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的声音够密集。从五月杭州大街上酿出胡斌宝马飙车案，到初秋武汉高校门口见识“富家女”坐加长林肯车、携19箱行李跨省前来报到，其间演绎多少闹剧，又招来多少愤懑。
“难道咱有钱就犯着哪一条王法了？”有的年轻朋友不服气了。
有钱，当然不犯法。即使胡斌后来判刑，也是为了宝马撞人，而非老爸有钱。须知改革开放，就是要调动全民积极性，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市场竞争促使其组织者、管理者具备特殊才能，并保障其享有较高报酬——这类依法所得神圣不可侵犯。然而，该保障的，却也不宜炫耀。有的朋友喜好抑人扬己，动辄吹嘘“我家的别墅全镇最大”“我的汽车品牌啥人敢比”“我送未婚妻的钻戒有几克拉”……谁不闻之掩耳？不犯法，却犯忌。
最好不要抱怨 “穷爷们又忌富了”。不是这回事。君不见，很多更有钱的爷们压根儿讨嫌炫富，也“忌”你这一套哩。我80年代初在医院采访刘靖基，见这位大实业家、爱建董事长(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床边柜上的香蕉泛黑了，照样用以从容待客。比尔?盖茨去希尔顿饭店开会，据报道他谢绝“贵宾车位”就为了“12美元太贵”，宁愿兜一大圈去找普通车位。真正有内涵的富人，照例跟暴发户式的张扬狂妄划清楚河汉界呵。近读《一位外交官夫人眼中的美国风格》，深慨于欧美历来之“上流社会”，对于有钱财无教养者竟闭门不纳。以至19世纪美国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富可敌国，但是其夫人想尽一切办法也没有能打入艾斯特夫人主持的、纽约地区赫赫有名的“四百人”社交圈。
教养，一定要着力于提升自己的教养。这自然意味着衣饰整洁、举止合礼、谈吐得体等，可是在今天又该不止于此。颜之推笔下那班“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从容出入，望若神仙”的纨绔子弟，中看不中用，岂足以效法？必须向着更深层次开掘，培养自己的全面素质。时下，私企业主的后辈一般都在文化知识上实现了代际超越，拥有父辈不曾有过的高学历乃至海外阅历。从而，走近他们中的相当多数(当然不是全部)，你会感觉其身上已难以嗅到上一代往往容易沾染的粗野鄙陋习气。然而在为历史进步喝彩的同时，也观照一下不容否认的退步吧。这，主要就在减损甚至消磨了上一代创业时期的刻苦耐劳精神。在介绍浙商成功经验的文章中，那“两板模式”(即“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还有“五千”风格(即越过“千山万水”、经历“千难万险”、想出“千方百计”、吃够“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曾经令人肃然起敬。浙商从小到大迅速发展的主观因素，正可以由此得到诠释。问题在于，这片阳刚的精神绿林，“昔日青青今在否？”甭提成天飚车泡妞吸粉的败家子了，就说心智操行良好的富二代，又继承了几何？
抽去了刻苦奋斗这一条，何谈创业，也无从守成。这不是危言耸听。国外一项调查表明，单纯家族企业能活过第二代的，只有三成；传到第三代的，占12%；到第四代就剩寥寥无几了。症结无它，盖在愈益多的子孙后代养尊处优、游手好闲。欲走出“富不过三代”的递减周期律，亟待反向操作，就是主动承揽艰难、迎受挫折。时代在变化，但职场上的刻苦传统丢不得，只是需要从体力为主型升级为凸现智力型而已。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富时节要像穷时节那样干，过去说“再穷不能穷孩子”，现在要补充一句“再富不能富孩子”。我想到十几年前一次采访，了解到沪上联合时装有限公司的一名年轻外销员，每天跟大伙一样按时上班，接单、谈判、发传真，兢兢业业。当同事们终于知晓这小伙就是该公司的母公司——香港宏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唐仑千的独子唐欣年(其堂兄即现任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已从美国获得学位归来时，甚为惊讶：“大老板怎么这样待孩子？”殊不知这才是大老板的苦心。后来我们采访已担任总经理的唐欣年时，听到的体会是： “苦点累点，从基层做起，大有好处。”
记得一篇散文《富裕孩子与草本植物》，做过如此耐人寻味的比较：“夏天躲在空调的恒温里和冬天缩在羊绒被里的富裕孩子，他们的生物学气象温度跨度很小，约摄氏16°～26°，计10度；而春夏秋冬，小区楼道外草坪里的任何一款草本植物，以南方为例，气象温度跨度却很大，摄氏-4°～42°，近50度。”什么意思呢？气象温度跨度大的生物，比不知严寒酷暑的生物感受的世界更丰富；艰苦生活承受的丰富性，会直接影响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结论，就是要走出形形色色的温室去——当然不是去斗鸡走狗飙车，而是去赢取继承父业、扩大财富的底气。
既要会赚钱，还得会花钱，后者最能显示一个有钱人的境界。我这里说的不是投资，倒是一种捐资，即花钱办慈善。钱赚多了，花天酒地不好，深藏坚守无益，鲁迅赞叹湖州那位“富二代”刘承干，戏称为“傻公子”——傻就傻在拿出祖上大笔积蓄翻刻古籍、兴建嘉业堂藏书楼，惠及四方穷酸书生。更“傻”的也许是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他老人家在晚年是索性全部捐出的。他还创设理论，于1889年发表《财富的福音》一文，坦言贫富差距在竞争社会不可避免，但富人负有更大的社会责任。他们务须把全部剩余财富当做社会委托自己管理的基金，用于能够对全社会产生最佳效果的事业。这样一来，富人就成为他的穷苦兄弟的经纪人，以自己高超的经营才能为他们服务。卡耐基与同时期的洛克菲勒等人力倡“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的理念，奠定了20世纪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发展的思想基础。近年比尔?盖茨引发轰动的“裸捐”，正是卡耐基慈善传统的自然延续，只是数额之大亘古未见。虽云“裸捐”，仍有保留，有钱人还是有钱人。但是毕竟穷人有所得益，民众相对气顺，原本对立的社会族群以此而比较容易和谐共处。
遗憾的是，视野所及，中国大陆的有钱人举动慢了一拍，我们的慈善公益似乎也一样处于初级阶段。以至一位学者赴香港公干，走进香港理工大学，惊讶于校园里的楼房大都以香港富人的名字命名，例如李嘉诚、何鸿燊、锺士元、邵逸夫等，却不见大陆老板。“其实这种事在海外特别是西方也很普遍，只是教学楼上的那些名字并不是我熟悉的中国大陆人的名字”。
还好，胡润告知了不必悲观的前景：“中国的卡耐基正在路上。”是的，迟到者只要紧赶，自会后来居上。刘永行，这位身穿36元钱衬衣的亿万富翁不就发表“财富虽然在法律上归在我名下，但长远来看它是社会财产“的卡耐基式宣言了吗？
我们分明看到了中国新富阶层追求的新型身份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