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瑞·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于1963年首次出版，当时西方的经济学界仍然完全沉浸于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凯恩斯主义革命之中。
相反，罗斯巴德借助“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解释了美国大萧条（以下简称“大萧条”——译注）的成因，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政府一系列误导性的、南辕北辙的政策事实上加剧并延长了经济萧条。
对于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来说，罗斯巴德的“奥地利学派”范式似乎同当时被广泛认同的教科书中的理论不太协调。宏观经济学将一般产出和就业看做一个整体，极度关注以“总量”分析的方法对这两者的变化和波动进行分析。同时，人们普遍相信政府能够轻而易举地动用各种货币和财政政策保持经济的增长和稳定。
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和中期，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解释始终处于各种理论和政治辩论的前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他的《货币和信用理论》（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首次出版于1912年，1924年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和专题作品《货币稳定和周期政策》（Monetary Stabilization and Cyclical Policy，1928）中第一次发展了这一“奥地利学派”理论，对大萧条和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但是，奥地利学派对大萧条的研究获得国际认同并在商业周期理论的论战中发挥自身的作用，要特别归功于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在他的作品《物价和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1932）、《货币理论和贸易周期》（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1933）以及《利润、利息和投资》（Profi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1939）中所做的研究。20世纪30至40年代，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担任教授。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哈耶克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新经济学”的主要对手，凯恩斯的“新经济学”理论体现在他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以下简称《通论》——译注）中。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他1949年出版的《人的行动》（Human Action）中，重申并完善了他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以便回应人们对他20世纪30年代相关著作的批评。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奥地利学派的理论迅速地淹没在凯恩斯主义革命的狂潮中。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总量和平均分析法将所有其他对通货膨胀和大萧条的解释理论全部排除在外。
凯恩斯经济学的根本性错误
凯恩斯强调，一个经济体应该从一系列的总量——从整体考虑（消费者）对所有产出的总需求，所有资源和商品的总供给以及整个市场中为购买和销售商品、服务以及资源所支出或取得的价格和工资的平均一般水平——进行考察。
如果在现行的一般工资水平下，人们对整体产出的总需求不足，企业就没有办法有效地雇用那些没有工作但是愿意工作的人。此时，政府和中央银行的任务就是保证向经济体中注入充足的货币。做法便是提高最终消费品和服务相对于一般工资价格的水平，那么企业家又能够雇用那些失业人员获取利润，直到恢复充分就业。
自凯恩斯1936年在他的《通论》中阐述这个观点以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凯恩斯的支持者以及表面上的批评者多次修改和重述了他的部分观点和假设。但是经济学家们仍然使用一般性的宏观总量分析框架和世界观分析非充分就业问题，其特点是从一个经济体的整体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及其变动的角度发展理论，制定相关的政策。
宏观经济学总量和平均量的谬论
但是真实的世界中根本没有总需求、总供给或者经济体整体产出水平或就业水平这种东西。它们只不过是由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构造出来的统计学产物。真实世界真正存在的是：无数个体的需求以及无数企业提供的各不相同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无数需求者和供给者在众多独特的市场中进行买卖交易，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系统。
特定的消费者需要不同种类的帽子、鞋子、衬衫、放大镜、苹果、书籍和电影。没有人会仅仅想要“产出”这种东西，也没有人能仅仅创造出“就业”。当我们进入一个贸易市场，我们会根据自己独特的需求对特定的商品和服务产生兴趣。商人和企业家发现雇用具备特定技能的劳动者帮助自己制造、生产、营销和售卖个体消费者感兴趣的不同商品是有利可图的时候，他们就会聘用这些劳动者。
