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却很少了解过他与妻子多丽丝·德鲁克携手68年的幸福婚姻生活。
作为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的彼得·德鲁克身边的另一半，多丽丝·德鲁克夫人本人也颇为传奇：60多岁时获得物理学硕士；80多岁时发明了一款助听器，并创办一家公司来经销；98岁时她坚持自己开车；直到100岁高龄，她仍然是一个山地徒步旅行者、一位精力充沛的健谈者。
在她的自传《德鲁克夫人回忆录》中，多丽丝·德鲁克讲述了她与彼得·德鲁克如何冲破家人的重重阻挠，最终走到一起，相伴一生的爱情故事。据她亲述，两个人谈恋爱时，德鲁克先生还曾为了躲避“未来丈母娘”的突然拜访而被多丽丝关在地下室一整夜。
在西方情人节（2月14日）即将到来之际，常识君就将这段感人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以下，Enjoy：
01.法学研讨会上的初识
那年，我在法兰克福学习法律专业。（本文中的“我”均指德鲁克夫人多丽丝·德鲁克）
大学的毕业考试等同于律师资格考试。可以继续选择读法学博士，或者把读博士留到以后来进行。
我打算立刻开始准备博士论文，并同时准备毕业考试，这样，只要死记硬背一次就可以同时应付这两件事情。
一个专攻国际法的教授允许我去参加他每周一次的主题研讨会，而这样的研讨会通常是为更高年级的学生开设的。
晚餐后，研讨会在教授的住所由教授主持，或者说，并不是由教授主持的，是由两个口才特别好、善于雄辩的年轻人来主持：一个德国人弗里茨·克莱默和一个奥地利人彼得·德鲁克。
他们两个几乎就所有的国际法的问题进行着无休止的辩论，旁边的人几乎都插不上嘴。
例如“海事法是否适用于可折叠的帆布船？”这种激情辩论总会持续到夜里很晚，当我们一起走路回家的时候，德鲁克和克莱默总会继续讨论，就好像我完全不存在一样。
很久以后，他们告诉我，他们非常敬畏我，因为我从来不开口说话；
他们觉得我不参与他们的讨论是因为我认为他们能力在我之下而不屑于参与他们的谈话。
啊，那好吧……
02.第一次约会
我同时还报名参加这个教授的宪法课，这个教授患有季节性忧郁症。
一天，他感觉不好，就委派德鲁克来给我们上课。
彼得显然没有准备。因此，他决定不在教室里上课，而是宣布我们到城市博物馆去研究那些我们制宪历史的象征性标志：
皇冠、权杖、象征王权的宝珠以及宣布和平的羊皮纸卷；那些宣战的文件通常不向公众公开。
我们要去参观那些象征着把我们从黑暗带向现代光明社会的标志物。
与其他存放历史文物的博物馆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城市博物馆本身就是一座名为“罗默”的非常宏伟的建筑。
罗默广场的中央是一个大型喷泉，它大概是全德国比例最匀称、最完美的广场。
这个博物馆我之前来过好几次，于是我来到窗户前面，开始欣赏窗外如诗如画的景色，突然我听到德鲁克先生宣布今天的活动就此结束。
我们开始通过宽阔的石头台阶下楼，这些石头台阶已经被无数的世俗和精神领袖以及达官贵人的脚印磨损了。
德鲁克先生侧着走过来靠近我，他问我在哪里吃午饭。
“当然是在家里。”
“哦……”他看起来有些犹豫，“我以为我们可以一起吃午饭。”
“我们可以。”我说，“但是我需要先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不要等我。”
我推荐了附近的一家素食餐馆，我记得那里的食物非常糟糕，但是我们聊得非常投机。
德鲁克先生告诉我，他是一家大型的法兰克福日报《法兰克福纪事报》的国际编辑，而且同时正在攻读法学博士学位。
在法兰克福，所有正统的品德高尚且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订阅另外一份日报——《法兰克福日报》，这份报纸是政治智慧和德国文化的同义词。
但是他们同时也会订阅另外一份品位中等的报纸——更加活泼的报纸——《法兰克福纪事报》，“你知道，是给仆人们看的”。
当然，男女主人会在这份报纸被送到厨房之前通篇阅读。
当被问到中午我和谁一起吃午饭时，我告诉家里，我的同伴在《法兰克福纪事报》工作，同时继续学习法律。
母亲问：“他在报社做什么？他是报社的勤务工还是干什么的？”
“不，他是国际编辑。”
“他这么说是为了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母亲说，“你真的以为《法兰克福纪事报》会雇个流鼻涕的23岁小孩做他们的国际编辑？”
“他真的是。”我回答道。“这里，”我指着报纸，“你看，这是他名字的缩写，P.F.D.（Peter Ferdinand Drucker，彼得·费迪南·德鲁克）。”
母亲被激怒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被一个新手骗了？这么多年来我吸收的观点都来自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这是赤裸裸的欺骗。”
