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华人社会，家族企业通常是“任人唯亲”，家长式管治，目标是将家族事业代代相传；综观国家政治方面，亦自古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圣贤明君身上。由此可窥见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治”观念根深柢固。
随着世界经济大同，东方传统与西方理念正面交锋，中国人希望藉提高道德修养带来廉洁善政，管治以人为本，法中有情；西方社会则对人性比较悲观，首先假设人是自私及损人利己的，故以法制衡，违法必究。孰优孰劣？各执一词。
但观乎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腾飞，道德观念却每况愈下，道德重整又谈何容易，相信法治精神将越来越受重视。曾经盛极一时的“科龙”企业1993年已在香港上市，其创业老总潘宁谈及香港与内地经营环境差别时说：“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时间可用于市场和业务，回到内地，你非应酬不可”，一言道破中国“人治”状况对经济发展的掣肘，同时更证明香港健全法制之可贵。
“法治”在辞渊中解释为：“以法律为治国依据，如立宪制度称法治，对人治言。”中国近代史上虽多次立宪，但法治观念仍未深入人心，值得中国人反省深思。
在企业管治中，习惯“人治”的中国企业常常碍于人情，难以赏罚分明，发生过失亦不愿承担，不敢面对现实，甚至拖延隐瞒，导致恶化。反观西方企业作风现实，一旦发现对公司不利，大刀阔斧解决，看似毫无人情味，实乃企业生存之道，正如人类进化过程中的“物竞天择”、“汰弱留强”，看似残忍，实质上却有效推动了社会进步。
近代社会发展惊人，各行各业对人才的专业要求越来越高，家族公司若想跟上时代潮流，必须在体制上确立 “法治”而非“人治”，才能吸引优秀人才为公司效力，以现代化管理模式，确保公司屹立不倒。李嘉诚先生能成为华人首富绝非侥幸，端赖其高瞻远瞩，以高薪广聘专才，知人善任，集中外管理模式之优点，建立优秀的人才团队，使家族公司成功迈向国际知名大企业。
以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来看，营商中的人脉关系固然重要，但终将会被专业知识所取代，希望法治能在中国早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