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彼得·德鲁克三十多本著作中，《已经发生的未来》(Landmarksof Tomorrow)最令我爱不释手，经常阅读和参考。该书出版于1959年，在台湾出版时又译作《明日地标》，正如德鲁克自己在1996年再版序言中说，与他早期写在二战后新工业社会时的三本书(《工业人的未来》、《公司的概念》和《新社会》)和后期专注研究管理类的著述相比，本书主题独树一帜，可以说是德鲁克思想体系中一本承前启后的著作。他尝试把当时看到的一个特殊现象——旧时代即将结束、新时代就要出现时的“后现代世界”，一个“重叠的时代”的特质进行了相对清晰的描绘。这种深入观察社会基础根本变化的硏究方法，直接影响了他后期有关社会分析类的作品，包括《不连续的时代》、《看不见的革命》（中文版为《养老金革命》）、《新现实》（中文版为《管理新现实》）和《后资本主义社会》。我希望通过这篇书评能够激发读者对阅读该书的兴趣，并把它与今日我们所处的时代联系起来，警觉身边的变化，学习如何“创造未来”，更重要地是深入思考这些变化与我们个人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该何去何从，又该如何应用书中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已经发生的未来》把德鲁克罕见的洞察力展现无遗，他重新界定了新现实，指出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将出现功能危机、教育普及化和持续成人教育让人类社会由农业和工业社会迈向知识型社会，对于多元主义机制和局部权力中心的冲突、大量新成立的组织和大型组织成为社会的主导、管理如何使组织发挥作用、创新特别是社会创新的重要性以及东西方社会需要融合等问题的阐述，让我们的认知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书中涵盖了三个领域的变迁：第一部分论述了新世界观、新观念和人类的新能力；第二部分阐述了四个新现实和其中的挑战与机遇；第三部分谈到人类的精神范畴，特别是有关知识、权力、自由、责任和宗教等精神价值的新现实，同时德鲁克也指出了新时代里社会将面临的一系列新的挑战，正确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将成为社会发展和组织生存的关键。该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发现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以及人类应该如何面对新世界，更重要的是他提醒我们去注意身边正在改变的社会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会如何改变我们的未来，我们现在又该如何准备，这给我们生在当下巨变时代的中国人以极大的启发，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新观念和人类的新能力
德鲁克在该书开篇时指出他留意到17世纪法国人笛卡儿式的旧世界观（把世界视作机械的聚合体，在聚合体中整体是各部分之和)在消逝，人类迈进了一个有目的但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的新世界，因而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处于知识危机中，人们需要有目的的哲学、定性逻辑和衡量质变的方法，这就需要创新的力量，即一种有目的、有方向和有组织的变化。在第二章有大量对创新的论述，开篇时他说：“创新即冒险”，处于新时代的人们有责任要敢于承担巨大的风险、承担未知的风险和善于处理可能的风险。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对人类发展有更大影响的社会创新(保险业、养老基金、反垄断法、工业大规模生产、所有权系统、规模化市场等等)，附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故事和案例加以说明，并提出为了实现社会创新，今天每个企业和政府机构需要组织起来，他说:“社会创新不同于产生社会变化的旧方式，即改革和革命。不同于改革是因为社会创新的目的并非纠正不足，而是创造新的事物；不同于革命，是因为社会创新的目的并非颠覆旧观点、旧信仰和旧制度，而是利用传统的观点、信仰和习惯来实现新成就。”如何解决后现代世界新领域的诸多问题？“只有真正的社会创新才能担此重任。”我认为本章是先生在出版《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6)一书之前对创新这一课题最重要的论述之一。
第三章谈到新组织、个体和团队工作、专家和管理者不同的任务，各自的权力中心，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是第4部分“论管理学”，作为一本写于上世纪50年代分析社会现象的书，其对管理学的界定绝对精辟，直击管理的核心：“管理学必须是真实的人本主义者——人们有着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观，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但仍然是独立行事……它必须将人类看作是有思想、有行动、有感情和有判断的生物，因此必须将他们理性的、情感的、审美的和伦理的知识汇总起来……管理学需要探索的核心领域是组织如何发挥作用”(笔者按对原文的理解对译本稍作改动)。许多管理者其实忽视了这一管理本质，以致忽略了对人的有效管理，更何谈学会管理现代知识工作者，即那些“80后”“90后”员工。正因新组织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一种超越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秩序开始浮现，它是一个完全由受雇用的专业人才组成的中产阶级社会，而一个完全自我管理的大公司就像是这祥一个社会。
