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演讲
（第58届 Godkin讲座）
字幕组——翻译：慈玉鹏 审校：曾佳
开场介绍
大家好，我是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执行院长迪克·卡瓦纳（Dick Cavanagh），很荣幸向大家介绍哈佛大学第58届戈德金讲座。在座诸位或许对戈德金讲座不是非常了解，实际上我们这个讲座设立于1903年，是为了纪念《民族》杂志（Nation）的创始人，现任编辑也在肯尼迪学院，从1904年开始，有很多杰出人士在这里做过讲座，包括詹姆斯·布莱斯、沃尔特·李普曼、……哈佛大学的三位前任校长查尔斯?艾略特、詹姆斯·科南特、德瑞克?伯克都曾在此做过告别演说。
今年来做讲座的人，我想在座的各位都认识，因为这里已经座无虚席。他就是彼得·德鲁克教授，1909年出生于奥地利，是一名经济学家、通讯记者、编辑、教授。他一直担任哲学教授，具体领域是社会科学、管理、日本艺术。他的专业可真不少。他被公认为是管理学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也是研究独立部门运作的专家。他“只不过”出版了28本书，也“仅仅”被翻译为20种语言而已。其中12本与社会、经济、政府有关，例如《不连续的时代》，另外12本是管理书籍，如研究有效执行的《成果管理》，还有2本小说、1本自传、1本关于日本绘画的书籍。
通常当你介绍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说某人从哪里获得了荣誉博士学位之类。德鲁克先生也不例外，但我们不得不按照国家顺序来说，因为实在是太多了。他已经获得美国、英国、比利时、日本、西班牙、瑞士等国多所学院和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明天将在俄亥俄州获得另一个荣誉博士学位。
德鲁克教授的妻子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们有4个孩子。如果你时常阅读媒体杂志，比如《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经济学人》、《哈佛商业评论》，你可能会从上面得知，他是5个孩子的父亲，这第5个孩子就是“现代管理”。这是最近一期《哈佛商业评论》中的一篇文章说的。（顺便提一下，在《哈佛商业评论》的作者中，德鲁克教授发表的文章是最多的。）
这篇文章里是这样写的：这位最受欢迎的通讯记者，有时被称为现代管理之父，他能够敏锐地把握社会经济力量，他对“领导者如何把动荡转化为机遇”这一问题也有深刻的洞见，并且他能够将二者结合起来。德鲁克先生具备罕见的综合能力，求知若渴，涉猎范围包括日本艺术、网络理论、高等经济学等多个知识学科。然而，与学生和客户的深入交谈令他受益最大，这些人遍布全球，他们从行动中总结思想，并基于总结的思想采取行动。今晚我们有幸请到了既富有思想，又关注行动的德鲁克先生。我很荣幸为大家介绍德鲁克教授，他将为大家做第58届戈德金讲座，让我们欢迎。
德鲁克演讲正文
谢谢大家，谢谢迪克·卡瓦纳院长。迪克，希望您别介意，实际上每次我妻子听到关于我是现代管理之父的报道，她都会问“管理之母”是谁？虽然我们可以说管理是童贞女之子，但不管怎样管理都需要一位母亲。我妻子是一位诚实的物理学家，她的话直来直去，但也有一定道理，也与科学、管理有一定关系。
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能来这里做讲座。在座的有我的老师，我的导师，我尊敬的人，我时常听说的人。此刻我不仅感到非常光荣，而且环顾四周，我发现这是一个表达对大家的感激之情的大好机会。
言归正传，现在开始我的讲座。大家都知道，本世纪（20世纪）是一个社会转型的世纪。相信我，实际上本世纪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的世纪之一。但人类历史上的所有世纪都非常血腥。当你尝试与统计学家谈论这个话题时，他们可能提出质疑。把本世纪的卑劣和恐怖事件和以往的世纪进行比较，你们会发现本世纪只是一个普通的世纪，本世纪发生的所有流血、恐怖事件、种族清洗，与典型的其他世纪没多大区别。要我说，人类历史的记录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但从社会层面来看，任何历史时期都远远不能与本世纪相提并论。90年前的1904年，也就是我出生之前的5年，只花了很少成本，第一届戈德金讲座开讲。在当时所有国家中，农民都是最大的单一职业群体，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第二大群体呢？恐怕在座的年轻人只是在博物馆或20年代的电影中能看到，那就是住在主人家里的仆人阶层。当时英国22%的劳动力是仆人。美国的比例也差不多。再下来是独立的小工匠和小商贩。大家知道，这类行业在今天尚未完全消失。
