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田杰雄 杨亦静)自今年5月1日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至今，已有60天。近期，新京报记者走访了北京郊区，发现不少村落相较于城市，有着更持续和丰富的垃圾分类经历。例如，门头沟王平镇的东马各庄村，坚持垃圾分类已经超过13年;昌平区兴寿镇的辛庄村则是将垃圾细化分为16类，实现了可回收垃圾的真正循环;而在延庆，分类动员靠着快板乡音进入家家户户;怀柔村里的每类垃圾都会由不同的公司、部门分类回收，各有归宿，各得其所。
事实上，北京这座城市对于垃圾分类并不陌生。在2020年的今天，距离北京首次进行垃圾分类试点已经过去24年。而北京的部分乡村却早已悄悄融入到这场关于垃圾分类的改革，并且在漫长的时光里形成了习惯。
那么，比城区早10余年开始垃圾分类，北京的乡村变成啥样了?能否为城市垃圾分类提供借鉴呢?
垃圾分类合格后，村民会得到一张“合格证”。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延庆：分类动员靠大喇叭乡音
今年开春，城里人张毛毛携家里人在延庆大榆树镇的程家营村租下了一间小院，准备每周末在这里种菜、烧烤度过悠闲惬意的周末。刚住进小院，村里给各家各户发了新的分类垃圾桶，张毛毛赶上了;周末时光，农村的大喇叭里传出了曲艺快板，张毛毛也赶上了，“快板内容可长了，但是我没听懂。”张毛毛笑称，“广播里用的是口音倍儿重的延庆话，不过隐隐约约听出来是在讲垃圾分类。”
“生活垃圾得分类，这种习惯最可贵。分类知识掌握好，垃圾变废能为宝。”张毛毛听到的这段快板，实际上是由科班的曲艺老师根据延庆垃圾分类特点，创作的一段数来宝。在新版《北京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前期，这段数来宝是延庆许多村庄广播站的“常客”。
住在城区的张毛毛没想到，农村垃圾分类的实施看上去比城区更超前，况且位于延庆西部的程家营村只是延庆区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村庄。村民各家各户门前放着一绿一灰双色分类垃圾桶，从村巷一头望到尾，是所有人家的标配。
在程家营村，家家户户门前都摆放着统一的垃圾桶。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张毛毛每周末都能听到分类广播，而真正的长住村民们天天听得着。“天天早上准能听到大喇叭广播，偶尔晚上也喊一遍。”程家营村民刘秋兰说自己有时候会为听广播打开窗户，“要不然听不着。”
五月上旬，她还为没赶上村里垃圾分类的培训而有点懊恼，刘秋兰说自己并不觉得垃圾分类容易，但最大的难点不在分类本身，而在于习惯，“几年前，延庆也搞垃圾分类，但没现在要求这么高。我们厨房客厅都有垃圾桶，有时候不在意，可能随手就把包装纸扔到了厨房的厨余垃圾桶里，扔的时候当然没想那么多，可收拾垃圾的时候，就生自己的气，想着怎么又扔错了。”
分对了又能怎么样?垃圾分类能给村里带来啥好处?刘秋兰一时间说不太明白，但她觉得分类总归是有用的，“对我这一辈儿可能没啥影响，不在意也没事。但是我的孩子、孙子、子子孙孙，说不定哪一辈儿就真的赶上了。一想到这个，即使有点难，我也得努力给做好。”
门头沟：北京农村垃圾分类从这里说起
相较于延庆的程家营村，在京西门头沟王平镇的东马各庄村，这里实行垃圾分类的时间更长，甚至可以说，论起北京农村垃圾分类的历史，东马各庄村称第二，几乎没有村子敢称第一。
年过八旬的村民侯佩福已经记不清村里开始垃圾分类是在哪年，“只记得特别早，我们这村的书记都换了三届了，这些年还总有不少人来村里参观。”每天早上不到七点，侯佩福都会提着垃圾守在距自己门口不远的小桥边等待垃圾车的经过。
最近一年，驾着一辆三轮车每天早上负责收垃圾的是任利明，这个最早在山里矿上工作的55岁大爷，体格硬朗，他所驾驶的三轮车上载着四个垃圾桶，分别负责收集厨余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以及其他垃圾。
车上载着四个垃圾桶。新京报记者 杨亦静 摄
早上六点起，任利明开着这辆车从村北头一直到村南头，大概一个小时就能收完全村人的垃圾。
所有经他检验，垃圾分类合格的村民还能收到一张“合格证”，“到了月底，村民能拿着积攒的小票兑换奖励金，买些油盐酱醋。”
村里发的垃圾分类合格证。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刘文明是东马各庄村支部书记，据他回忆，村庄最早开始进行垃圾分类是在2006年至2007年，“也就是说自打那时候起，村里的垃圾就不落地。”
位于门头沟玉峰山边上的东马各庄村是个深山小村，通往城市的道路需要翻山越岭。为何十几年前，这个地处京西深山的村庄就能率先开始垃圾分类?刘文明觉得，这是因为村子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条件。
