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中郁次郎这个人的学术特色，确实值得琢磨。一方面，他关注的知识管理和知识创造是最时髦最前沿的领域；另一方面，野中的日本式思考和模糊处理方法却是最传统最古老的手法。一方面，他气壮山河地批驳欧美管理名家，显示不出一点日本式的谦卑；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赞扬推崇日本企业的特色，处处表现出日本式的自豪。在知识管理领域，从学术深度和广度来说，野中在理论的透彻程度和思想的清晰程度上比不上德鲁克。但是，德鲁克对管理的贡献是全方位的，而野中则“心无旁鹜”，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知识创造这一焦点上。如果说，德鲁克关心的是人类前途，那么，野中关心的则是学术地位。所以，从知识管理的角度看，野中具有代表性。
任何学术成就，都不可能没有基础拔地而起。清理前人的研究，是自己的起点。在知识管理方面，清理前人研究是非常艰巨的工作。对此，野中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立场，就是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不留情面的批判。
我们以他的代表作《创造知识的企业：日美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为例（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合著，李萌、高飞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4月出版），看看他对前人是怎样批判的。
在哲学思想基础上，野中集中火力攻击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法”，并以此作为自己理论的起点。说起欧美近代的思想家，笛卡尔确实具有巨匠地位。他所创立的理性建构方法，至今光辉犹存。然而，和笛卡尔并列的还有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方法，同样对欧美近代思想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作用。但是，野中仅仅批判笛卡尔的主客二分，却没有批判理性建构；只揪住了笛卡尔，却放过了培根。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另外，据笔者观察，在野中的著作中，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对于前人的不足有过多的张扬，然而对于前人的贡献往往是悄悄的吸取。比如，关于笛卡尔的主客二分问题，实际上，西方哲学领域里的批评已经不在少数。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就已经突破了主客关系二分。当代哲学界关于“主体间性”（即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性质，用来替代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性质）的研究，早已对此有明确的答案。野中对此的忽略，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否则，他有可能在理论上贡献更大。
在同管理学紧密相关的经济学领域，野中也以批判为主。比如，他在肯定了马歇尔重视知识的同时，重点强调马歇尔只重视既存知识，即以价格信息所表现的知识，然后指出：“新古典经济学者忽视了大量的由经济主体拥有而不是以价格信息所体现的隐性知识及显性知识，他们并不关心知识的创造，也不认为企业是知识的创造者。”（P40）对名闻遐迩的哈耶克，野中也没有看到从“自发秩序”到“扩展秩序”的知识创造效应，而是简单断言：哈耶克“最终还是简单地对有效的‘利用现有’知识进行‘静态’的解读。”（P41）至于以“创新”著称的熊彼特，在野中那里，也说他不过是“强调对显性知识进行组合的重要性”，然而，“‘组合’只是几种知识创造模式的一种”。总而言之，野中认为，经济学家没有说清楚知识创造问题。
在管理学领域，野中的火力更猛。他指出：泰罗“没有认识到工人的经验和判断是新知识的一个源泉”；梅奥“没有提出明确的理论框架”；科学管理和人际关系学派被归结为“将人类视为没有知识创造能力的‘刺激－反应式机器’”。只是对巴纳德关于心智模式的非逻辑过程有所赞许，但也评价不高： “巴纳德对主管在创造知识方面的作用只是提出相当泛泛的看法，基本上没有对知识创造的组织过程作出任何解释。”对于组织行为和决策研究有着重大贡献的西蒙，野中继续批评道：西蒙只看到“信息处理机器”的组织观，“利用‘有限理性’的观念，西蒙以信息处理的形式建立了处理人类思维过程的计算机模型。”“他没有看到组织对环境采取行动的能动方面。”（P46-47）甚至对德鲁克也不留面子，批评说：德鲁克只是“似乎认识到了隐性知识的重要性”，“他没有触及知识转换过程中需要人际间的相互作用，或团组内对知识共分享问题。他在内心里与其说接受‘人本主义’阵营的观点，不如说更接近于‘科学’阵营。” （P57）对阿吉利斯的组织学习理论，野中一笔带过，批评双环学习“假设组织内部或外部的某些人具备‘客观地’知道将双环学习付诸于实践的正确时间和方法的能力。掩藏在这种假设背后的是笛卡尔式组织观。”（P57），连提出核心竞争力的普拉哈拉德，野中也没放过，说普拉哈拉德以日本企业为例，但“没有提供这些企业究竟如何建立核心能力方面的洞见”（P60）野中惟一给予较多赞许的，是热衷于实务的圣吉，但也颇有微辞：“圣吉关于‘学习型’组织的实际模型与知识创造理论比较接近。然而，他却很少使用‘知识’的字眼，而且没有提出任何有关知识究竟是如何创造出来的理念。”
