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理论
就战后国际关系的研究主流而言，最常用的是国际体系、国家和次国家三个层次。其中，国际体系层次的理论研究属于体系理论范畴，国家层次和次国家层次的研究则属于次体系的研究范畴，或称为单位和次单位层次的研究。
国际政治学的体系理论是体系层次的研究。沃尔兹认为，国际政治的理论可以分为体系理论和还原理论，前者指体系层次的理论研究，是以体系特性作为解释依据的；后者指单位层次的理论研究，是以单位特性作为解释依据的。要建立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只有体系层次研究才可以完成。由于沃尔兹强调体系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所有他借鉴体系理论和控制论的原理，构想了国际政治的体系，并把这一体系界定为“一组互动的单位”。这样，在他的国际体系中，就包含了体系和体系单位两个基本因素，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也包含了三个主要内容：
（1）设定一个体系；
（3）设定所研究因素之间的关系。
体系理论需要确定体系中最具实质意义的特性；需要确定体系单位最具实质意义的特征；并提出一个体系理论的基本陈述，即体系特征与单位特征之间的关系陈述。对于体系理论来说，体系特征是发生作用的因素，单位特征是受到这种作用影响的因素，体系特征的变化导致了单位特征的变化。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理论都遵循了这些体系理论原则，所以都是体系理论。但是，由于它们对国际体系和体系单位有着不同的认识，所以，对体系特征和单位特征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有了不同的解读。
国际体系理论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国际体系中山门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什么国际体系特征对国际体系单位起到最大、最关键的影响作用。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上面三种不同的体系理论产生了实质性分歧。
沃尔兹认为体系是由结构和互动的单位构成，而且强调结构使体系成为一个整体。结构需要独立于体系单位，抽象于体系单位的属性和特征，并且根据单位的排列组合来加以确定。他首先提出了政治结构的三个标准：秩序原则、单位特征、权力分配。由于国际体系不同于国内体系，所以国际体系的秩序原则是无政府性，单位特征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国际体系单位—国家。国际体系具有无政府性，只要有国际体系存在就不会发生变化。作为体系单位的国家又是同类和功能相似的的实体，那么在决定国家体系结构的三个重要原则方面，只有权力分配是可变因素。因此，沃尔兹的体系结构就被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由于沃尔兹对于实力分配的基本思考在于“集中关注作用最大的国家”，所以，权力分配就是指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对于结构现实主义来说，物质能力对于国家至关重要。结构的根本特征是国际体系中主要单位之间的物质权力分配，亦即大国之间实力的分配。
新自由制度主义并没有否认沃尔兹的结构，认为以大国间实力分配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不过，国际体系的特征并不仅仅如此。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国际体系的进程，认为沃尔兹武断地将单位之间的互动归为单位属性是错误的，并指出进程与结构一样都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的重心就从国际体系结构转移到国际体系进程。
所谓进程，就是国际体系中单位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影响国际进程的体系因素有两个：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要等主要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之后才能够完成。于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就可以假定国际体系结构为常数。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际制度就成为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国际制度即连贯一致并相互关联的成套规则，这些规则规定行为角色，限定行为活动、并影响期望的形成。具体可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国际惯例等。
温特对文化的定义是“社会共有知识”，是社会成员在社会场景中通过互动产生的共同观念，是社会成员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国际体系文化就是国际社会中这些共有观念的分配，或者说是国际体系中的观念结构。如果说沃尔兹的结构是物质性的话，那么温特的结构则是观念性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认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是观念，是非物质性的。物质结构的确存在，但是物质结构只有通过观念结构才能具有意义。因此，温特认为，沃尔兹的物质结构是不充分的、是可还原的，因而只能是表面结构。只有观念结构，才是深层的结构，是可以使物质结构具有意义的社会性结构。
这种观念结构是体系中的行动者之间的互主性实践活动建构的。行为体交往的初始行为通过互动产生了主体间意义，加强或削弱了各自的一些私有观念，并开始形成共有观念，于是便产生了社会性的观念结构，亦即文化。在国际社会中最典型的的结构特征是无政府文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往往预先设定无政府文化的单一性，把无政府文化作为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但温特明确指出，无政府性实际上是国际社会成员—国家—造就的。
国际体系文化有着多种形式，因而不具单一性质。温特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国际体系结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物质结构的意义取决于这些文化的意义。霍布斯文化的意义是杀戮和被杀，在这种文化中的物质能力是用来消灭对方和保护自己的，这是典型的安全困境；而康德文化的意义是友谊，在这种文化之中同样的物质能力则可能是保护大家的。根据温特的理论，文化才是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特征。
由于三种理论都是体系理论，也都认为只有体系理论才能构建国际政治理论，所以他们设定的体系单位都是国家。
沃尔兹将国家变成一个国家政治理论的抽象和简约的概念。他为了建立高度科学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对国家的概念予以彻底的清理和简化。沃尔兹把国家物化为一个常数性实体，并将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都排除在外，国家因而成为“同类的单位”。沃尔兹说：“把国家成为‘同类单位’，是说每个国家都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一个自主的政治单位。这是国家享有主权的另一种说法。”国家作为同类单位，面临同样的任务，不同之处只有一个，即国家实力的大小。这样一来，沃尔兹的体系单位就成为十分简约、可相互类比的单位。指出，沃尔兹成功地完成了界定体系理论中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体系特征和体系单位，并且，这两个因素都具有高度简约的特征和可操作化的特征。
新自由制度主义继承了沃尔兹的国家观。基欧汉承认其学术生涯早期强调过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意义，但后来认识到，非国家行为体仍然是从属于国家的。温特理论中的国家比沃尔兹和基欧汉的国家具有了更多的“人性”，具有了身份、意向、动机等特征，尤其是具有了意义重大的能动作用，但是他坚持认为，对国家本身不能够再进一步分解，否则就不能成为国际政治理论。
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重点是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沃尔兹认为体系理论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说明体系结构怎样影响体系单位。在沃尔兹理论中，两个主要的变量是体系结构和体系单位行为。结构特征和单位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其中，体系特征是原因，单位行为是结果。体系结构被定义为主要国家之间的物质权力分配，国家行为则主要是指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比如，多极结构使欧洲诸国的合作难以实现，因为在安全领域里的互动只能是零和游戏。但在国际体系结构变为两极之后，由于美国对其盟国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所以它们之间的合作就成为可能。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是“结构选择”，指国际体系结构导致国家的冲突或合作行为。
新自由制度主义在逻辑推理和理论思维方面与结构现实主义是一致的，国际体系特征和国家行为仍然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主要研究变量。但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认为，国际进程才是体系的重要特征。国际体系单位行为仍然是国家的冲突与合作行为。国际制度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是“制度选择”，即，在国际体系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国家仍然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行为取向，导致这些不同行为和不同行为取向的是国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
温和建构主义的核心是“文化选择”，文化指国际体系文化，亦即国际体系中共有知识或观念的分配，这种分配的作用对象是作为国际体系单位的国家。温特所设的的国际体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建构关系。他认为，建构关系表现了结构属性怎样构成了单位属性，即国际体系文化怎样使国家成为国家、怎样使国家产生了利益，这是一种“建构”关系。这样一来，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就不是给定因素，而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温特认为，考虑国际体系文化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是建构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
国家因素首先是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而不是国家行为。建构主义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国际体系文化怎样使国家产生了某种身份和利益。国家行为是由国家身份和利益决定的，所以只有确定了国家身份和利益之后才可能真正理解和解释国家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