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很大一部分年轻人都忙于工作而无暇关注自己的感情生活。于是父母的“相亲角”应运而生。父母们自带板凳、水壶和扇子，拿着孩子的基本情况介绍，给过往的其他父母相看，双方互相筛选。合适的就交换联系方式以便进一步沟通，不合适的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整个过程快速高效，一气呵成。不能否认的是，父母眼中的最佳选择往往与子女眼中的最优选择之间存在错位。这样情况下，一个很显然的问题就来了：父母帮你找的对象和自己找的对象婚后生活会有差别么？如果有，差别体现在哪？差别大不大？
2016年9月发表于《比较经济学》（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的论文对此展开了讨论，其作者包括来自新加坡管理大学的Fali Huang、来自马里兰大学的Ginger Zhe Jin和来自世界银行的Lixin Colin Xu。论文题目是《爱情、金钱和父母福利：白发相亲将如何影响？》（Love， money and parental goods: Does parental matchmaking matter?）。
通过实证研究，研究者发现父母参与其中的子女婚姻，婚后夫妻之间和睦程度会更低。妻子会更加顺从，妻子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和收入也较低。同时会生更多的孩子，而且生男孩的可能性更高，丈夫赡养老人的信念也更加强烈。另外，在城市地区，父母撮合的夫妇往往会有更高的共同收入。与此相反，在农村地区，父母配对的夫妇的共同收入往往低于农村地区的自我配对的夫妇。
研究背景
现有的婚姻匹配模型主要分为男女随机匹配模型和职介匹配模型。然而，这两类模型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子女婚姻不仅会影响夫妇双方还会影响双方父母的福利。夫妇“生产”的一些“父母产品”，比如收入、家务活、小孩以及赡养老人都会对父母福利有所影响，特别是赡养老人。在发展中国家，养老问题主要是由子女而不是社会承担。因此，父母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就会培养孩子的养老观念。
在中国传统社会，子女养老一般是由孝道来维持。而在现代社会，父母将通过资源投入来干预子女偏好，使他们更愿意赡养父母。由于夫妻“产品”对父母福利的重要性，所以父母会有激励去干涉子女的婚姻。而对子女而言，父母介绍对象省去了自己找对象的搜寻成本，子女也有意愿让父母来干涉婚姻。
但是，如果父母注重的是婆媳关系和婚后妻子对家庭的贡献而忽视婚后夫妻感情的话，那么父母匹配的婚姻对子女来讲就不是最优的。即便父母以子女夫妻感情为重，通常来讲父母眼中最佳选择也与子女眼中的最优选择之间存在错位。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中采用的方法有分层随机抽样（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OLS回归（ordinaryleast squares，最小二乘法）；IV方法（Instrumental variable，工具变量）等。
数据选择
研究者所选择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the Population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和联合国人口委员会（the Population Council of United Nations）于1991年共同收集的中国当代妇女状况研究（the Study of the Statu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SCCW）。SSCCW收集了婚姻状况、生育状况、工作、家庭内部安排、性别等信息，其调查分为针对丈夫和妻子两部分。
研究者根据SSCCW的数据做了分层随机抽样（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选择了包含一个直辖市（上海）和六个省（广东、四川、吉林、山东、山西、宁夏），有效样本为6334对夫妇。由于依照中国传统，婚后双方一般会与男方父母一起住（假如确实和父母一同居住的话），因此本研究将更关注男性样本而将女性样本作为一个因变量。
此外，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在1991年长距离的人口流动还不普遍，因此在文中作者将每一个省市的婚姻市场当作独立的婚姻市场。
数据统计性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1 研究数据统计性结果
