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4日 来源：《商界评论》 作者：刘旗辉
中国更多的企业家陷入一种深深的困惑，一方面他们要带领企业去追求更大的利润，另一方面作为个人，他们又要实现人生自我的幸福，在这种双重力量的挤压下，企业家们是迷失的。可以说，他们至今都是把企业追求的目标与企业家追求的人生目标混为一谈。
很多时候，他们有意或者无意地默默承受着这种困惑带来的迷失和灾难，一步步走向难以挽救的境地，最终成为人生价值观念扬弃或转换的牺牲品。
一种可怕的伪骄傲
前不久，卷入美国玩具回收案的中国玩具制造商，52岁的香港商人张树鸿，因为不堪忍受1900万件玩具被召回的沉重打击，在公司仓库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位企业家的生命，竟然就这样染上了一层以死明志的悲壮。
由此我们发现，太多的企业家，将自己捆绑在沉重的企业使命之下，最后在无限的荣光与责任中，耗尽自己最后的生命之光。
2004年的深秋，在温州最早发达、拥有显赫声名的王均瑶，由于常年负重，积劳成疾，最后不治而亡，就是一个英雄主义者暗无天日的葬礼。
就在人们还没有从王均瑶离世的悲伤中平复过来的时候，第二年的春天，59岁的陈逸飞，出于对艺术和电影的狂热，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人生最后的著作。结果，却在一个刚刚应该开始享受最安逸的时光的人生阶段，带着深深的遗憾匆匆离去。
这个名单还有很长很长，猝死的彭作义，患胃癌的孙德棣，跳楼的赵恩龙，自缢的徐凯，坠楼的刘殿军——短短数年，为了企业的光荣与梦想，企业家们透支着自己的生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灾难。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正在处于一个四顾茫茫的巨大困惑之中。而这些人，大都对于自身面临的困惑和窘境，全然不知，或者全然不知如何挣脱出来。
如果在过去，我们的社会一定会以此为骄傲，我们的民众也会为他们流下骄傲的眼泪，但时过境迁，如今的我们除了感伤，除了扼腕，在反思中再不会被一种伪骄傲罩住我们的双眼。造成这种可怕的伪骄傲除了企业家自身原因，更多的还是我们社会倡导的那种令人担忧的自杀式奋斗精神，全然不顾人性对社会彰显出的本源力量，乃至于对社会产生的推动作用。
自杀式奋斗精神的终结
当我们面对这种自杀式奋斗精神，我们无须再来论证它的合理性和意义，其实关于这种现象的是与非人们早有评说。只是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比我们评说起来更让人回味无穷。
一种文化传统的跨越式延伸，必然会有些曾经的精华化为历史，那些曾经被忽略的东西，变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
曾经，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导致集权制和皇权的不可侵犯。在当时的时代，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可到了今天的社会，这样的观念，反而变成了一种桎梏。
离开了专制的土壤，以某一种势力至上的观点，就成为了可怕的偏执。可是，被儒家文化深刻浸染的企业家们，很多时候就不自觉地偏执起来，他们固执地去寻求基于权钱势层面的不断强大，以此来作为自己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取向。渐渐地，他们忽略了生命本身应该受到的最起码的尊重和敬畏，陷入了无休止对财富和权力的争夺之中。
从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发展来看，革命和变革的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变革就需要牺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是无数先烈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换来了一个和平强大的盛世。在那个时候，革命者的生命虽然平凡，却异常崇高。他们并不企望什么更加自我的目标，而是怀抱着一个伟大的信仰，用自己弱小的身躯，去争取革命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为自己的后人，留下一片来之不易足以泽福的土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不是直接的经济财富，但是他们换来了创造财富和发展经济的社会环境和平台。如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那些曾经让我们不惜生命一往无前的理由已经渐渐变成了缅怀，可尽管那样的人生如此伟大，但我们却不能简单地来模仿，从而在和平建设时期，用一种自杀式奋斗精神来无谓地践踏我们自己的生命。