她立刻拿起电话取消了《法兰克福纪事报》的订阅。
第一次共进午餐后，彼得·德鲁克和我又一起出去几次，但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兴趣没有能发展成一种严肃，或者不严肃的恋人关系。
我母亲松了一口气，她当然不希望我和一个奥地利人搅在一起，在她那里，奥地利人是众所周知的轻浮和不负责任的人，喜欢在小提琴上拉伤感的音乐。
“你把奥地利人和吉卜赛人搞混了，”我说，“我喜欢奥地利人。”
“我绝不允许你嫁给一个奥地利人！”母亲大叫道：“他们对生活根本没有任何严肃的态度。”
当然，德鲁克的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重要的大人物，而在母亲想来，我有可能会被德鲁克引见给这些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衣着得体。
母亲带我到法兰克福最时髦的百货商店买了一件非常优雅的外套——这是我拥有的第一件成衣。
当我在1932年夏天离开法兰克福前往荷兰的时候，彼得·德鲁克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
我们越走越远，我甚至没有和他告别。我们是如何再次找到彼此的，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03.伦敦再相遇
一天，我在卡迪利地铁站乘坐长长的扶梯下行，突然听到地铁站大厅那边上行的扶梯那里有人在喊我。是彼得·德鲁克。
我们相互招手，他一到顶就转身乘坐下行的电梯来找我，而我一到底就转身乘坐上行的电梯去找他。
我们就这样，把这个游戏玩了一次又一次，我不记得是谁先停下来等对方的。
我们一起去了一家饭店，边吃边聊。
彼得失去了他在《法兰克福纪事报》的工作，同时也失去了在德国继续他职业发展的前景。
现在他在伦敦为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我们都非常幸运，能在如此高的失业率下找到工作。
彼得和我都为如此的巧遇欣喜若狂。我们都漂泊在伦敦，我现在名义上还是个学生。
因为以前在伦敦生活过，所以我的英语还算流利。而对于彼得而言，伦敦是一片未知的领域。在周围排外的环境下，我和彼得都非常寂寞。
对于德国持续恶化的局势，我们非常绝望，而对于希特勒危险的计划和游戏，英国表现出的无动于衷和不愿意揭穿的态度也让我们深深地恐惧。
有了这些共同的焦虑和担心，我和彼得又恢复了在法兰克福发展起来的那种朋友伙伴的关系。
我们交往的消息传到了维也纳。
彼得在和一个德国姑娘约会，对于德鲁克夫人来说是一件极为恐怖的事情，娶一个德国姑娘做儿媳妇对德鲁克夫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就像施密茨夫人也无法接受一个奥地利人作为姑爷。
这就好像是一个北方佬和一个传统南方家庭的结合，在美国也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正如我母亲决定把我嫁入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彼得的母亲同样认为彼得应该娶一位萨松家族的小姐，萨松家族在英国可以算是富可敌国。
这两种打算和想法都可以算是在做白日梦，但是目前紧要的事情是把彼得和那个德国姑娘分开。
德鲁克夫人立刻派来了一位维也纳姑娘，一个彼得小时候的朋友，来伦敦带着一定要迷住德鲁克的使命。
彼得觉得他应该带着玛利亚到处转转，而我并不这么认为。到玛利亚回国的时候，我和彼得之间的浪漫情愫开始退却。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之间好好坏坏，没有人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会维系很久。
04.什么？！你还在见那个奥地利人？
母亲打算安排弟弟在英国的一家寄宿学校读书，她住在伦敦一家旅店。
一天，她宣布要设宴款待在伦敦即将移居加勒比的奥托和他的妻子。
奥托是我外公在威斯巴登的姐姐，埃尔斯姨婆的继子，和我们毫无血缘关系。
我想不出什么理由去招待这些非亲非故又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也许我们再另外邀请一个客人，”我母亲建议道，“一个能说德语而且非常健谈的人。你认识这样的人吗？”
我根本不能确定他是否想来参加我们这个晚宴——我们之间的浪漫情愫正处于消退阶段。
“什么？！”母亲错愕地喊道，“你还在见那个奥地利人？”
“是的，我这就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愿意来参加。”彼得说他有空，并且很愿意来参加我们的晚宴。
