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如期启动赴美IPO申请，与远超$1300亿的市值失之交臂，似乎是对港交所的“一大打击”；但是就维护“一股一票”规则而言，人们更看到了港交所的监管机构此前所坚持的不为个别金主而破例的原则性所言不虚。在东方的语境中，这叫做以正治企。与纽约证交所的监管风格不同，以正治企更能体现中国式企业管理的精神。
以正治企的历史选择
中国式企业管理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专家们的关注。曾经历时6年多的《中国式企业管理科学基础研究》课题研究，出版了有33本专著构成的系列丛书。将“中的精神、变的战略、强的领袖、家的组织、融的文化、和的环境、集的创新、搏的营销和敏的运营”作为中国式企业管理的轮廓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如果一以贯之，那就应当是以正治企。
以正治企可以视为老子“以正治国”治理诉求在现代企业里的表现。老子在《道德经》中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被研究者视为三大治理原则。“以正治国”既居于三大原则之首，也是其核心。这里的“正”，对社会而言，讲的是公平、公正；对个人而言指的是正直、光明正大，在企业行为中就是要在竞争中讲正气、走正道，从而体现正能量。从后人的商业实践中不难看出，它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商业伦理的弘扬，如“市场无欺、良心无悔”等等。相对于以法治企与以德治企，以正治企是对二者优势的综合。既然是中国式企业管理，为什么要以“治”的形态一以贯之？这并非复古，而是伴随着国家管理升华为国家治理，适应各方“咸与治理”需要的与时俱进。
当然，作为一种模式来看待，中国式企业管理并非铁板一块，用传统思维方式加以分析，可以看做一种由枉道至霸道，再到王道的升华过程。首先，包含有资本原罪的企业经营，是在主动或者被动地奉行着枉道，往往有不合正道、违背事理之处。其次，在掘得第一桶金之后，企业家们处于“红海”的血腥之中，信奉成王败寇的规则，则暗合古人霸道的逻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30年飞速发展，催生了经济奇迹，同时也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和道德的滑坡，今天我们的精神匮乏与30年前的物质匮乏一样令人心痛。”当企业家们渴望一种新商业文明，以解决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失衡诸问题时，历经磨难、历久弥新的王道就会被认为是最终归宿，定格于以正治企。
以正治企并非不重视及时用新的科技成果武装企业，同样可以在“以奇用兵”中体现出多样性。有研究者将中国式企业管理分成以利益驱动的“定价模式”、以价值观驱动的“宗教模式”以及二者的混合等三种类型。这其实是对“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古训的排列组合，与以正治企之道异曲同工。如果用以正治企概括出它们的共性，有助于人们“闻一言以贯万物”，更便于把握。而且这有助于清理在中国特色的旗号下，将兵法用之于商战所产生的糟粕。古人确有“兵不厌诈”之说，但真正有建树的军事家无不主张建设正义之师，强调义兵之举。在投机主义盛行之际，企业“以奇用兵”，似乎有很多的捷径可走。只不过事实证明：道义上的责任绕不过去，枉道的破绽终究会露出软肋。痛定思痛，那就不如以正为奇。
以正治企的主要特征
应当承认，在市场竞争尚不规范的情况下，以正治企意味着承担更多的责任，使得企业做大做强的路径更长。然而这有助于解决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之类的问题，因为以正治企既非空头政治，又非道德标签，而是一种令人尊敬的竞争方式和成长模式。中国经济体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庞大的经济总量应当有一批优秀的企业来支撑，以正治企理应成为它们构成中国经济发展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作为以正治企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下特征必不可少：
在自律的同时臻于自我完善。以正治企不能是“只要由我管，我就有理”，对管理行为存在着一个是否正当的客观标准。而且这种检验同样不能由管理者个人说了算，管理者不能既制定游戏规则又当裁判。然而，以正治企的基础是自律。按照孔子的学生曾子的说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包括忠诚与宽容两个方面，前者属于管理者个人的敬业精神，后者则是对相关主体合法利益最大限度的兼顾，而不是单方面地要求他们做出牺牲。从企业内部体制上看，需要从以官本位式的“统治”到“科学管理”，再从“科学管理”到“治理”，以适应时代方略的总体演变，跟上历史的进步。以正治企更强调灵活性、协调性、沟通性，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企业内部的和谐、有序，从而达到“善治”的境界。