中国传统中的那些纵横交错的权力观、战争年代的使命观，以及万世千秋的传承观，在这个和平的年代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仿佛一件件原本神通广大的法器，一夜之间让人们有了更多的忧虑和反思。因为这些一直都被广大善良民众珍视的法则，现在看起来，倒真是应该拿到阳光下去折射出多棱的思考角度来。
企业追求的目标
企业是人类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产物。作为利益组织，讨论它的罪恶没有任何意义。但过去20多年市场经济的繁荣，让经济指标成为一个被过度夸大的评价标准。正如索罗斯所描述的，一切人类价值被简化为市场价值。以至于对企业家们的社会评价，几乎完全被对企业的价值评价所替代。企业家和企业被等同起来，而企业家在某种意义上也被视为企业一样怪兽般地存在：企业家是孤家寡人、企业家个人生活一塌糊涂、企业家是工作狂……
“企业家的任务就是创造利润，否则就不是好企业家。”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说法很能代表一种主流的声音，甚至也是绝大多数企业家对自身的定义。但我们更应当注意到，当做企业的人被称为“家”的时候，我们谈论的其实是角色的专业化：企业家是以经营企业财产为目的的人。也就是说，企业家只是若干职业的一种。而把职业和个人完全等同起来，则是一种初级的、可笑的，这恰恰又是旁观者和很多企业家们正在犯的错误。
我们并不鄙夷这种错误的发生，实际上我们深刻了解，绝大多数企业家创业的目的，并非是只想变得富有那么单一。很多企业家创立公司要么是出于偶然，要么是因为想证明自己，要么是出于无聊，要么是因为拥有激情，甚至是“我要给他们看看”这么简单的驱策力。只不过随着企业的发展，投入太多、牺牲太多，尤其是当企业让自己成为一个社会英雄之后，企业越来越让自己魂牵梦萦、欲罢不能。每个企业家都希望自己的企业永续地、健康地发展下去。但即使纯粹站在商业经营的角度看，一个离不开创始人的企业，也不可能真正地百年下去。而企业家，也不可能永远靠企业本身成功下去。
企业是社会的，企业家是一种职业，而职业只能是人生的重要部分，不是人生的根本。
企业家追求的人生目标
很显然，企业是一个不折不扣追求利润的经济实体，而企业家的人生绝不是追求财富的最大化，由于中国的大多数企业家拥有自己的企业，至少是企业的绝对控股人，所以他们很容易把企业的兴衰与自己的人生紧紧相连。一旦企业遭遇不测，他们的人生生活也将轰然倒下。“企业家”已经成为了当下社会最沉重的一个职业，相比其他人群，他们会因为“社会责任”、“职业失败”而承担更多的压力，最终转化成无可挽回的个人灾难。张树鸿们的自杀就是再生动不过的注脚—— 当自己把人生和企业紧紧捆绑在一起时，企业的灾难就被他们等同于人生的失败。
在很多企业家的心里，依法图利创造财富的过程，已经成为了他们工作的乐趣，是一种财富的责任，是一种价值追求，企业的利润就包括了他们的全部灵魂和意义。所以他们把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企业的目标紧紧相连，不分你我。
人类因为消费而创造财富，企业可以沉迷在财富的创造中，但如果一个活生生的人，将自己的人生目标仅仅局限在创造财富上，那么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财富，家庭，儿女，爱情，权力，名誉，亲情，朋友……所有的这些，都构成了企业家一幅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图画。
今年春天，观察亚洲多年的傅高义教授来访中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认为，三十年经济变革的成功让中国正进入百年以来最强盛的时期。对于全民来说，除了尽情享受变革所带来的繁荣之外，一个重大的考验是，中国人是否已经学会了如何承受巨大财富所衍生出的种种精神压力和思想冲击？很显然，面对这种压力和冲击，率先富足起来的企业家群体是首当其冲的一类人。
短期的暴富确实让我们来不及思考更多的问题，现在我们才蓦然发现，财富是解决我们追求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标。企业家孜孜不倦去追求企业的利润那是一条不归的路，无穷无尽，自身生活的幸福指数与企业的利润往往并不成正比。
事实上，活着的人很少能够直面这些感慨，哀乐之外，红尘万丈，许多企业家眼里的企业，是自己的心血，是自己的全部，是自己一生的意义所在。没有人有空停下来问问自己，如果面对生命的戛然而止，生命的意义比企业的大小孰重孰轻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两害相衡取其轻，愿奋斗中的中国企业家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找到自己生命的真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