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成都市司法局发布了一份文件，全名为《关于进一步做好近期律师行业安全稳定工作的通知》，其中第四条规定，为加强对涉外活动的指导，要求律师出国（境）、参加各类交流活动和论坛研讨会、本所接待国（境）外人员，应提前3日报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和市律协。一些律师提出，此规定于法无据，司法行政机关成了律师的上司，有“扩权”之嫌。
律师作为一个不断壮大的职业群体，近年来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论是重大案件还是重要立法，不论是报刊媒体还是微博微信，总能看到大量律师的身影。而但凡关于律师的规定出台，总能激起或大或小的波澜。
律师职业的发展变化，虽然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既产生了一些争议，也引发了一些方面的忧虑。因此如何管理律师，如何规范律师行业始终是各方面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但问题在于，在律师管理问题上占据话语权的各方，难以取得共识，更难以建立信任，根本原因是各方面对律师职业的观感不一，对律师管理的目标和理念仍存在争议。
可以来看一下一组数据。当前中国的法官、检察官总人数各为20万左右，律师近27万，公安干警人数约170万，医生大概250万，教师最多为1400万。这些职业群体虽然只占中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但却构成了当前中国许多议题的核心。职业群体对任何社会来说都占据着四两拨千斤的地位，因此在中国当前几大重要改革中，不论是司法改革、医疗改革还是教育改革，这些职业群体既是问题本身，又是问题的出路。
我们已经看到司法改革中提出，改革要符合司法规律，要让法官、检察官回归专业化角色；在医改中提出，改革要符合医学规律，要让医生成为医学之生力，而不是受制于医药暴利；我们还要让教育改革能够顺应教育规律，不让应试教育毁了下一代，也不能让大学里扭曲的行政、评价和市场化问题毁了象牙塔。
这些规律实际上就是各自的职业规律。隔行如隔山，各行其道，不同行业有不同的规律，用一种思维去治理另一种职业，结果必然是扭曲的，后果必然是严重的。
律师毫无疑问是一个别具特色的职业，这个职业专业但不专横，自由但不散漫，独立但不孤立，既不同于体制内的法律专业人士，也不是完全游离于体制之外。推开任何一家律所的门，虽然法律上定义为公司，但和普通公司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律师与律所的关系也与普通员工和公司的关系迥然不同。在其他职业中，也很难找到和法律职业相似的特性。
即使是律师的兄弟职业——法官和检察官，也由于管理体制和从业经验的不同，存在根本性差别。因此一些法官、检察官辞职下海当律师，感觉简直是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出境异域深度游。现在成都市司法局要求律师出境等活动时得上报，到底是报备还是报批，并未明了，但不论如何，这种规定背后的思维依然没有摆脱陈旧观念，没有认清律师的职业规律。
律师的“上司”应该是法律本身，不管是地方司法行政机关还是律协，不能用各种审批的条条框框束缚律师的手脚。就像其他领域的改革已经明确提出要回归他们各自的职业规律一样，律师行业的管理也需要梳理、讨论和明确律师职业的规律，剔除不符合职业规律的制度，让这个行当能够顺顺当当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而不是处处设槛，总想着把他们“管”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