在商言商的同时践行人本精神。以正治企与以正治国的区别就在于在商言商，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企业家像志士仁人那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去实现属于自己的中国梦，即以人为本。一方面，以人为本就是以消费者为本，为社会实实在在地创造价值。这需要在竞争中更加设身处地为消费者着想，倾听客户意见，把握他们的期望，改进自己的产品与服务。在利他之中实现自利，在觉他之中实现自觉。另一方面，以人为本就是以员工为本，以员工的创新精神为本。须知以创新精神为本还是以人脉资源维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区别企业家是否真正能够做到在商言商的一个分水岭。靠人脉关系进行权钱交易，获取资源或者商业机会，难免会步入官商勾结的泥淖，也很难真正以人为本。
返璞归真的同时占据事半功倍的制高点。以正治企固然包含道德约束，例如不能发腐败财等等；但也包含一种积极遵从客观规律的古训。按照道家的追求，以正治企需要返璞归真，但绝非回到茹毛饮血的荒蛮时代，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一方面要保护环境，不能破坏生态平衡，不能将今天为登高而搬来的垫脚石，变成为明天高速行驶的拦路虎，以免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在基础科学的创新上有新的突破。我国古人把这叫做“善假于物”：“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由此可以看出，以正治企是为了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其间并不排除竞争，而是为了更好地竞争。在顺风而呼、际高而望之类技术手段的更新和时空范围的拓展上大有用武之地。
以正治企的自觉养成
以正治企作为中国式企业管理的一种本质特征，并非具有中国企业的身份就天然具有的。在经济高速发展、泥沙俱下的情况下，为了应对不可持续的严峻形势，存在着一个正本清源的转型课题。正是面对转型压力，寻找转型正道的倒逼使得以正治企的必要性显现了出来。然而在枉道、霸道短暂繁荣的诱惑下，对以正治企王道的领悟，需要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即古人所说的养正。
一是在“文化与哲学”层面养正，时时保持一种忧患意识。以正治企作为商界精英的天下情怀，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企业家不能说一套做一套，需要言传身教。无论是遇到枉道的诱惑还是霸道的挑战，无论是一路绿灯还是遭遇挫折，都能够保持一定的前瞻性，承担起“正天下”的责任。这需要保持一种学习型的生活态度，像我国的《诗经》中蟋蟀一诗中描写的那样，除了时时“职思所居”（牢记职责所在），还应当“职思其外”（兼顾份外的相关责任），“职思其忧”（考虑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是在“系统性知识”层面养正，在和谐管理中坚持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管理层面的无所作为，而是在需要治理的、有悖于正道行为的“无为”，包括无妄、无伪、无违以及无愧。在社会分工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的今天，以正治企的理念需要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上下游的合作伙伴那里，达到系统养成的效果。比如“激素鸡”的曝光让白羽鸡产业链遭重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监管的失控。农户为了鸡的存活率在饲料中添加违禁药，出现的负面效应还是要由牵头的集团公司承负，这样的教训不能不认真汲取。
三是在“经验与案例”层面养正，及时校正不正当管理。在传统文化中，养正是与启蒙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在企业的成人世界，虽然不必为培养自然人的“童蒙”课题更多的分心；但是在培养公民中涵养正道则责无旁贷，即进行商业文明的启蒙。这当然不是空喊口号，用阿里集团的做法来说，贵在“虚事实做”，及时校正不正当管理。使企业公民能够看到一组组“经验与案例”，认识到违背以正治企原则的事绝对不能做。比如因为招商中出现不轨行为，阿里集团宣布免去阎利珉“聚划算”总经理的职务，以达到刮骨疗毒的效果。
四是在“应用性工具”层面养正，发挥公司治理云之类识别机制的威慑作用。这里所说的“应用性工具”，主要指的是以正治企之“治”的工具。尤其是当创新活动泥沙俱下的时候更是如此。创新与监管从来都是一对形影不离的矛与盾，一个新创意推出之后，监管思路和相应的识别工具必须跟上。比如当经济发展进入“云时代”，企业高管掌控了云管理系统之后，为了消除校正不正当管理的信息不对称，理应形成相应的“治理云”，及时掌握和识别新事物及其意义，既要避免扼杀创新，又要防止以创新之名忽悠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