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权力失去制约以后的日益狰狞贪婪，乃是当时社会普遍流氓化、社会伦理极度丑鄙扭曲、法律日益沦为“专制恶法”的真正源头
亚里士多德曾引述柏拉图一句话：“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这话堪称法律思想史上的箴言。不过古希腊哲学家毕竟不知道后来的中国历史，所以他们对于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权力的恶质究竟能够膨胀到何等惊人程度，推想起来恐怕仍是力有不逮。本文以明代特务以“诱民犯罪”等最险恶手段为自己牟取私利为例，对上述命题提供一些有力的佐证。
明代司法权和警察权的黑社会化
描写东厂、锦衣卫的影视作品多年来层出不穷，让大家知道了明代近三百年始终是个特务横行的时代。“中国皇权政体发展后期的日益专制与特务政治间的互动”是个大题目，这里无法详论，但仅从成千上万特务们明火执杖欺凌压榨百姓时，其手段的五花八门、诡诈阴毒之极，今人已经不难体会出：在权力如此穷凶极恶、越来越失去制约的前提下，这个老大帝国究竟是如许多学者一厢情愿那样，正在迎来“社会近代化的曙光”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还是像黑格尔曾对斯巴达命运所下定义那样，只能在“下贱的贪欲之中，造成了一种下贱的灭亡”。
明代皇权出于绝对专权的需要，精心炮制出庞大复杂的特务组织以牢牢控制全国一切臣民；当这个权力怪兽因此大行其道、完全凌驾了国家常规司法机构时，其“权力基因”中的贪欲自然极大地膨胀开来。所以当时特务们搜刮敲诈民财时的恣意和疯狂真是让人胆战心惊。而如此疯狂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直接听命于最高权势者的特务充分“黑社会化”。
其路径主要有二：一是特务头子们（总是由皇帝的家奴充任）与黑帮结成死党。以本文“图1说明”提到的明武宗御马监大太监于经为例：当时的“大盗”张茂势力浩大，家里“高楼重屋，复壁深窖”，专门藏纳亡命徒杀人越货。这个黑道头子张茂就与于经、张忠、谷大用等人的宦官集团关系极深、结拜为兄弟，甚至通过宦官牵线而出入“豹房”（专供明武宗淫乐的场所），成为朱厚照骄奢淫佚的伴当，于是张茂如鱼得水，“乘间为盗如故”。即使后来他的黑道生意屡被地方官袁彪抓个正着，但在权势羽翼下他依然安然无恙––––宦官张忠在酒席上当面告诉袁彪：“张茂是我兄弟，你必须对他网开一面。”身为朝廷命官的袁彪只好“唯唯而已”。（《明史·马中锡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