你们知道，在美国，农民如今只占3%左右，任何发达国家都不会超过7%。不过多数发达国家中的农民都不会再减少了，因为他们能够获得政府补贴（众人笑）。至于仆人，你们年轻人都听说过，但对你们而言他们与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没啥区别，早已消失。至于小工匠和小商贩，就此刻而言，他们所占的比例还不到90年前在劳动人口所占比例的1/4。
当时发达国家的第四大群体是蓝领工人，大概占1/6或1/7。当时这部分人刚刚开始涌现。众所周知，蓝领工人群体的崛起势不可挡。到1950年左右，在所有发达国家中，从事制造和搬运的蓝领工人已经成为劳动力的大多数。在历史上，从没有哪个群体崛起的速度这么快，但也没有哪个群体衰落得这么快。仅仅40年后，蓝领工人的比例就跌回1900年的水平了。请允许我讲一件事情。如果你们听来自华盛顿的讯息，你会觉得现在人们仍然相信工业生产（的变化）和工业就业（的变化）是保持一致的。但是，1940年代末，我在华盛顿，当时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同时农业就业人口却开始下降，我们用了几年时间才明白，两者不是一回事。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当时美国有26%的劳动力仍在务农。
后来Gorberth教授和我离开了华盛顿。再接下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农业人口的比例是3%，当然，你可以算上人口增加， 4.5%。（不管怎样，）基本上当时有1/3的人口从事农业。但是我们的农业产量已经是1947年或1948年的6倍或7倍。所以，农业生产率、农业产量、农业就业并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正在逐步认识到，制造业就业和制造业产量也不是一回事。并且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制造业生产增长了2.5倍，与日本等国家一样快。德国只增长了26%。英国则不到20%。
我们的制造业产量取得了巨大增长，但与此同时，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人数急剧下降，下降幅度与1950年至1980年间农民人数的下降幅度相同。尽管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但制造业产量的表现仍然非常抢眼。
在过去的30年中，蓝领工人的衰落速度与本世纪的前50年中蓝领工人的崛起速度一样快，尤其是赶得上当时女性工作者的崛起速度。如今，从事制造和搬运的蓝领工人已经下降到总劳动力的1/6或1/7，最终会下降到什么程度？相当于我出生时，或者说首次戈德金讲座开讲时蓝领工人的比例。并且如今蓝领工人的比例仍在继续下降。
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世纪。以前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的直觉是，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已经证明政界没什么成果。在政府学院里，当着芭芭拉（Barbara）的面，我似乎不应该这么讲（众人笑）。20世纪，政府一直没有什么成功的故事，反而政府的扩张速度很快，但至于成就嘛，你们可以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市政对比一下，但是，这不是……平心而论，我不认为未来政府会取得多大的成就，我们可以从报纸头条中得出结论。抗议和愤怒没什么意义，甚至流血冲突也没什么效果。这就是20世纪发生的事情，劳动力构成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你们知道下述事实吗？在长达10000年的文明史上，农业人口和仆人占总人口的80%。1910年大英帝国进行人口普查时，首次试图界定社会经济层次，将下层中产阶级定义为负担不起3个以上仆人的家庭。根据这个标准，在座各位有谁是高于下层中产阶级的吗？……我们现在有两个历史上没有的新阶层，他们现在是当今社会的主要劳动力。
两个新阶层中规模较小的一个，但位居主导地位的，是知识工作者，大致就是在座各位了。或许我们将来的收入源于我们在学校中所学的知识。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年轻朋友将来都能获得丰厚的收入。
另一个（新阶层）是服务人员，这两个阶层之间有重叠，大约2/5是知识工作者，3/5是服务人员，双方存在重叠。他们都是新阶层，社会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共同构成了我们生活的社会。不仅在社会历史上闻所未闻，社会学家也没注意他们（众人笑）。
今天，时间有限，我要讲的只是这当中的一部分，也就是知识，新兴的知识社会，新兴的知识工作者。让我想想，我分为了5个小部分。
第二，社会整合的新单位，我称之为组织，在二战前没人听说或使用过这个词汇。
