功，认真研习。在紫竹院练功的病人，绝大多数是癌症病人，肝癌、脑癌、肠癌、白血病等，真是五花八门。他们告诉我，练功之前吃不下，睡不着，弱不禁风，举步艰难，练功之后，吃得香，睡得甜，前后判若两人。这些练功的癌症患者告诉我，我的病是算不了什么的小病，只要坚持练功，到空气新鲜的地方“脚跷，手摸，吸吸呼”即可逐渐消除病痛，获得健康。我在这里还见到了癌症明星高文彬老师，他是肺癌患者，手术打开胸腔，双肺和纵膈已经布满淋巴癌块，证明广泛转移，失去手术意义，医生原封不动地“关上”了。通过练功彻底清除了癌细胞，癌症患者们尊称他为“癌司令”。我还见到了肠癌患者于大元老师，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性格豪爽。看到这些在癌症王国里被判死刑的叛逆，这些千方百计冲决病魔囚笼，争取健康自由的勇者，这些用殊死的角力，一步一个吸吸呼，一个又一个地消灭癌细胞，一分一秒地从死神那里争夺生命的角斗士，我看到了人类生命之火的光耀，看到了生存斗争的壮美。翠竹青青，绿荷碧碧。紫竹院给我留下了永誌不忘的美好记忆，我在这里找到了希望、信心和力量。我坚信郭林老师用我们中华民族老祖先传下来的古老智慧治好了她自己的癌症，也治好了那么多的癌症患者，我这么年轻，生命力旺盛，慢性肝炎和早期肝硬化一定能治好。我不再忧郁，不再彷徨，精神为之一振，眼睛为之一亮，从此，风雨无阻，刻苦练功，与病魔展开了近三年的马拉松赛跑。1987年我顺利地大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历史学学士学位，并被分配到古隆中襄阳师专政史系工作，又经过半年多的刻苦练功，我彻底地战胜了慢性肝炎和早期肝硬化，“肝掌”和“蜘蛛痣”消失，转氨酶正常，CT扫描和B超可以看到不少钙化点，说明以前肝脏损害严重。乙性肝炎抽血化验结果表明，表面抗原是阴性，而核心抗体是阳性，说明我已彻底治愈和告别了肝脏疾病。
在我濒临绝境的紧要关头，是郭林老师创编的新气功救了我，而郭林新气功是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科学结晶和现代应用，所以，说到底是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救了我。并且，在那病魔缠身的艰苦岁月里，是中华民族的这种古老智慧给我力量，给我希望，使我甘然享受着这种孤独和苦行。
我在这里用了这么多笔墨描绘我这段与病魔顽强斗争的经历，目的是希望青年朋友们在人生的旅程中，如果遇到我类似的境遇，不要悲伤，不要绝望，要向郭林老师学习，用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四、山高人为峰：漫步隆中山的青年学子
1987年6月25日，我从湖北大学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襄阳师专政史系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工作。襄阳师专坐落在风景美丽、环境清幽的古隆中山麓。东汉末期，诸葛亮为了避乱和游学在隆中躬耕陇亩，隐居十年。我每天都到隆中读书、练功。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训诫，隆中正门牌坊上赫然醒目地刻着诸葛亮“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修身箴言，都时时激励着我。我觉得自己应当师法诸葛亮。诸葛亮结庐隆中，一边躬耕陇亩，修身养性，以待天时；一边博览群书，游学交友，运筹韬略。我可以居住隆中，一边练功治病，求得健康，静待时机；一边读书教书，研究学问，著书立说。
在隆中练功不到一年时间，我已彻底战胜了自己的疾病，从病魔缠身的囚笼中解放出来。我的人生航标开始调整到研究学问、著书立说的方向上。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鞭策着我。我在大学里读书时把精力主要放在中国历史上，而在襄阳师专教书时教的是世界历史，这两者结合起来，使我在学术上能够古今贯通，中西合璧。
父亲的早亡、二姐的夭折、自己坎坷的人生历程、史不绝书的中华苦难、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普遍贫穷，这些都使我不禁要问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了什么？1930年，立国只有150余年的美国在纽约建造了拥有102层，高380米的帝国大厦，72部电梯以400米/分的速度昼夜升降，美国只用了150余年时间便成长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超级物质文明大国。而这时的中国，毛泽东正领导工农红军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战，正所谓“黄洋界上炮声隆”。秦砖汉瓦已经发明了两千多年，但绝大多数老百姓还住着低矮的破草棚。这时的美国，电冰箱、吸尘器、洗衣机、小汽车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而中国的老百姓还不知道什么叫电，对于电器更不知道是何方神物！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还赶不上美国人150年的发展，到底是因为什么呢？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每二、三百年必然会出现人吃人、人杀人的大劫难，陷入治乱轮回，王朝更替的周期循环，有超过5亿人口在大劫难中丧生，而日本天皇万世一系，西欧庄园规模千年不变（中国“富不出三代”、“千年田八百主”），没有陷入中国周期轮回的“怪圈”，这又是为什么呢？通过对中西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我发现，在中国历史上，被人们忽略的约定成俗的习惯性制度——分家制度，表面上和和气气，兄弟之间地位平等，平分家产，好像完全无害于人、无害于社会，但实际上是古代中国乃至现代中国一切悲剧的总根源。