不论对于母亲，还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们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我们发出邀请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确认一下家里是否有足够的食物。
这在以前的家里，都是仆人们的责任。
我们假想巴恩斯厨房里有着足够的食材，母亲去她住的旅店休息，而我则下厨房准备晚餐，尽管我对烹饪一无所知。
我找到了一些土豆和一片奶酪。
我把它们切好，一片片摆在盘子里，然后把盘子放进烤箱。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用过烤箱，任何种类的烤箱，我希望，把盘子从烤箱里取出来的时候，菜就做好了。
但是，五分钟后，我听到了盘子破裂的声音，那个盘子并不耐热，在烤箱里已经崩裂了。
我们假想的晚餐已经变成粘在烤箱里的黏糊糊的一团。就在这个时候，彼得到了。
“快帮帮我，母亲和客人们十分钟以后就会来，我该怎么办啊？”我大喊道。
而且，现在是周六的晚上，英国包括苏格兰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也没有餐馆开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即兴发挥。
在厨房里，我们发现了之前我没有找到的土豆和一罐沙丁鱼罐头。我们把这些东西分装在了五个盘子里，这就成了我们所谓的晚餐。
我咕哝着各种借口，母亲狠狠地瞪着我，奥托和他的妻子则显得非常尴尬，只有彼得一个人保持着他的风度和幽默。
晚餐结束后，母亲决定要离开了，彼得提出来要送我母亲回到她住的旅店。
在帮母亲穿上外套时，彼得小声地告诉我他一会儿还会回来；他不放心我独自一人在这空荡的房间里度过漫漫长夜，特别是此刻的我，精神极度崩溃。
他的确又回来了。
我扑在他怀里号啕大哭，他抱着我，试图安慰我。
突然我听到外面有个巨大的声响，像是一块石头从山坡上滚落。然后有巨大的拍门声。是我母亲。
“开门！”她大声叫道，“我知道他和你在一起。”
“等一下，我找一下钥匙。”我回应道，并小声告诉彼得，他必须躲起来，不能让我母亲看到他。如果她发现彼得在这儿，那将又是一场灾难。
但是他能躲到哪里去呢？她会把这房子翻个底朝天，甚至床底下都会被她搜查。
“放煤的地下室，躲到那里去！”我小声说，“那里是她唯一有可能不会去的地方。我将会在外面把门锁上并且把钥匙藏起来。”
可怜的彼得，我英勇的情郎，在一个黑暗阴冷的放煤的地下室里度过了整个晚上。
正如我所料，母亲为了找到彼得将我的房间翻了个底儿掉。
一个旁观者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情形滑稽可笑，这一幕像极了费多的卧室闹剧。而对于我来说，作为当事人，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好笑。
“我一路跟踪他回到这里，我看到他进来了。”母亲斩钉截铁地说。
“在山顶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亮着灯，开着门，好像是等他回来。我知道他赶回来看你，他来没什么好事。
因为你，我摔倒了，我从山顶一路滚下来，我的套装都被你毁了，你必须赔我的套装！他在哪里？”
她一直闹腾到子夜，最后她决定要带我走，不允许我在巴恩斯的房子里过夜，我要和她一起回到她的旅店。
我彻底被打败了，不再反抗。我借口要锁楼下的门，我把地下室的门打开，让彼得从后门离开。
母亲的房间只有一张床，我睡在地板上，不，其实我根本没有睡。
她整夜都在责怪我，并且说要和我断绝关系。
我回答道，其实我不在乎，因为现在我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而这种回答招来了更多的哀号。
最后，事情的平息必须要我来发誓：我必须真心发誓，我再也不会见彼得·德鲁克。
如果这种发誓能终止母亲喋喋不休的指责，我愿意发誓。
这样的誓言只是形式上的，在压力下强迫出来的誓言，怎么能有效呢？
第二天清晨，我在上班的路上打电话给彼得：“我们一定要在午餐的时候见面。”
我害怕，经过昨晚的地下室事件会让他永远地离开我。
我们约在贝德福广场或者罗素广场的红狮餐厅见面，我只记得这个地方靠近大英博物馆。
他看起来神采奕奕、整洁漂亮，完全看不出昨天晚上经历过那么大的磨难。
而于我而言，我还没有从过去16个小时经历的感情过山车上回过神来。
当他出现在门口，我立刻松了一口气，忍不住放声大哭。
一个慈母般的女服务员走过来：“先生，”她非常严肃地对彼得说，“你到底对这位美丽年轻的小姐做了些什么？你难道看不出她很难过吗？”
然后，她又转向我说：“亲爱的，不要哭了，我知道在罗斯勒姆有一家很不错的流产医院；你只要坐上地铁，然后在查令十字路换车……”
她好心的建议让我觉得非常滑稽，破涕而笑，我告诉这位好心的女士：“谢谢，谢谢，但是我最不需要的就是去流产。”