第三，谈谈管理这个新职能。为什么不称其为治理职能呢？这个词用得不对。这种社会组织的新职能，我们称为管理，或许在查尔斯河畔这里（指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称为行政。但这只是纯粹的语义上的选择。
第四，我将讨论尚无人关注的内容，也就是知识工作正在彻底改变社会和社区。
第五，我将简单阐述一下未来我们面临的若干挑战。
这些都只需要几分钟时间。我只是粗略描述一些情况。你们接下来可以读到本次讲座的讲稿，可能会更加详细一些。好的，我们言归正传。
当你们观察新兴的知识社会时，会发现一件令人惊奇的新鲜事，那就是现在要想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和职业，要需要你接受过正规教育。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历史上从没有这样的事。回到戈德金讲座首次开讲的时候，假设所有掌握知识的男人都被等同于艾滋病的东西消灭了——肯定会有这种东西（众人笑），不是通过性传播，或许是通过一种电脑程序传播。
即使这类人都消失了，估计都不会有人注意到，相信我。如果你想要弄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最伟大的临床医生，他就像60年代的爱因斯坦一样声誉卓著，他是一位加拿大的医生，名字叫威廉·奥斯勒（WilliamOsler），在1906年创建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正是戈德金讲座开始的年代。他在受邀出任牛津大学钦定讲座教授时，现场有许多名人，围绕在他身边的一个记者问他：“奥斯勒医生，在你30年的从医生涯中，医学发生了什么变化？”奥斯勒说：“如果病人现在想要找一位合格的医生，注意，是达到合格标准的医生，那他直接去医生家里找到这样医生的可能性跟在医院里找到的可能性一样大。”
这不是故事的全部。这位钦定医学教授第二天和《伦敦时报》主编聊天，这位主编也已经认识奥斯勒医生多年，在报社里，主编生气地说：“奥斯勒一直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众人大笑）
所以，大致来看在以前社会结构中知识只是一点轻微的点缀，人们认为社会赖以立足的基础是体力工作者，熟练与非熟练工人都包括在内，并且主要是后者。而知识工作者是新出现的。你们都知道，在以前，没有任何社会能承担得起大量知识工作者。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奶奶看到我拿回家的成绩单后说：“彼得，你要是学习不中用，将来就只能做一名水管工了。”
当时还没有塑料水管，我也见过水管工，所以我的成绩很快就提高了。这也说明，当时我去上学并待在学校里的唯一目的就是不做水管工这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也还是这样，只要我看到我的研究生，至少那可怕的一天就暂时不会到来。
但现在你们掌握了关键的经济资源——知识，基本上不需要再同那些廉价劳工竞争。所谓廉价劳动力产品的进口很重要，这种观点是一种错觉。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有12%依靠进口，但只有不到2.5%来自低收入国家，其中一半是制造业产品进口。这些都无关紧要。
美国主要竞争对手的工资水平都更高，如日本和德国，而不是那些低收入国家。除了那些小岛之外，你们不能再与低收入者竞争。
竞争将围绕着知识工作的生产率展开，顺便说一下，当前的知识工作的生产率仍然低得难以置信。我从20来岁就开始教书，65年来，我可以向你们打包票，大学教师的生产率没有显著提高，或许下降了也说不定，感谢上帝，多亏没有任何这类的衡量标准，但的确没有提高。
提高知识工作的生产率的任务仅仅刚刚开始，未来还需要做大量工作，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经济挑战。首次出现大量人有机会获得体面的工作，这是一种新形势。
我出生于一个医生、律师、公务员组成的家庭，我告诉我的父亲，自己不打算上大学，因为我已经在学校里坐了12年，结果什么都没有学到。我看不出继续承受这种痛苦有什么意义。但他没说你退学吧。尽管他不是很高兴，但没说退学，我是一名可以为自己负责的成年人。他没说你不读大学就哪儿都去不成。当时我25岁左右。
没有。你们能想象吗？19世纪美国所有的大商人中只有一名接受过高等教育，只有摩根（J.P. Morgan）接受过数学高等教育，但一年后退学了。因为他得出结论认为，人要比方程式有意思。他是唯一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商人，其他多数人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1923年，文官委员会要求考生要有高中文凭，这是一种获得政府职位的新途径，也就是接受过正规教育，而且是多年正规教育。
