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企业家？
企业家是这样的一批宝贵资源：他们是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把握最佳发展机遇，科学地组合各种生产要素，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创业者和经营者。他们是一批有特殊才能，特殊性格的人群，是中国最紧缺的宝贵资源。企业家，强调的是创业和经营；“富豪”强调的是拥有财富的多寡。不能把企业家和富豪划等号或混淆起来，也不能用封建主义，计划经济的陈旧观念衡量当今的企业家，更不能混淆企业家与政治家，企业家与公务员的标准，要赋予企业家以充分的创业和经营自由。
经营是门大学问，创业是个很艰苦的过程。企业家的好坏优劣要由市场评判。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才能形成创业光荣，鼓励人们向往创业的社会风尚。对不同时期成长的企业家要作具体地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以所谓“原罪”来否定企业家的贡献，另外完善法律保护制度，在各种司法的过程中，对各种市场主体和自然人，都应当贯彻司法公正的原则。民企至今仍未完全享受国民待遇，在市场准入方面，在资本市场上，在税收政策方面尤其突出，如果真正享有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他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奇迹。
民营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
十八大后，民营经济的发展过去主要依靠政策的倾斜、政策的扶持，转向制度上平等竞争的兴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我作为一个研究民营经济的人，确确实实感到我们党在进步，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经济一系列的表述、论述是最到位的，突出了平等。
当然，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它的各种利益就在里面摆着，所以政策执行往往在各个地方是不太一样。如果仅仅靠政策，政策经常不停地变化，看不到预期。最重要的，如果过分依靠政策，那就必然是政策逻辑，这些年靠关系起来的那些人，必然产生官商勾结，导致腐败。
我们民营企业要转变思路，不能老是强调要政策，要争取平等，上次跟总理座谈，一位企业家提出来，“总理，我们不要什么政策，我们就要平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如果现在我们还是抛开制度、法治来争取什么政策，你会失望的，因为反腐之后，谁再给政策，都得按规定来，所以我们再也不要靠感情勾兑来得到特殊政策发展。
第二点，中国经济进入到民间投资唱主角的新时代。从2010年开始，民间投资超50%，每年都涨几个点，现在国务院做的一系列工作，是为了启动民间投资。
现在，各种矛盾积累，所谓“三期迭加”，就是发展速度的换档期，经济转型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中央政府已经加快了改革步伐，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但是各地动作非常迟缓，有些地方搞成一种新的形式主义。人们希望政府自身加快改革。现在就是落实的问题。落实相当困难，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国企改革严重滞后。说是国有企业要分类改革，但是到现在为止，国有企业怎么分类的都搞不太清楚。更主要的是，有一些部门和利益集团，以反对自由化和反对新自由主义为名，抵制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产能过剩，企业负债主要是国有企业。
第三个问题，金融改革滞后。打破金融垄断，条件太苛刻了，在防范金融危险的旗号下扼杀了或者说堵塞了民办银行的积极性。另外。多层次资本市场，特别是证券市场的改革也困难重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一个尖锐的反应。
第四是劳动用工困难。从2000年开始到2012年，12年期间，员工工资增长5倍以上。为什么？2006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这个劳动合同法规定是不对等的。对资本的要求，远远超过对员工的要求。本来企业跟员工之间的权利义务应该对等，但是目前的劳动法是向劳动倾斜。
还有社会保障缴费的条例。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下岗分流的员工的劳保怎么办呢？交给企业和社会了，前十几年下岗的员工用现在职工交的五险一金。这个是过去欠的帐让现在的企业和员工来还，再加上各地还有不停的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据一些地方调查，企业在员工工资之外，还得负担工资总额45%左右的费用。所以，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最苦。随着人口结构老化的发展，工资成本在企业的支出比重会越来越高，这个涉及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