“当时是北京市农委发起的，概念算比较超前。我们村所属的王平镇积极性很高，当时就选定了东马各庄村作为一个试点，看中的是村里人不多，只有一百多户、二百多人，范围不大便于管理。”
现如今，如果在平日里走入东马各庄村，这里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清静，当然这清静少不了整洁环境的“加持”。村里人不多，所有的道路上觅不见半点垃圾，连灰尘似乎也少。刘文明提到，在若干年前，东马各庄村还有个煤窑，垃圾满天飞，风一吹一准要扬起一片尘土。
在村里几乎待了一辈子，63岁的王桂芬也记得，以前赶上春天刮风，家门口的树上总免不了挂上几个迎风飘扬的塑料袋。“但现在你看，我们村几乎没有垃圾桶，但就是干净。我们算得上是北京市头一个进行垃圾分类的村。”
村里实施垃圾分类十多年，王桂芬几乎没有睡过超过六点半的懒觉，“六点四十五分，收垃圾的村民一准就到了门口，听他一吆喝，我们就出来了。”分了十多年垃圾，王桂芬觉得分类没什么难的，“手勤一点儿，都能分成，家里两岁的孩子也能学着大人的样子分垃圾了。这个事儿是熟能生巧，顺其自然。”
村民院子里摆放的分类垃圾桶。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当然也有憷头的时候。”王桂芬提到，自己和搭档白建筑一起当垃圾回收员的那几年，每周末的垃圾最难分类，“城里的年轻人都回来了，他们带着城市里扔垃圾的习惯，对于分类不比村里的老人上心。”
“但我们多说着点，倒是每周都有改善。”白建筑在一边补充，他提到东马各庄村人员流动性相对不大，很多人都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大家都相熟，有的可能还是亲戚，老让人数落，这多抹不开面子。”
怀柔：农村垃圾明显减少了
2017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了《关于开展第一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利用示范工作的通知》，确定了全国100个区县开展示范工作。其中北京有三个区“榜上有名”，除了上述提到的延庆区和门头沟区，第三个便是北京北部的怀柔区。
在距离门头沟东马各庄村一百多公里外，在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的对角沟门村，每天早晨六点半，垃圾分类指导员就得完成百余户居民的垃圾分拣工作，这是村里指导员一天工作的开始。
喇叭沟门乡北接河北丰宁县，这里也是北京的北大门。从市区出发，来到对角沟门村需驱车约三小时。现任怀柔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政办室主任于爽，曾于2018年-2019年两年间在对角沟门村任第一书记，他告诉新京报记者，尽管对角沟门村进行垃圾分类时间较晚，但怀柔平原地区垃圾分类的起步时间在2007年。前期设施和资源的投入，也为新版《北京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在怀柔的实施，提供了不少基础。
实际上，与门头沟区的东马各庄村相同，起步于2006-2007年间的垃圾分类措施，一般都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息息相关。垃圾分类收集率达50%，资源化率达30%，是此前北京对于国际奥委会的绿色承诺。此后的十几年间，北京的不少村子仍在坚持着。
对角沟门村民家门口，垃圾桶都藏在铁箱里。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如今的对角沟门村，山河环绕，灰瓦青砖，家家户户门口放着三色垃圾桶，都藏在门口的铁箱里，沥青路面上几乎不染一尘。这里是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村，也是全国生态文化村。在垃圾集中投放点处，每天清早辗转于各家各户回收垃圾的垃圾指导员除了指导村民，也轮番值班指导到访游客的垃圾分类，“我们每次瞅准游客随手想扔掉的小吃，也都有上前提醒，这没吃完的算是厨余，而外面的包装得扔到其他垃圾这里。”于爽介绍，之所以要求严格，是因为在每天垃圾转运过程中，如果做不到分类正确，那么村庄的各类垃圾就无法正常运出。
“村里的每类垃圾都会由不同的公司、部门分类回收。比如环卫公司负责转运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圾由负责资源回收的公司清运，有毒有害的，则单独处理。各种垃圾各有归宿，各得其所。”