反过来，在个体需求者和个体供给者的互动过程中，每一个特定的、与众不同的商品和服务都会在那个市场中形成自己特定的价格。
将消费者最迫切想获得的商品带到市场中能为企业家带来获利机会，这能引导不同的资源和原材料、特定种类的机器和设备、不同类型的熟练工和非熟练工参与到生产这种商品的过程中来，让消费者最希望获得的产品得以产生。企业家个体和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互动产生了企业家购买和雇用要素的价格。当然，这个过程同样会产生无数的单个市场，共同构成整个经济体系。
宏观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统计学合作者将所有不同个体的产出、雇用以及特定的价格和工资进行加总和均值运算，得到了一系列从经济整体角度衡量的总量数据。但是大家应该很清楚，一旦将数据做这样的处理，市场中所有真实的经济关系，相对价格和工资的真实结构以及真实需求和供给之间千差万别的联系模式都湮没在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和总体数据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如果一个经济体要想在整体上达到生产平衡以及可持续的就业水平，显然需要在所有特定市场上买卖的各类特定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和供给能够相互协调和平衡。与此同时，在每个市场的生产部门中，企业家对资源、资本设备、各种劳动力的需求与那些要素供给者之间同样要有类似的协调和平衡。
这种协调、平衡和可持续的就业水平需要人们对通过价格和工资调整反映的市场环境的每一个变化以及经济体中各个部分和部门不同供给和需求的变动做出调整和适应。换句话说，正是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恰好的平衡和协调模式以及相应的相对价格和工资结构保证了充分就业和各种可得资源与资本最充分、最有效的利用。因此，企业家和商人始终需要生产我们——消费者们——需要和欲求的商品，并且确保能够在弥补了生产竞争成本的价格水平上出售商品。
如果将这些内容全部简略为总需求、总供给，用统计学计算得到的经济体中所有商品的平均价格水平以及所有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等宏观经济总量，那么所有上述的洞见都会被掩盖。而宏观总量分析法更为根本的错误和误区在于这种研究范式没有重视或关注货币供给变化带来的真实影响，它所主张的货币供给政策必将导致最终结果与协调状态下的价格、利润、资源和劳动使用量之间产生不可持续的偏离。货币刺激政策的目的是想治愈失业问题，而这个政策最终所导致的恰恰是更严重的失业。
罗斯巴德正是以“奥地利学派的”微观动态过程分析方法作为分析框架，解释了美联储20世纪20年代采用的货币政策如何导致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失衡和失调以及劳动力、资本和资源配置的失误，1929年之前的经济“繁荣”最终演变成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经济“崩溃”和大萧条。
而罗斯巴德另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最早是由米塞斯和哈耶克提出来的）表明正是由于政府动用干预手段，不允许竞争性的市场充分运作，才阻止并延误了原本可以更快完成的经济恢复过程，美国人民原本不需要面临如此严重的失业和减产问题。
资本主义是解药，政府是绊脚石
资本主义是人类繁荣的引擎。它为生产提供获利动机，它能产生创新，让全世界数百万人口脱离了贫困。供给和需求的竞争过程让成千上万的生产性商业活动趋于平衡，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制度能够像开放、竞争的自由市场那样有能力提高我们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但是一旦政府干预了市场的运作，资本主义体系将无法顺利完成自己的工作。繁重的政府税负，令人头疼的政府管制，错配的政府支出，对货币系统的错误管理只能让资本主义变得紊乱，就像一台机器裹杂了太多的泥沙而不能正常运转。
2008-2009年经济衰退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和美联储能够采用的最理想的激励政策本应该是接受并承认自己过去的政策导致了这场人们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然后放任市场，让其自发地重新找到平衡，重新建立起可持续性增长和就业的基础。
当然，这需要我们改变现代干预主义性质的福利国家以及与之相伴的美联储这种形式的货币中央计划体系。我们需要抛弃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这些思想仍然主导着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政府官员的观念，像指示牌那样指挥着他们的行动。
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美国和其他部分国家在过去十年里经历的并不是一场“资本主义（真正的自由市场）危机”，而是一场因政府对经济进行管理、操控、命令，并伴随着政治腐败而引发的危机。可惜的是，我们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政府承认自己的失败，看不到他们对错误思想的摒弃。
但与此同时，穆瑞·罗斯巴德对美国中央银行以及误导性的干预主义政策如何造成并延长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做出了富有洞见和极具历史研究意义的解释，这些内容如今已被翻译成中文，让这个正在崛起的世界超大经济体中的人民有机会更好地理解：过度信赖政府权力去保证和维持经济繁荣与稳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它也许能帮助人们更好地重视自由竞争市场制度的意义，甚至也能帮助人们重视银行和金融系统，以此带来出一个长期的，对社会所有个体都有利的经济改善。
【注:本文为《美国大萧条》新版序言（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