她很困惑，不知所措：如果不是意外怀孕，我到底在伤心什么？
是的，我到底在哭什么？彼得仍然跟我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一周后，母亲动身回德国，我在维多利亚车站为她送行。
在火车启动前一刻，她从车厢敞开的窗户中探出头来，再次叮嘱站台上的我要信守我的誓言，不再见那个随遇而安的奥地利人——彼得·德鲁克。
火车一开动，那个她一直蔑视的对象便从一根藏身的柱子后面走出来，我们立刻拥抱在一起。
05.“跟同一个人维系了66年的婚姻，真是难以置信！”
按照正常的事情的进展，我和彼得会不顾父母的反对就订婚，然后结婚。然而，我们直到四年以后才结婚。
在大萧条年代，一位女性一结婚就意味着自动被解雇，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性应该为一个失业的男人腾出一个位置。
我和彼得都拥有不错而且有趣的工作。
我为玛莎百货做市场调查，这是一家迅速成长的创新型零售连锁店，而彼得是一家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
但是那个时候，英国的工资水平如此之低，靠彼得一个人的工资很难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那个时候，我们正年轻，我们幻想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婚姻和我们的孩子。
但是希特勒当时决心建立他的千年帝国，不惜毁灭整个世界作为代价。在此阴影的笼罩下，我们知道我们所幻想的一切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而当时英国为了讨好希特勒所采取的迂回绥靖政策，也让我们倍感压抑。
1936年秋天，我们决定结婚，并且前往美国。
彼得的公司送给我们一份结婚厚礼：两周的旅行，从里雅斯特到纽约，坐头等舱豪华游轮。这是一个梦幻般的蜜月旅行。
我们于1937年年初抵达纽约并在郊区安顿下来。那时候的生活成本很低，我们设法挺过来了。
我开始了小型市场调查的生意，而彼得为欧洲的几家报纸做记者。
在这期间，彼得写了两本书，而我则生了两个孩子。
这种节奏一直持续，他又写了两本书，我又生了两个孩子。
到那个时候，在有了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后，我放弃了这种显然不平等的合作。
到2002年，彼得的著作已经达到34本。
1942年，在我们抵达美国的五年后，彼得得到了一份在佛蒙特州本宁顿学院做教授的工作邀请。
我们立刻搬家到佛蒙特，来到了这个年轻且雄心勃勃的学校，我们热爱这个地方，即使这里有着难熬的冬季，我们也深深地爱着它。
在这里，我沉迷于学习大学教授的数学和物理课程——这些课程于我而言，在十年以前是不允许学习的。
在本宁顿度过一段快乐时光后，我们在1949年搬回纽约，并在新泽西的蒙特克莱尔买了一幢房子，在这里一住就是21年。
1970年，彼得得到了克莱蒙特研究生院的工作邀请。
克莱蒙特位于洛杉矶以东40千米。经过仔细的思量，我们最终接受了这份邀请。
在隆冬时节，我们开车穿越整个美国来到了克莱蒙特。
位于最高峰能达到100000英尺的圣加布里埃尔山脚下的克莱蒙特成了我们此后30多年直到现在的家。
在这里，我找到了一份喜欢的工作，为高科技科学仪器的生产商做市场调查：了解现在的用户，更重要的是未来潜在的用户希望在仪器中包括哪些功能。
我是董事会里唯一的一名女性，相较于其他董事的意见，我的建议几乎没有人听得进去：“一个女人知道什么？！”
在一群总是不断产生新创意、开发新产品的人中间工作，这一点也激励我开发自己的发明。
我为一个快速烹饪锅申请了专利，几乎同时微波炉在市场上推出。
我最喜欢的运动和娱乐活动就是登山，对我而言，登山给我带来的是一种愉悦，一种因征服而产生的精神上的愉悦。
大部分我的同辈，包括彼得，很久以前就放弃了登山。但是我依然热衷于登山，独自或者加入一队，一些人会在山路上停下来问我的年纪。
当我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也是我的孩子们问的一个问题。
“跟同一个人维系了66年幸福美满的婚姻，真是难以置信！”
我和母亲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直到她去世。
她已经在伦敦定居，但是她经常从伦敦过来看我和孩子们。
她变得非常喜欢彼得，“那个卑鄙的奥地利人”，而彼得也非常敬重她，喜欢她的旺盛精力和敏锐洞见。
我从没有克服对她的恐惧，那是她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留下的阴影。
但是经过了在伦敦巴恩斯家那一恐怖的夜晚之后，她就再也不能控制我，不能主导我的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