出现了四大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减少审批减少收费；第二个是国企的改革；第三个是金融体制的改革；第四个是用工制度的改革。这四个改革如果不加快速度的话，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
民营企业未来怎么活得更好
那企业应该怎么办？第一，要看准新常态，调整好自己的思维，把握好投资的决策，这比什么都重要。很多活得不错的企业，都是和正确的投资决策有很大的关系，看市场的需求及其发展趋势，不能只看到眼前，在移动互联网的冲击之下，更要考虑几十年不衰的产业。
第二，企业自身体制、制度的创新。在新常态之下，兼并重组更应当是常态。换句话说，现在就是要淘汰一批企业的时候。淘汰落后，是残酷的，但不淘汰，就不能转型升级，我们怕提这个词，只能说是一个兼并重组的好机会。
这里面需要有股权的置换，希望更多的企业关注股权置换问题。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依法办事，特别是在同国企合作的过程中要十分谨慎。混合所有制企业，在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之前，千万要小心。我主张，股权置换先在民营企业之间，特别是在投资农业和乡村建设中的那些项目之间进行。欢迎工商资本下乡，联想在青岛收购了蓝莓企业，打出了品牌。这不仅是股权的融合，还有新技术的融合。
第三，民营企业不能消极坐等，而要积极反映情况，促进政府的改革。熬是消极的办法。正和岛是资源整合的很好的平台，除了交流意见之外，还可以发挥各自的积极性来推动改革，向政府反映我们的意见。
我上次到苏州看一家做电气设备测试的上市公司。老爷子虽然比我小几岁，从头到尾陪着我看。他希望我帮忙请哪位国务院的领导来参观一下。什么原因呢？他说，领导一来，有关部门和单位就不会歧视他了，因为垄断，还会带来国内企业的客户。我觉得这是传统的办法，借助领导权威，提升企业地位。半年中，我请他给写份材料，反应问题，但他说谢谢，还是没有写。
这是什么心态呢？怕反映之后得罪人，日子就不好过了，宁肯受点儿委屈，总想等别人先提，现在相当多的民营企业，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忍了，后来为了解决不公平的待遇，就采取灰色办法，背后又说腐败。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矛盾的心态。如果大家都这样，改革的步伐就会大大延缓了，希望正和岛亲们在推动改革方面，多出一些力。
今后的投资主体是民营企业，而市场主体的那些人意见反映不上去，这就影响了上面的决策，而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却不断用陈旧的意见或左的主张影响上面。我呼吁民营企业家积极地反映真实情况。
新生态下，先不要抱怨，大家说政府政策落实太慢了，出台政策太慢，我们民营企业要发挥自己主人翁的意识，成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觉得民营企业要坚持我们党一贯的作风，按照市场经济在民主法制的基础上办事情，谁不按照民主、法治的原则办事，我们就提意见，要一家一户企业来做是很困难的，怎么办?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就是我们自己的行业组织，反映意见。过去党代会决定上讲，通过自己的合法组织有序地参与、推动改革，现在是时候了，否则老是埋怨来埋怨去，于事无补，而且只能消沉大家的意志。
最近福建一个企业家给总书记写信了，希望给企业松绑，没想到总书记很快回复了，我们民营企业已经成为了一个广大的社会阶层，一千三百多万户，投资者超过三千万人，后面带动的就业是两亿多人，这么一个新兴力量远远没有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还得靠我们民营企业自身，所以要学会当主人，学会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法律武器来行使我们的民主权利，这样的话才能推动我们的改革。
自省：民企自身存在五大问题
现在民营企业家主要的想法是什么？第一，让我们利利索索、痛痛快快地赚钱，第二，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现在企业家感觉很不安全，一些地方政府不遵守法制，给企业家胡乱扣帽子：第一个罪名是偷税漏税，第二个非法融资，第三是侵吞国有资产，再没有，四个罪名那就是黑社会、黑势力。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曾经和美国管理大师杰克·韦尔奇对话，我问他：你要花多少时间和政府打交道？他说：我不需要和政府打交道，政府为我服务。我说，在中国，我们的企业家不得不把精力都花在和政府打交道上。我又问：你花多少时间和银行打交道借钱？他说：银行都跑我这儿来！我认为，中国出不了韦尔奇，是体制问题。