中国传统的分家制度导致的家庭经济负增长和家庭人口正增长，是一条通向贫穷深渊的致贫之路，也是一条通向人吃人、人杀人的致难之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祖先在处理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这两大生产问题上，没有欧洲人、日本人高明（西欧和日本在古代实行长子继承制，家产不可分割，次子离家出走）。对此，千百年来没有人认识到这一问题，没有人破解这一历史哑谜，就连以“鉴以往事，以资以治道”而著称的司马光294卷本《资治通鉴》对历代封建王朝覆灭原因的总结，也是不得要领的。分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Sphinx）之谜”一样，如果不破解它，它会继续吃人。
放眼全球，人山人海，如蝗如蚁，如洪如涛，地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灾。人类已不再是自然界的普遍一员，已由自然之主异化为自然之敌。凡是受到良好教育、对人类未来命运关心的人，都对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能源枯竭，战争威胁等全球性的问题深切忧虑，希望人类能够找到一条彻底摆脱拥挤、污染、贫穷、战争的道路，希望还一个清新的地球，得一个宁静的世界，建设一个人人健康、富足、幸福的人间天堂。
可是，人口爆炸导致人口严重过剩，形成巨大的人口压力，在恶化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日趋复杂和尖锐激烈，使人类许多美好愿望和美妙方案都付诸东流。人类怎样从拥挤、污染、贫困、战争中彻底解放出来呢？长期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人类不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人类将在“泥潭”和“怪圈”中越陷越深，永远不可自拔。所以，人口负增长的人口革命是人类通向自由和解放的必由之路，是人类由“地狱”通向“天堂”必须经过的“炼狱”阶段，没有人口革命的“炼狱”之火的锻烧，人类将永远痛苦地煎熬在“地狱”之中。
为了论证我的思想观点，我四次奔赴北京图书馆查阅中英文资料，还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北到陕西，南下深圳，东至杭州、厦门，像司马迁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此，我欠下了一万多元外债。
1993年11月至1994年9月，我用了10个月的时间完成了30万字的《人口革命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的人口革命理论：人口革命时代已经来临，人类人口由正增长，到零增长，再到负增长，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遵循这一规律，人类社会才能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中国分家制度导致的家庭经济负增长、人口正增长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切悲剧的根源，现代中国要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一胎制和老人公社制，进行人口革命，改造社会结构，实现家庭经济正增长，人口负增长；中国人口革命将是人类进步史上的一次壮丽日出，将为人类根绝苦难与悲剧，通向自由与解放开辟一条新路子。
《人口革命论》是我在隆中寓居九年的最大成果，是我贡献给人类历史的一部真诚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这部作品的超前性决定了她现在无法被世人认同。但我坚信未来的子孙们会认识她的价值，我的这部作品也正是写给未来的子孙们的。
在撰写《人口革命论》的时候，正是我由29岁到30岁，进入而立年的时候，我经常徜徉在古隆中，经常登上隆中山巅放眼远望。日出日落，霞光万道，苍茫乾坤，人为灵长。《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是宇宙中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物质形态，在人的身上，自然界实现了自我意识和自我改造。人类完全有能力对人口进行改造和革命，减少人口数量，变地狭人众为地广人稀，极大地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从拥挤、污染、贫穷、战争中彻底解放出来，由必然王国进入到自由王国。徜徉隆中山，憧憬美好的未来。那时的我如愚如痴，如迷如醉，在困厄和贫穷中，夜里孤灯寒坐，大年三十还奋笔疾书，一部30万言的真诚探索之作，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完成了。
五、第二轮求学之路