类似这样的批判，我们在其他管理学家那里也见识过。比如，提出“公司再造”的哈默，就明确宣称亚当·斯密已经过时，而且断言自己将取代斯密。相比之下，野中还没有“狂”到哈默这种程度。但无可讳言，野中的这种批判，在某种意义上限制了自己的理论向纵深发展的可能，更多地把自己的贡献放在知识管理的操作性实务上。我们并不反对自负，而且承认，自负往往同个人的成就相关。如果没有点本钱，想自负也自负不起来。但是，当在科学的道路上攀登时，越到高层，越需要小心谨慎。那种成为时代里程碑的学者，一方面是对自己充满信心，另一方面是对前辈的充分尊重。哪怕是前人给了自己一点点启示，也要充分表达出来。在管理学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真正在“纯学术”上走得越远，对前人的铺垫和思想启迪就越重视；而“立竿见影”式的咨询工程师，常常会省略对前人的学术爬梳。所以，野中的贡献，主要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知识管理的实践上。
我们不妨顺手举几个例子：如果野中对巴纳德关于“直觉”在管理中的作用能够正面肯定并深入展开，再结合西蒙通过国际象棋研究对直觉的透彻逻辑分析，那么，就有可能在隐性知识的作用以及隐形知识的显性化上做出更为严密更为深邃的贡献。如果野中能够对西蒙的理论从人工智能角度深入剖析，那么，就不会说西蒙“建立了处理人类思维过程的计算机模型”，而会说西蒙“建立了计算机仿照人类大脑思考的智力模型”。如果野中能够对哈耶克的“扩展秩序” 理论进行知识管理的解构，那么，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就可能会出现更复杂也更准确的非建构模式（或者称为演进模式）。当然，这些只是“如果”，而现实中的野中没有这样做。
指出野中的不足，并不是要否定他的成就。如果就此认为野中的著作不值得一读，那就大错特错。无论如何，知识管理在当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德鲁克所说：“知识是惟一有意义的资源。”而野中对知识管理的贡献，别人无可替代。英国管理史学者摩根·威策尔（Morgen Witzel）认为，野中对现代管理学的贡献有两方面：一方面，他是世界上知识管理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论述几乎覆盖该领域的每个方面；另一方面，对西方读者而言，他是日本管理风格及技巧的最主要的解读者之一。野中不仅加深了西方人对日本企业创新动力来源的理解，还详细解释了那些新技术、新工艺、新概念等是从何源源不断而来。摩根·威策尔说：“他一直力求将东西方的管理者拉近，并且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思想食粮’，让他们通过比较彼此的管理文化，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知识创造理论方面，无论从研究的长度或深度上，野中是最主要的贡献者之一。作为以撰著通俗读物见长的威策尔，对野中的评价恰如其分。这一评价说白了，就是野中所选定的研究领域极为重要，对日本企业的实务性说明十分有用，在沟通东西方管理观念上相当出色。
野中在研究知识创造问题上，采取了建构主义的方式。有人认为，他构建了一个新的范式——“知识创造范式”(Knowledge creation Paradigm)。对此，我们认为，野中的理论是否达到了“范式”的地位，尚有待于时间的检验。所谓“范式”，是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的概念。是否成为范式，要得到科学共同体的公认，这需要长时段的积淀。但毫无疑问，野中建立了在知识管理方面具有实用价值的一个体系。他运用东方的特别是日本的模糊思维方式，将主观与客观、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直接经验与逻辑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个超越主客对立的、主客一体的知识扩展和运用的运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组织共享隐性知识，每个人又不断创造新的隐性知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实现了螺旋转化。
从另一角度讲，知识管理必然要重视人的能动作用，更进一步就是强调人的主体地位。野中提出的知识创造理论，必然会走向“尊重人性”的管理理念。他一再强调人在科学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人与世界的和谐。凡是研究知识管理的学者，基本上都要突出“人是资源”。野中指出，人并不是成本要素，而是生产知识、增加附加值的主体。人类的创造力能够连续不断地、反复地进行生产创新。对于生存在知识社会的企业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市场的竞争，还包括对知识的管理。野中提出的知识创造理论，向人们强调：人是最重要的资产，知识是企业的战略性资产。所以，野中的理论，对“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形成了知识管理角度的新解读。
无论如何，在知识管理领域，野中具有代表性。学界有人称其为“知识创造理论之父”。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值得对他进行研究。也许，通过野中郁次郎，我们不但可以看出他的学术贡献，还能够进一步观察到大和民族的思想特色，看到在全球化格局下的日美交融和东西交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