当然，同样重要的是，需要的不只是一种知识，而是多种。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仍然看重知识。我们的年轻人非常热切地求知，是因为有效的知识都高度专业化，而且程度极其高。并且，像我自己这样的老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能够设立一门这样的公共课程，也是一门博雅课程。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还有一件事，这些人也都高度专业化，并且他们进入了组织。
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成为正式雇员。但他们必须与组织打交道，因为组织只有汇集大量知识，才能取得必要的绩效。个人独自掌握的知识完全没用。
神经外科医生需要有人做诊断。当你看到神经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实际上是一个团队在运作，包括外科医生、助理医生、三五名训练有素的护士，还有麻醉师、执业护士、助理，以及3名电子工程师。他们彼此配合，外科医生是团队领导者。
你们是否同意，当今多数关于团队的论述都是愚蠢而危险的？当然愚蠢！相关讨论首先假定我们从未在团队中工作。个人自己干可能会取得一定的成绩。当Arbos教授……我坐下来撰写著作，这项工作虽然非常独立，但仍旧需要出版商的配合。
但多数工作已经成为团队工作。甚至不止有1个团队，而是有6个。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只是棒球赛季的开始。红袜队表现如何？迄今还好吗？我不知道。我是一名老棒球迷。
棒球赛季刚开始，当我看到这支棒球队的时候，那个在三垒的家伙，从不去帮其他队友，甚至都不帮二垒手。有句老话说得好，没有人会比那个击球手更孤独。但这是一个团队，拥有无穷的力量，你可以训练其中的每个人，让他们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教练不会试图把击球手淘汰出局，而是训练他融入团队。众所周知，每一名棒球队员的数据可以回溯一年，你可以据此测量、评价、提高他们。当你看到球队的时候，你们所有人都会喜欢Jazz Combo队。你们肯定喜欢。他们的处境很艰难。成绩平平是因为走了弯路。但他们的确非常优秀……人们必须要进行团队合作才行，因为个别的市场调查可以产生数据，但不能产生信息，而信息的产生需要营销和销售人员配合，企业战略的制定则需要管理人员配合。这对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同样适用，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他们正在从事生物化学研究。
生物化学家不清楚基因的每个方面，但他有必要知道相关知识。所以我们必须学习在团队中工作：团队如何运作？什么团队适合什么任务？需要有什么纪律……这些都是目前我们还不完全了解的重大挑战，起码需要继续探索。
我还要指出，对任何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不同以往的社会。或许这是一个能想象得到的竞争最激烈的社会。回到100年前，当时的社会明显是非竞争性的。即使在美国这样流动性非常高的国家，多数人都是追随自己的父亲。如果你父亲是一名工人，那么你将继承父业。没人说你是一名失败者或者中途辍学者。你能很轻松地养家糊口。
但今天，你必须要成功，也就是说你不能失败。任何社会都不曾具有如此强烈的竞争性。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跨越阶层限制，获得满意和成就，以及自我实现，最终大获成功。这就是我开始对商学院持怀疑态度的原因。你们都知道，正因为如此，几乎没有人，甚至包括民主党总统，都不能怀疑算数法则。并且，你们看过的统计数据非常清楚地表明，即使是在一个迅速成长的经济体中，1次成功的背后就有7~9次失败。
那么，你如何从成就而非成功中获得满足感呢？这是社会未曾遭遇过的挑战，仅仅因为从没有所谓的“成功”这回事。
大量研究表明，流动性社会中的多数人，都成长于一个固定的阶层。1840年前后的英国或许是流动性最高的社会，但流动人口的比例也不高。美国则从没有那么多贵族。
因此，我们进入了一个新型的知识社会，这个社会由新兴的知识工作者构成。知识工作者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他们不同于雇员，也不被视为原材料。并且，知识工作者通过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以及其他你们掌握的方式拥有所有权。
在知识社会，雇员通过财务手段掌握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资料。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因为所学的知识而掌握生产工具。所以，知识工作者具有流动性，视野开阔，高度自信。