■新现实和其挑战与机遇
第四章谈四个新领域，开启了有关教育普及化带来知识型社会的局面（在五到八章中都有阐述）；应对贫困现象的机遇和危险；在政治领域有关建立社会新秩序的要求和在文化领域东方的变化制造了一个真空地带——西方和新东方能够交汇吗？新世界文明的出现又将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教育革命
在人类进入20世纪初期，整个世界能接受系统性教育的人仍然很少，其中一个原因是家庭在经济上需要年青劳动力的支撑，而长期的入学代表了生产劳动力的停顿，事实上“学校”在希腊原意为“悠闲”。在1920年代只有1/8的美国人上过高中，而今天有4/5的美国人在高中就读，同时成人教育发展也很快，这不是指那些在童年时代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的成年人，而是指那些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返回学校接受更高深的教育。中国在1950年代开始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86年推行九年义务教育，1999年实施基于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的扩大普通高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至今中国大学生在数量上是世界最多的，当然，过急的扩招也产生了教育质量、师资力量及就业困难等一系列问题，但毕竟大学扩招普及了高等教育，对中国长远发展仍是有好处的。
德鲁克指出我们正经历着这场世界性的教育革命，从商品和服务的角度来看，知识工作不再是非生产性的，这场革命让人类本来靠双手工作而转为用眼光、知识和观念，脑力胜过了体力，这种改变让那些受过12至16年教育的人群倾向投身于能学以致用的脑力工作，由于大部分人都同样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每个组织的高层数目都是有限的，因此除非该工作本身是有意义并能有效地满足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否则他们便会流动到别的更能吸引他们的组织工作，这就带出了德鲁克后来对如何领导和激励知识工作者的思考和研究。
在先生其他它的著作里，他提到我们已经进入了组织型的社会，近数十年，千万计的新组织不断诞生，这是人类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的，这些大大小小的组织，需要许多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人才来进行有效管理和领导，这个需求正巧妙地与知识型社会产生有机而美妙的配合，否则我们这世代便会出现更严重的人才真空，更不可能有今天中国蓬勃发达的经济现象。事实上，中国在知识型工作者的供应上，仍远远追不上需要，以致许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需要拔苗助长，提升那些能力和经验不足的员工进入管理岗位，曾有统计说中国的管理者比欧美平均年轻10岁，比日本年轻15岁以上，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现实，内部人才的培育和储备是高层管理者的首要任务，也是一项极大的挑战。
教育水平的提升也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核心竞争因素，对于那些因教育经费不足的欠发达国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教育是一种投资，而多数其他投资方式的有效性和产出力取决于它”，因此德鲁克提醒大家教育是投资而不是费用，要对其功能、需求和贡献进行经济学上的分析，教育必须能使学生成为一个更优秀、更有奉献精神和更卓越的人，产出要大于投入，这种看法与他多年来一贯坚持的高绩效精神是一致的。社会对教育既然投入这么多的资源和期望，那教育的社会功能又是什么呢？首先是责任。教育并不是赋予人特权而是给予人责任，并非用来证明个人主张而是鼓励个人贡献。其次要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受教育越多、责任越重，他们应该能自我克制并勇于为社会行为承担起积极责任，这些知识分子必须树立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做出承诺和贡献。回顾我国的教育发展情况，由于对教育意义和价值全面和深入思考不足，导致许多大学生在求学期间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没有人生目标和方向，过着浑浑噩噩的日子，至终不学无术，毕业后呆在家里做啃老族。另一个极端是许多人读书求知识，只是为了一己的好处，只顾改善自身的生活，却忽视了应负的公民责任，甚至埋没道德良知，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损害公众的利益，打破了“不能明知有害而为之”的道德底线，这种情况有向坏发展的趋势，那么，这中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作为这一时代的知识份子，我们该如何坚守价值观，坚守真理呢？
■应对贫困
