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大学毕业那年，被分到一个农村中学去任教。一位老师要结婚，婚宴设在离校不远的家中。我们九个刚毕业的人约好上完课一起去赴宴。
宴席的桌子就摆在自家的屋子里，一间屋子里摆了三桌，一式的圆桌和条櫈，见缝插针式，两桌之间几乎是背靠背地吃饭。一桌十人，我们坐下之后，还空一个位子，于是管事的大支就安排一位亲戚坐在我们桌上。这位亲戚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者，我们几个赶紧热情地招呼他坐在唯一的空位上。老者坐得很不情愿，面对我们的热情，始终木着脸。席间，几个年轻人没有什么礼数可讲，很是自由地吃喝。老者只是木着脸坐着，酒不喝，菜也不吃，对我们几个人的疯相怒目而视。我们多次让他之后，也就不在管他，任由他呆坐至宴席结束。回来之后，我们在办公室内谈论这个奇怪的老者，一位老教师问了我们座位的情况，给出了老者奇怪的原因：我们几个年轻人没让老者坐上位。
上位就是席上最尊贵的位置，一般留给赴宴者中年龄最大或地位最高的人。对于坐北朝南的房子，面南正中的位子便是上位，其它方向 的房间，面对门的位子就是上位。婚宴上一屋子摆了好几桌，我们几个年轻人的头脑中根本没有“上位”的概念，只是以方便为标准，把最外面的空位让给了老者，免得他再往里挤。这个位子显然和老者的年龄太不匹配，老者一定觉得受了极大的侮辱，整个席间不吃不喝不言，怒视着我们。
知道了问题的答案，我们几个为自己缺失的社会知识感到惭愧，也为老者爱摆谱活受罪而觉得好笑。
过去，老北京人为了显摆家势在一起比家谱儿，看看谁家官大，谁家能人多，这就叫“摆谱儿”。能摆谱的，定是觉得有谱可摆，比如前面那位老者，在我们几个年轻人面前，年龄大便是他的“谱儿”。
摆谱也叫摆架子。读历史故事时，发现爱摆架子对中国人来说由来已久，特别是一些官员。
清朝李伯元的《南亭笔记》里就记载一个爱摆架子的官员李瀚章的故事。李瀚章就是大名鼎鼎李鸿章的哥哥，当时是浙江的最高长官。文中是这样记载的：
谭文卿以御史授浙江遗缺知府，赴辕谒李，谭跪拜而李不答礼，谭怒，起曰：“大人有足疾乎？”李曰无，又曰：“大人目盲乎？”李仍曰无，谭曰：“若然，卑府拜大人，大人胡不拜耶？卑府今日官可不做，大人礼则不能不答。”言已，拂衣而出。
谭文卿被派到浙江任知府，当然要去拜见他的上级李瀚章。谭对李行了跪拜礼，可李却摆起了架子不还礼。谭知府也是个宁折不弯的耿直人，他直接斥责他的上级：你脚有病吗？站不起来吗？你眼瞎了吗？看不见我在给你行礼吗？你为什么不还礼呢？我官可以不做，但你必须要对我以礼相待。
李瀚章摆架子，本来想表现我比你尊贵，却被斥责为不懂礼数的人，适得其反。
我也遇到过一位爱摆架子的小官。
去年，我和一位同事被派到离城四十多里地的一所乡村小学去支教。第一天去报到，我们两个问了又问终于七拐八拐地找到这个学校。我们给门卫说明情况，门卫非常热情，赶紧去告知校长。回来之后告诉我们说校长让我们等一等。我们认为校长一定有要事没处理完，便站在大门旁的阴凉地里等。可等了很长时间，校长依然没来，门卫很过意不去一遍遍让我们到屋里坐，可门卫室里只不过有一桌一櫈而已。后来，一个有三十八九岁的小个子男人背着手慢腾腾地向我们走过来。门卫师傅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校长。他其实一直就在附近的一个教室里和一位老师在讲话，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他来到我们面前，整张脸板得很紧，只是在嘴角那儿稍稍挤一点笑意出来，让人觉得他不是在故意笑，而是在故意不笑。他用很严肃的声调问我们是从哪个学校来的？叫什么？然后说：“跟我到校长室来。”看那架势，我们根本不是来支教的老师，而是两个犯了错误的学生，被带到校长室去训话。
我们两个就没有了谭文卿的魄力，斥责这个校长的傲慢并拂衣而去，而是乖乖地跟去了校长室，并继续看他摆起大大的官架子。
我想，他可能认为我们是城里来的支教老师，一定也是有点架子的，而他虽只是一个只有十几个老师的乡村小学校长，可毕竟是校长，总要把这个架子大大地摆出来，吓唬吓唬我们的架子，也就是俗话说的先给我们立一个下马威。至于是不是礼貌，对他来说应该是不予考虑的吧。
季羡林在任北大校长时，一位来报到的新生带着很多行李，很不方便去办各种手续，刚好遇到一个穿着旧中山装，戴着北大校徽的老者，以为是校工，就请求老者帮他看一会行李，老者欣然答应，并尽职尽责等了那位新生几个小时。在第二天的开学典礼上，这位新生发现，原来昨天为他看行李的老者竟是北大校长季羡林。
北大校长和一个乡村小学校长比架子的话，应该是有天壤之别的吧，可摆出来的架子却正好相反。我想北大校长和乡村小学校长之间的区别不是架子的区别，而是人品素养的区别。
这样看来，摆不摆架子并不是以地位的高低、年龄的大小来衡定的。真正有知识有涵养的人是不会摆架子的，摆架子的人只不过是用外在看似强大的形式来掩盖内在的虚弱和无知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