我的朋友们和客户们时常问我：你认为我们应怎样管理?看一下那些非营利组织，能够立刻回答全部关于管理的问题。……因为知识工作者可以被界定为志愿者。如果你们能够得到知识工作者支持，他们能做我做的所有事情。知识工作者掌握知识，视野开阔，高度自信。程序员可以去任何企业从事编程工作，会计人员可以去任何组织开展核算工作，外科医生可以去任何医院做手术，大致了解中世纪史的人可以去任何机构教学。当然，市场并非始终完美无缺。
但每5年左右，知识工作者就会发生周期性变动，呈现出一定的流动性。所以你们想想，是什么因素让一半美国成年人以志愿者身份为非营利组织服务？是什么因素吸引他们去教堂、女童军、受虐妇女收容所、美国心脏协会等机构？知识工作者都很忙。是什么因素让他们甘愿每周无偿工作5个小时？是什么因素激励、吸引、留住他们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下面我们谈第二个问题：组织。
不一定每个人都将成为一名正式雇员。事实上，很可能越来越少的人会成为正式雇员，越来越多的人以合同工或顾问的身份开展工作，不必朝九晚五去到处是高楼大厦的市中心上班。但我们必须与组织开展合作，并从中得到报酬。因此，组织将成为一种社会性现象。回顾19世纪，当时现代组织尚未诞生。
大型企业刚刚出现，工会也处于起步阶段，医院（我的叔祖母在那里工作）还是贫穷病人等死的地方。今天，每项社会任务都通过组织来完成。我说过，那时的社会学家还不知道“组织”这个词。你们读过的伟大社会学家的著作，可能是中国人也可能是德国人，其中一位是马克斯·韦伯，对，米尔斯也是，韦伯1888年出版的重要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这个词。在1950年之前，组织是指一种行为，而不是……它是什么？是一种现实事物吗？当时组织不是一种社会单位。我们会说，让我们组织起来。没错，但是组织，我们现在使用这个词的方式，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依旧没人知道。即使在那时，组织也通常仅仅是指工商企业。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哈佛大学也是一个组织，工会、教堂、政府机构也都是组织。它们彼此的共性远远多于差异。我们并不很清楚具体是什么，只是开始着手进行研究，我们清楚的是组织不是社会、不是社区共同体，也不是社会学家所谓的家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人尝试把被战争破坏的家庭和社区因素融入企业。西方国家却对此敷衍了事，没有认真对待。企业不是社区，也不是家庭，但也不仅仅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把自己一天当中最主要的时间花在工作上。这是一个事实，但并非唯一的事实。人们也担任志愿者，有自己的家庭。家庭与社区并不完全相同。社区采用自愿协议的形式，但家庭不是。成员之间也不仅仅是一种现金关系。我们还不太理解我们已经开始着手的这种工作。嗯，让我想想，我们在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唯一做过这方面研究的是这个学院的一名教师——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大概在35或40年前。这是以小型团队开展的工作。他尝试与组织友好相处。自从我从事这方面研究以来，没有其他人真正深入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也没有产生令我惊喜的成果。
所以说，我们已经身处知识社会和社会组织中。我们雇用新型雇员，但或许即使不是组织的正式雇员，你们也依赖各种组织？你是否愿意接受，我们将越来越多地与为我们工作、与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合作，但他们并不是正式雇员，而是来自外包行业或供应商联盟中的员工，是我们管理或试图管理的唯一人群，多数人会习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管理传统的旧事物。我们大学的院长，因为他们没有多少权力，却必须做大量工作，所以他们要通过说服，或通过理解教授们真正想要做什么来开展工作。会有这类新管理模式，我自己也这样，但我向你们保证，这并不是一个特别让人满意的管理模式。
这意味着，你们知道在机械设计领域有句老话，如果摩擦消耗的能量超过30%，那么你最好重新设计模型。这样看来，作为一名院长，恐怕摩擦消耗的能量超过70%。因此，是的，我们必须学习与我们无法批评之人共事。不只是马克思，19世纪的普遍假设是，与雇主相比，每一位工人更亟需一份工作，我们必须了解，这已经不再是事实。
同样，19世纪的工人都是依附性的，他们依赖于组织，但他们不是资本家。在我小时候，有件事只有经济学家才会赞成，你们都知道，直到后来，美国没有真正能够研究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当我们考虑到经济体系中人的因素时，涉及三个方面。你们知道，在那之前我们没有经济学家这么做。但有一点是三方面共同的，那就是工资基金和资本基金，在现代经济中，二者彼此分离，但也具有共性。养老基金是第三种工资，然而，那是我们经济体系的主要资本来源。坦率地讲，我们并未真正理解这一点。
