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装睡的年代,所以,放眼今天的中国文艺界,处处莺歌燕舞,春风吹得文人醉,夜夜笙歌后庭花,却鲜见清醒的守夜人。
为甚麽我会有这样的感慨?无他,今时今日有太多的文化人远离了正道,要麽沉醉不醒,要麽装睡假寐,完全失去了一个文化人应有的人格品性与良知。他们对社会的不公、恶政,视而不见,却汲汲于俗务的经营,不是高唱趋附时势的滥调,就是寄情末道的自我麻醉。再说,现在的社会普遍信奉的是一种功利哲学、混帐逻辑,不讲修为,很多人只想走捷径,一蹴而就,名利双收。就以文学创作来说,不少人热衷的是实利,奖项、票房或功名。当然也有为文艺而文艺者,却只在技艺本身用功,玩玩手艺,而疏于心性的养护。殊不知好的诗文只能出自于有识见的灵魂、有胆识的智者,而社会也呼唤着时代的先知,需要他们的担当。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洞见重于手艺。如古人所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是甚麽意思,就是一个人的涵养修为,器意味着心量,识就是见识。一个文化人首先要扩阔自己的心量,增长自己的见识,有了博大的胸襟,才谈得上文艺的作为。
中国著名文学艺术家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中对此有过一番言说,「吟诗描画,平平仄仄,红红绿绿,原不过是雕虫小技,艺术的皮毛而已」,所以,他要求学艺术的人,要体会宗教精神,以求技艺的进步。他说这一番话是因忆述弘一法师而起。大家知道,丰子恺早年师从李叔同,即后来出家为僧的弘一大师,在艺术与宗教人生上都深受恩师的影响。他在文中对弘一法师的文艺观作了颇透彻的解说,他说弘一法师教人,亦常引用儒家语「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来说明宗教与艺术的高下。文中说,「艺术家看见花笑,听见鸟语,举杯邀明月,开门迎白云,能把自然当作人看,能化无情为有情,这便是『物我一体』的境界。更进一步,便是『万法从心』、『诸相非相』的佛教真谛了」;「最高的艺术家有言:『无声之诗无一字,无形之画无一笔。』」这正是艺术的真传。
李叔同由艺术升华到宗教而成正果,深深感染了丰子恺,所以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艺术人生观,以三层楼来比喻人生的三个层次︰「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以他的说法,住在第一层的人,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就满足了,世间多数是这类人。住在二层楼的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这些人把人生贡献于学问,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类人即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住在第三层的是「人生欲」强的人,「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我与弘一法师》,见《丰子恺静观应世》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7年10月版﹚
丰子恺的一生正是这「三层」说的最好印证。他的创作以及面对艰难困苦时的人生姿态,都充份体现了一个有宗教精神的人应有的品性与情操。正如他所言︰「做诗就是做人。人做得好,诗也做得好」,丰子恺的散文随笔率真纯朴、感情诚挚,个性洒超脱恬淡,与世无争,故有「二十世纪的陶渊明」之称,也有「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之说。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皈依佛教,有宗教信仰,且全身心投入到艺术中的大家,晚年却无端身陷文字狱,一篇写猫的随笔《阿咪》被指攻击「伟大领袖」,惹来劫难,批斗、逼供、游街,关牛棚,可幸的是,无论遭逢甚麽样的厄运,他都能处变不惊,保持真我的人格和艺术品性。他晚年在极险恶的时代环境下,秘密留下的三十三篇随笔,回忆往事,也自我观照,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艺术风格,洒脱飘逸,平易冲和。这批作品后来结集为《缘缘堂续笔》,成为那个时代难得的艺术珍品,如内地学者刘英所言︰「没有欺世的造作,没有可厌的涂饰,没有虚伪的拔高,它把人还原为人,写出了一个合乎情理的通人性的有情世界。它远离造神运动建立起来的虚妄的躁动的世界,讚美的是充满真诚和活力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它是丰子恺真诚个性和真挚感情的倾诉和表现。在充斥着大批判话语霸权的喧嚣中,在中国几乎所有文人作家都无奈地投笔虚度的年代裡,丰子恺的创作仍能保持独立的品格,以其超脱清新的风格,睨视主流社会的陈词滥调,这实在是一个奇迹。」﹙《艺术人生的真我回归》,见丰子恺《往事琐记》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7年1月版﹚一个在疯狂时代饱受侮辱与摧残的人,能够活得清醒,活出人格,不就是在于那一种宗教精神,那一种道德器识?
有文坛无文人有诗坛无诗人
然而,纵观当下的中华文苑,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另一类「文人」、「艺术家」。今日的文坛、艺坛不可谓不热闹,甚至可以说是一派繁荣景象,但实话实说,在我眼裡只是一片荒芜,有文坛无文人,有诗坛无诗人,太多人热衷的是争名逐利,赶会、跑奖、炒作,哪有閒工夫去理会灵性这档子事?气节,操守,太高调了吧,当下社会还讲这些吗?礼仪廉耻?说说而已,私底下奉行的是一套你知我知的潜规则。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一个没有信仰的世俗化时代,房子可以装修得美仑美奂,衣着可以一个比一个光鲜,而灵魂却可以一个比一个丑陋,文坛也一样不再乾淨,成了一个奇臭无比的臭坑。这样一个「最好」的时代,人主宰了一切,不对,是欲望主宰了一切,大家都不再问来世,也不再信奉神明了。纵使有洁身自好者,也往往自欺欺人,只是在技艺上经营,同样缺少性灵的养护、境界的提升,所以,写来写去、画来画去,也只是在末道上雕琢,不成气候。诗本来应该是真诚的灵魂裡流出来的纯正文字,是人心灵深处的结晶体,换句话说,我爱、我恨、我悲、我苦而生的文字才是诗。可是,现在的现象是,一批有「诗人」身份焦虑的人,像有自我意识的鸡一样,整天想着「我是鸡,我要下蛋」,由是强迫自己天天下一个蛋,做为文造情的「造蛋」诗人,这样的产品于读者何益?不读也罢。我的话可能说得有点满有点过,但绝没有说错。
活在阴沟裡总得有人仰望天空
学艺先立德,有了不凡的胸襟与洞察力,还怕没有不一样的艺术吗?且看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何等的襟怀,何等的气魄?再看老杜,「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何等的心胸,何等的境界?又看看鲁迅,「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何等的识见,何等的洞察?正是有了这不凡的器宇,李白、杜甫、鲁迅都成了他们所处时代的代言人、守夜人。
好在,我们今天的中国也还有器识不凡的好作家,最近凭科幻作品《三体》获得雨果奖的刘慈欣正是其中一位,他说得好︰我们都生活在阴沟裡,但总得有人仰望天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又一个清醒的文化人。
「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从文学艺者岂能本末倒置,只求皮毛末技,而忘了仰望星空的精神追求,以及时代的担当?
醒来吧,那些还在沉睡或者装睡的人。
作者简介:蔡益怀(1962年-),笔名许南山,福建石狮人,中国香港作家,暨南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笔会中心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曾任香港《东方日报》资深编辑,《香港作家》总编辑、香港《快报》编辑。现为香港作家联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