核心变量
关于研究夫妻双方如何认识，研究者设置了四个选项：1、父母或亲戚介绍；2、朋友介绍；3、自己认识；4、其他途径。研究者设置了一个哑变量——ParentMatched，并定义当双方为父母或亲戚介绍时，该变量等于1，否则等于0。
从丈夫的角度来看，婚姻状况以爱情、共同收入、不可销售的家庭产品、妻子的特质、孩子数目和性别构成为代表。由于爱情难以衡量，研究者根据调查问卷中夫妻双方是否有争吵以及争吵的解决方式构建一个和谐指数来量化爱情。研究者对这个和谐指数进行赋值：当夫妻双方从未吵架则等于2；当双方通过互相的妥协解决争吵则等于1；当通过单方面的妥协或者第三方的调停则等于0。
此外，妻子特质的衡量主要是指妻子的顺从度，从三个方面考量。一是妻子是否觉得其职业成就应该超过丈夫，二是妻子是否有较好的男性朋友。三是是否会拒接丈夫的性要求。
数据处理
研究者建立了一个回归方程如下所示：
Y表示婚姻状况、妻子特征、丈夫的养老信念，第一个Z是丈夫的个人特征，第二个Z是地区特征。Parent Matched是衡量父母是否介入子女婚姻的虚拟变量。
对上述方程直接使用OLS回归（ordinary least squares，最小二乘法）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为对找对象方法的选择不仅受随机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儿子及其父母的特征的影响，也就是存在一个逆向选择问题。因此研究者采用IV方法（Instrumental variable，工具变量）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个工具变量来自于社会规范（socialnorms），社会规范对于夫妇的匹配程度影响如下所示：
图2 社会规范与匹配程度
研究者同时考虑到，假如某地区社会规范遭到外生冲击，也可能会导致该地区父母和儿子找对象的方式发生变化。外生冲击造成的影响如下图所示：
图3 外生冲击的影响
在实证中，研究者对于第t年出生的丈夫的选择，使用该地区跟他年龄相似的选择同样方式的人的比重作为其工具变量（
）。年龄相似指出生年份相同或者早于他1-3年。
虽然可以识别出个体不可观测量的贡献，但是会带来一个一般均衡问题。对某一个人的影响可能会被其对另外一个人的影响所抵消，忽略其他市场层面的变量会引起虚假的相关性。
因此，文章使用
*h作为第二个工具变量，其中h为丈夫的受教育水平。同样为解决一般均衡问题，使用
*job0作为第三个工具变量，job0是丈夫的第一份工作类型是国企还是其他。
回归结果
根据丈夫的样本分析，研究者得到了关于白发相亲的决定性因素的线性概率估计（linear-probability estimation），其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4 决定性因素的概率估计
实证结果表明：父母参与其中的子女婚姻，婚后夫妻之间和睦程度会更低。妻子会更加顺从，妻子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和收入也较低。结论如下图所示：
图5 实证结果1
此外，实证结果也表明：父母参与其中的子女婚姻，夫妻将会生更多的孩子，而且生男孩的可能性更高。结论如下图所示：
图6 实证结果2
不仅如此，实证研究还表明：父母参与其中的子女婚姻，丈夫赡养老人的信念也更加强烈。这结论支持了贝克尔等（2015）提出的父母会通过改变子女偏好来为自己养老的理论。结论如下图所示：
图7 实证结果3
最后，研究还发现，由于在城市地区，有工作机会更多，独生子女政策执行的也较为彻底，父母更多地依靠货币收入渠道来确保老年生活，因此，父母撮合的夫妇往往会有更高的共同收入。
与此相反，在农村地区，工作渠道缺失，逃避独生子女政策更容易。因此，父母更多地依赖于家庭生产，因此父母配对的夫妇的共同收入往往低于农村地区的自我配对的夫妇。其统计性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8 实证结果4
研究结论
尽管有很多经济学研究关注于婚姻的方方面面，但极少人关注父母在他们的孩子的婚姻中扮演的角色。在本次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数据对此问题进行了考察。
基于实证研究，研究者发现父母参与其中的子女婚姻，婚后夫妻之间和睦程度会更低。妻子会更加顺从，妻子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和收入也较低。同时会生更多的孩子，而且生男孩的可能性更高，丈夫赡养老人的信念也更加强烈。另外，在城市地区，父母撮合的夫妇往往会有更高的共同收入。与此相反，在农村地区，父母配对的夫妇的共同收入往往低于农村地区的自我配对的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