1994年9月《人口革命论》书稿写作完毕，我请求襄阳师专的校长支持出版，他不予理睬。我又写了上百封信寄给一些名人和高官，没有一个人给我回信。其中，我给《人与自然》节目主持人赵忠祥写信，因为我的人口革命理论就是要使人类主动地减少人口数量，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与赵忠祥推崇的自然主义思想相一致。久久不见他回信，我给他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办公室工作人员说，他的信件是由别人梳理的。这时，我才明白，信件可能没有传到赵忠祥的手中。由此，我知道依靠别人赞助来出版这本书的可能性不大，我不再给别人写信求助了。同年10月，我借了2000元钱印刷了1000本5万字的小册子《人口革命时代的来临》。我乘车北上北京，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安门广场、地铁以及几家大出版社散发，没有收取一分钱。我在北大书屋散发时，西安一位名叫张四军的公司经理和他夫人一起在北大书屋购书，他翻了一翻小册子，读了“前言”之后对我说：“从前贾平凹还没有出名时，我看到他的作品后我就对别人说，贾平凹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作家。我看到你的这个小册子，我知道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比贾平凹更了不起的人。”我在天安门广场散发时，一位老艺术家翻了一下书，问我为什么无偿地散发小册子，我简要告诉他我写《人口革命论》和这本《人口革命时代的来临》小册子的经过和原因。他对我说：“你有思想和骨气，你一定能成功。”他把身上仅带的5元零钱给我，并对我说，算是买这本小册子的钱。
五上北京，到处调查，写信求助，印刷1000本小册子等，不仅花费掉了我的全部积蓄，也使我欠下15000余元的债务。在现代经济社会，有几个青年会这样做呢？若不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历史和人民的高度负责，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教师会这样做吗？
我几乎每天都到隆中拜谒诸葛草庐，徘徊在诸葛草庐前，思索着出版《人口革命论》的方法，也寻找着自己的出路。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我不是诸葛亮，现代社会也不会有刘备，只有自己主动走出隆中才对。百思之后，我下定决心，走考研究生的道路。
英语是我的强项，应考又是我的特长，我已身经百战，是从来不怕考试的。我参加了1996年母校湖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研究生考试，当然是一考即中，成为一个正式录取的社会研究生。
1996年9月，我到湖北大学研究处报到，档案、户口随我一同进入湖北大学，从此开始了我第二轮长达十年的求学之路。
早在1998年研究生二年级期间，我用了15天时间提前一年完成了4万字硕士论文《老子新论》，尝试性地参加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入学考试。在华师考试中我的英语与人并列第一名，其他各课我自以为考得非常好，但不见成绩，因为8个考生，只有一个录取名额。这一年，华中师范大学英语第一名的博士考生没有录取，恐怕是华师从来没有的事情。我同时参加了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博士考试，英语成绩65分（录取分数线45分），但专业成绩不理想，也没被录取。1999年我又参加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院博士入学考试，英语67分第一名，总分356分第一名，但因《马列经典选读》只考了57分，差3分不及格，当然明眼人一眼就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我决定到武大政院做一年访问学者（1999年6月，我已硕士毕业），建立关系。2000年第四次参加博士入学考试，轻而易举地考上了武汉大学政院博士，2003年顺利毕业，博士论文《毛泽东人口数量思想研究》。2003年9月，我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博士后，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的研究，直至2006年方可博士后出站。
六、寄语有志青年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你吃过垃圾堆里的半截馒头？你有过为了应考三天三夜不睡觉的经历吗？你有没有为了节约钱而破冰涉水过河？你有没有过病魔缠身、九死一生的痛苦经历？也许你没有，永远不会有。但如果在你的人生旅程中遇到什么困厄、挫折、逆境时，我希望你不要灰心，不要绝望，希望你拿出自己的勇气、信心和力量，不屈不挠，抗争到底。当你度过难关以后，你会发现，你所跨越的并不是鸿沟、天堑，只不过是横在你前进路上的一个小水沟而已。
人生多艰，奋斗以成。亲爱的青年朋友们，希望我这三十九年的成长道路和奋斗历程对你的人生有所启迪，有所裨益。若能如此，我将感到万分欣慰，也达到了本文的写作目的。
1994年7月16日，为了《人口革命论》的写作，我到湖北省襄樊地区保康县寺坪镇石灰沟村进行社会调查，途中病重，面对云雾缭绕的青云碧峰，面对陡峭险峻的通天山路，是知难而退，还是迎难而上？我当时吟了一首诗，表达了我的决心。
面对苍茫的大山，
我抬起了头，
迈步向前走，
不回头，
不停留。
即使轰然倒下，
也铿锵有声，
不是木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