“应对贫困”一章所描绘的国家经济发展历程与中国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情况是很吻合的，非常值得政府和经济学家参考和研究。德鲁克指出渐进的改善很难带来真正的经济发展，必须有“经济腾飞”，类似物理学中的“临界物质”才行。一个贫困国家必须从外部引入部分资本才可能发展经济，19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依靠欧洲的大量资本投入，特别是在铁路上，而更重要的是那些已经得到国外培养的成熟人才。经济发展不能单靠工业，而这正是我国在八十年代的做法，良好的经济发展包括四个方面:农业、工业发展、公共建设和有效的分销和信贷体系，后三者在中国发展得相对较晚，因此政府近二十年在公共建设投入特别的迅猛，这又导致原材料供应失衡、质量监管不力，像塌桥路陷、动车组意外和技术问题等丛生，因此四个方面的平衡和同时的变化至关重要，当然大规模且积极的政府行为也是经济发展所必要的，这些论点先生在五十多年前便概括了，大家对照一下是否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很相似？“经济发展的终极资源是人…而且必须来自国家内部”是本章的点睛之笔，我们要非常重视。
■东西交汇
德鲁克一直强调现代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人的尊严、自由与责任。因此他接着谈到多元主义是我们需要的新政治理论和政治机制的起点，但他没有盲目追捧基于这种多元主义的美国政党制度和政策，他看到多元主义机制和局部权力中心的冲突威胁着联邦的存在，这是它的致命缺陷。“变化的东方”主要谈到19世纪的日本和甘地时代的印度，以及西方和新东方是否能够交汇。日本成功地引进了西方的优点，同时有效地维持了日本的传统，让它迅速地崛起，而印度的甘地不满足于东方和西方的融合，他要在精神基础上建立一个更美好和强大的社会，但这伟大的愿望和理想在今日的印度社会中已很难实现。东方变化的起因是教育普及化，且需要发展更普及的教育模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有巨大动力，改变了长期以来未曾变化的生活方式，他们无可避免地会模仿现代政府的制度，但这些国家需要新的、后现代的世界观，让东方优良的传统和西方的制度、知识和工具融合，德鲁克总括了一句话：“没有现存的文明能完全穿上别人脱下的衣服”。
■新世界文明
第九章“未竟之业”让我想到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大选。昨天我收到了由洛杉矶县政府寄来的选票册子，投票日是2012年11月6日。看过上周奥巴马和罗姆尼的首场电视辩论后，我真希望他们都能认真阅读此书，特别是新领域和新任务这部分，两位候选人相互抨击多于建设，执政纲领中补救多于前瞻，谈论的焦点主要围绕失业率、减税和医疗保险，倒是罗姆尼在整体上仍能描绘出一幅美好的经济前景，因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观看了电视辩论后，67％的受访者支持罗姆尼，只有25％的民众支持奥巴马。这正应验了书中所说“我们过于关注防御而不能进行领导，我们过多忙于支撑既有社会而不能开创未来，我们要共同解决后现代世界遭遇的困难，我们要做的是“确定性的、生产性的、建设性的和领导性的工作。”
■人类精神价值的新现实
最后一章“人类今日之境遇”是我最喜爱的部分，先生对人性有深刻的洞察。人类的知识若用得不得其法，摒弃人类本性和任凭道德沦陷，人类将无法幸存，这对许多不道德经营的企业和管理者是多么强烈的警示啊！权力的合法性一直是德鲁克所关注的，因为知识和权力在生物属性中是人类特有的，明白了权力为何而生，便能明白它的局限；明白了权力的适当用途，便懂得防止它的滥用，他提出知识就是权力，权力就是责任。
人类存在和人类精神的意义是什么？“是回归精神价值和回归宗教”，这部分德鲁克表述了自己对宗教的信念，他指出社会需要回归到精神价值，指出人类是上帝的创造物，因此
“人类必须重新回到灵魂深处去寻找生存的价值。除非人类能再度坚信，人并不仅仅是一个肉体与精神，也是一个灵魂，一个受造物，人类生存是为了完成造物主的目的，并顺从他的旨意，否则人类将无法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存活。”对德鲁克来说，他找到了人生的终极价值，穷其一生去研究人、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履行了作为人而应尽的责任。
今天的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重叠时代，我们面对必然的急剧变化，让我用先生该书最后一段话来互勉：“在一个充满变化和挑战、新观念和新危险、新领域和持久危机、痛苦和成就的时代，在一个像我们这样重叠的时代，个体既是无能为力的也是无所不能的。如果他认为能够强加自己的意愿来顺从历史的潮流，那么他就是无能为力的，无论地位有多尊贵。如果他知道自己要担负的责任，那么他就是无所不能的，无论地位有多卑微。”你脑海中是否出现了特蕾莎修女、圣雄甘地、孙中山先生等伟人的影子了呢？
德鲁克曾经说过，他没有水晶球，不懂得如何预测未来，但未来已经来到，我们需要做的事是细心观察和分析我们身边正在变化的事物，比如人口统计分析、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出现等，便能预计未来社会的趋势，我们必须走在变化之前，主动提出变革，不要被时代推着走，甚至被时代淘汰。
各位管理者，你在这新时代要承担的责任又是什么呢？“责任而非成功是衡量你存在的价值的标准”，德鲁克如是说。【作者：杜绍基先生 来源：东方管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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