人们正在开始研究，但非常……这些都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是新情况，与我们长久以来熟知的情况完全相反。几乎同样新的是，新器官的出现。我们称之为管理或行政。从事管理工作的多数人仍集中在工商企业中，因为1870年左右诞生的大型工商企业是最早的现代组织。
它们是前所未有的，令人感到震撼。你们可能无法体会我们祖先当时的震撼心情。迟至1926年，美国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威斯康辛州出版了一本书，假定公司是金融界和最高法院共谋的结果。他并没有想到，在其他的发达国家，每一个都出现了公司，但公司仍旧令人感到震惊。那本书应该被一笑置之，而不是在30年代成为畅销书和最有影响力的书籍。书的作者是约翰·康芒斯，他认为新兴的大企业是一种令人震撼的事物，因为大企业违背了自由主义信念的所有公理。自由主义者信任小企业，但在当时，一个又一个大型企业相继涌现。
每家大企业都需要“管理”这种新职能，具体说管理是一种统治或领导职能，这种职能非常独特，因为对个人而言，哪怕是权力最大的高管也是非人格化的。你们知道，如果现在《商业周刊》的封面人物下周退休，一周后他要进入原来的办公室，恐怕保安就会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两周后恐怕就无人买他的账了。他个人没有任何权力，有权力的是他的职位，他本人是无足轻重的。哪怕是权力最大的管理者，也是这样。管理者集体制定决策，履行统治职能，扮演相应的角色。他们本人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事实。他们不理解这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你们本人并不等于你们代表的组织，真的不是。你们知道，多数拥有超过50名下属的管理者都知道。多数王公贵族的后代，如今在穿着尿不湿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当然你们都知道这款成功的产品。过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的统治者无论好坏，通常都很糟糕，都一去不复返了。新的群体，我们的雇员，都在为自己找寻下属，也在找上司，我们只是对他们略有了解，但还不够。
最大的变化是，知识已经成为关键资源。知识的重要性超过了我前面提到过的任何要素。或许，我不是非常确定。你们知道，纵观历史，男人和女人同样参加劳动。事实上，男性农民必须找个老婆，女性农民也必须找个丈夫，否则一个人无法经营农场。店家必须有一位妻子，同时妻子也必须有一位丈夫，否则一个人无法经营店铺。请你们考虑下面一种情况，某人愿意作为一名指挥来管理教会合唱团学校，聘用合同往往规定，如果妻子去世，他必须在90天内再婚，理由很简单，教会合唱团学校里有36个小男孩需要照顾。
必须有人切三明治，有人整理内务，有人给孩子家里写信，当孩子生病时有医生来处理。当他35岁左右时，首任妻子去世了，他本人对女人实际上没有多大兴趣了。
那时，他可能忙于音乐创作。妻子总是使他分心。所以他宁愿雇一名管家，并且愿意自己掏腰包。在校务会上，他会被告知，看，我的伙计，你明天要么结婚要么辞职。他确实结婚了。他不可能一个人独自做所有事。但这个故事告诉你们，男人和女人从事的唯一相同的工作是最低级的、不需要技术、收入微薄、社会地位卑微的工作，如在工地上挖水渠、搬运重物等，这些工作都是男女一起做。最新的社会差异显现的时候，随之界定了不同的工作内容。从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反复。直到1870年左右，我的曾祖父在维也纳开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工艺美术学校，在此之前，从未有过一位女性领导者。开办这所学校主要是为了满足年轻白人女性上大学的需求。这是主要目的。你们知道，当时维也纳的许多贵妇跑去觐见皇帝，要求解雇他。因为他允许妇女们反过来支持自己所喜欢的工作，所以皇帝就把他解雇了。先前没有任何女性会进入工艺美术学校学习。之后工作都假定女性与女性竞争，男性与男性竞争。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先进社会的现象。波兰伟大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太平洋热带岛屿上的原住民，显然那是人类学领域的经典成果。马林诺夫斯基发现，原住民中的男人负责造船，捕鱼，而女人则负责种植烟草等。男人会把一半的鱼拿去交换，女人则把一半番薯与男人交换。