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方面受国家大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靠自身。就自身来说，现在有以下五大障碍：
第一，体制制度问题。民营企业最大的优势是产权明晰、动力强劲。这是它的优点，但是这个优点的背面就是产权封闭，势单力薄。
第二，管理瓶颈。中国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占70％以上，其管理往往是家族式管理。家族企业不能否定，但是不能搞家族式管理。董事长老公，总经理老婆，儿子当会计，或者是去搞采购、营销。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吸引高质量的人才呢？即使吸引过来，你对人家不相信，也不会发展好。所以，民营企业管理要向现代企业管理过渡，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
第三，技术创新。民营企业尽管创新产品多，但有相当一些企业基本上都是给人家打工，给人家搞OEM（代工生产），真正自己搞研发的很少，所以没有定价权。这个问题和第一、第二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你的制度没有改、管理没有改，创新不足的问题也不会改。
第四，经营创新。中国的民营企业当中，做制造业的不错，单纯做销售的也不错；但是它始终没有形成一个链条，没有自己可靠的、有特点的渠道供应、渠道商。
第五，风险防范的创新。现在好多民营企业，平常都很好，一个危机一来就打蒙了。所以，要有公关方面的风险防范机制。
未来民企投资的机会与陷阱
今后若干年内，中国的投资主体一定是民营企业。民企也会分化，各位要当心，很可能出现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为什么?三中全会最大的一个转变，是从政策倾斜到制度平等。过去是今天给你一个政策，明天给他一个政策，相当于在路上到处挖坑，到处挖坑的结果就是路变得坑坑洼洼走不动了。今后在制度面前一律平等了，那靠什么?第一，靠资金实力;第二，靠创新力、创造力;第三，靠资源整合能力，谁能把大家整合起来，谁就是王。
民企投资往哪里投?我的理解是话分两头说，农村和城市。
过去我在《人民日报》写社论，经常涉及农业问题，但往往写到最后写不出来了，为什么?触碰到土地体制，两种土地所有制的矛盾。三中全会对农地制度改革迈出小半步，有人觉得很欣喜，未来农地可以流转了，其实不是那回事儿，包括宅基地都还不属于农民自己，集体经营性用地可以流转也是有限制的，小产权房到现在都不承认。
各种问题拖到现在，导致今天农村没人种地了，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提出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问题。十年来中国粮食进口数量大幅增加，棉花、玉米、大豆都是国外进口比国内生产更便宜，为什么?国内生产效率太低了，新的经营模式需要工商资本进去，这点柳传志看得很清楚。我曾当面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锡文，你怎么反对工商资本下乡呢?”锡文说你们老板不就是看中农民那块儿地吗?怕你们搞房地产。我说扯淡，深山老林、偏远地区搞房地产卖谁去?我说工商资本下乡有一个好处，能够提高农村生产效率，把地头到餐桌串起来。目前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专业生产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和供销社“三社合一”，但合不起来，因为缺资金。如果有工商资本下去，就能把这些单个农产品串成一条生产链，把分散的小生产者和大市场衔接起来。因此城镇化问题的“牛鼻子”，就是要解决农村生产效率问题。
再说城市，城镇化调门降下来，变成积极稳妥，加了“稳妥”两个字。城市化的推进，需要把中等城市、城市群搞起来，这几年各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摊大饼，看上去很美，实际缺胳膊少腿，做配套的空间大得很，城市缺什么东西，我们就给它补什么，稍微整合一下，包括环保、文化、教育、医疗、健康等产业，非常受欢迎。
做文化产业，各位要特别小心，意识形态的色彩太浓了，所以一定要把文化事业跟文化产业这两者区分开来。这点王健林聪明，从不涉及意识形态。搞文化产业千万别触碰意识形态，否则吃不了兜着走，赔了夫人又折兵。
对于与国企组建混合所有制问题，我建议各位谨慎又谨慎，据我所知，跟国企搞混合所有制的没几个成功案例。几年前，陈发树用22亿元从云南红塔集团接手云南白药约12%股份，买了之后股票就不停地涨，现在变成88亿了，但上面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名，拒绝兑现，致使陈发树至今仍未能实际取得该部分股权。
接下来这轮国企改革不同于上一轮朱镕基时代的国企改革，上一轮国企改革是关停并转、下岗分流、兼并重组，是私有化，卖掉，而这次是国企做庄，民企进来，你来给我投资，因此要特别小心。混合所有制谁跟谁混合，怎么混合，混合之后谁说了算?都是需要认真琢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