最早的知识职业是护理。1854年左右，南丁格尔发明了护理职业，并主要视其为妇女的专属职业。今天，美国40%的护理人员是男性。接下来的知识职业是教师，显然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从事，男性与女性既互相竞争，又彼此合作。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趋势不断壮大。世界上最早的女医生可能出现于1890年的奥地利，是我的Trudy阿姨。随后是在意大利，再后就是我的母亲。那是在1890年代，因此我的母亲在1900年前后从医，从那时开始这种趋势不断发展，因为从事知识工作没有性别差异。
这不是女权主义，而是工作的性质。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尚不清楚。但是，例如现在的女性可能不再需要丈夫、男人和孩子。对你们女性而言，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因为这意味着男性可能也不再觉得应该承担责任了。这可能不是你们一生中最好的主意。总体来看，关于各个年龄段的男性，女性反对任何想要免除他们所承担的对孩子的重要责任的企图。
有一幕令人非常痛苦的希腊戏剧，其中的女性从本性出发大声抱怨：她们所受到的真正压迫是，斯巴达的男孩子在6岁时就要被强行从父母身边带走，送入托儿所。而如今，设立托儿所，由不是母亲的女人照顾孩子，却是女权主义者的目标。这些变化意义深远，有可能好也有可能不好，并且我认为我们尚未完全理解这种趋势。这改变了社区，改变了家庭，甚至改变了所有的社会变革进程。前面主要谈的是我们所做的是怎样的工作，但最后谈的问题是，谁还在工作。而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变化。在这个新型社会中，我们面临一些社会问题，最大的有两个，也有人说是三个，随你们喜欢怎么说。一个是知识工作的生产率，我们才刚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如何创建令人满意的团队问题。这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可以借鉴交响乐团。巴松管演奏者从不想成为第一小提琴手，哪怕能够做到也不会想这么做。交响乐团内部缺少晋升的机会，好，是的，你如果是第二小号手，那么可能会变为第一小号手，但那就到顶了。反正你不会成为小提琴手。然而，人们都很满意。与我共事过的满意度最高的人，是在交响乐团里，但这需要人们能够在团队中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当然，小号手总是抱怨，无论演奏什么，小号发挥的作用总是非常低微。但那就是你们想让他做的，对，是你们想要的所以（创建令人满意的团队）这不是不可能的，但你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实际执行。人们仍旧把晋升视为对自己的认可，但在知识社会中，晋升的机会非常稀缺。组织是扁平化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服务工作的生产率。因为除非我们未来可以使服务工作富有成效，否则我们将无法负担它们。知识工作的生产率与报酬之间的差距（是对等的），在许多情况下，即使报酬不是过高，也已经算是很高了。我就雇不起教员。所以，服务工作的报酬高于自身的生产率所应得的水平，但是它又占据了知识工作的大部分。这里会面临一种阶层冲突的危险，只有提高服务类知识工作的生产率，如同人们在过去的120年中提高体力劳动的生产率一样，才能缓解这种冲突。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们难以做出与过去同等的成绩，那个成绩非常伟大。这种变化不在于你们所做的工作的变化。知识寻找的是资源而不是工作的人。最大的变化可能是知识工作岗位不再根据严格的日程表来定义。在涉及我们生计的其他事务中，知识工作岗位改变了原先的性别界限。
我们可能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长远来看，这可能更为重要。所以我不认为咱们中有任何人能够预测这个（社会变革的）实验是否能够成功。这个实验可能是一个需要数百年时间的实验。这是这个领域最近期的实验。以前，人们习惯于让家庭主妇主持家务不外出工作。现在来看，经过数百年时间，我们现在知道已经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所以，你们不能说新的就一定会成功。这是一个需要持续一百年的实验，也可能是五十年。但是，如果实验成功，但我总是有所怀疑，将会使人类的生活发生比我之前谈到的任何事情都更为根本性的改变。前面就是我关于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变革的若干基本概述，我希望没有过度概括。希望给你们留下足够的时间提问，非常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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