在于爽看来，垃圾分类带给农村地区的变化从表面上来说，是村容环境变得整洁了，而更重要的变化在于农村垃圾的肉眼可见的减量。“最明显的地方在于，怀柔山区面积比较大，在没做垃圾分类的时候，垃圾都是混装，一个清运车辆转不了一两个村，车就装满了，还特别费油。现在一辆车能够拉一两个乡镇，油耗也下来了。”
于爽说，这并非是因为垃圾分类之后分别运输降低了每次清运的垃圾分量，而是通过分类，村民能够主动辨别、消化不少垃圾。于爽提到农村地区其实拥有自我消纳、净化的能力，一些垃圾甚至可以作为农用肥料，可以不出村了，而让村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也能促使村庄自我净化能力的复苏。
新京报记者从怀柔区城管委获悉，以最近的一个月举例，今年五月份怀柔区共产生生活垃圾1.57万吨，同比减少16.1%，其中厨余垃圾2102吨，同比减少30%;其他垃圾1.17万吨，同比减少14%。
昌平：16种细化分类让可回收物循环
除去国家“圈定”的示范县，在北京乡村，也有自行实施垃圾分类的先锋村。
昌平阳坊镇辛庄村位于北京正北，距离北京城区的距离只有30公里左右。但垃圾乱飞、污水横流，是辛庄人4年前对村子的记忆。村支书李志水告诉记者，2016年4月之前，辛庄村有17个垃圾投放点，由于缺少管理，投放点环境恶劣，村民和路人经过时都要捂住口鼻，到了夏季，村里的环境就更加令人“不忍直视”。
辛庄村村委干部李大芳说，当时村民会把垃圾直接扔到投放点，在刮风、下雨时，垃圾飘得到处都是。村里有专人将垃圾运走，但由于运输车辆就是普通三轮车，随着车子的颠簸，垃圾也经常从车上掉落。
“当时村里环境很差，亲戚朋友都不爱来我们这里串门。”李志水说。2016年4月，在辛庄村租房子的几位妈妈找到了李志水，希望在村里建立一个环保小组，实施垃圾分类，这样既可以让村里环境变得干净、整洁，也能保证村里的孩子和小动物安全成长，因为有一位妈妈家里养的小羊，就是误食了村里随意飘着的塑料包装袋死亡的。
心知村庄环境的糟糕现状，听到有人倡议实行垃圾分类改变环境，村支书李志水自然支持。尽管村里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垃圾分类必需的基础设备，李志水自掏腰包4万元，村里的志愿者也纷纷捐款捐物。
昌平兴寿镇辛庄村里的垃圾分类宣传。新京报记者 杨亦静 摄
买好垃圾桶、做好标志牌、改装了环卫车，辛庄村的垃圾分类工作正式启动。村里的垃圾点撤销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桶两箱”的分类法。每个村民的家中都放置两个垃圾桶，分别装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而有毒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则是用两箱装着。
据村支书李志水介绍，每天早上7点半和傍晚5点，村里的环保工人会准时到各家回收垃圾，垃圾分为可回收物、不可回收(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四种，这种分类方法和今年5月颁布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基本一致。
“今年5月1日推行之后，我们其实还跟以前一样，因为已经做了4年多的垃圾分类了。”李志水说，村里共有7名环保工人，其中4人每天负责两次回收垃圾，其他3人的职责是打扫村里的公共区域，保证“垃圾不落地”。
4年来，辛庄村的环境有了不小变化，数据显示，辛庄村达到了95%的垃圾分类有效率，75%的垃圾减量率。
“村里还成立了一个回收公司，我们把可回收物细分成16种，由环卫工人专门负责。”李志水说，村南侧专门开辟出一块放置回收物的地方，环卫工人每天把收来的可回收垃圾在此处进行二次分类，“废纸、塑料泡沫、纸盒等都能回收，公司负责把可回收物打包送往河北等地，进行二次利用。”出售回收物赚取的钱，作为村内垃圾分类工作的资金，还会用于购买手套、口罩以及维护环卫车等。
厨余垃圾制成的堆肥。新京报记者 杨亦静 摄
辛庄村所在的兴寿镇还是北京著名的草莓之乡，有500多栋草莓大棚，村里会把废弃的草莓秧、烂果、叶子、秸秆等农业垃圾混在一起，再加入菌种后高温发酵，制成天然肥料，继续用于大棚种植，形成了一种垃圾变废为宝的循环。
农村比城市拥有更多实施垃圾分类的土壤
2017年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利用示范区县为何在北京划定的是延庆、怀柔、门头沟三区?在垃圾分类实施中，对比城市，农村是否有优势?新京报记者也从住建部村镇建设司相关处室获悉，示范县名单由各地推荐，获得推荐需要满足有积极性、有相对完善的可行性工作方案两个条件。同时，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农村进行垃圾分类无论从成本，还是效果上，对比城市来说优势都比较明显。
正如于爽所说，住建部工作人员也提及农村环境容量大，垃圾能自然消纳，运输处理成本会随着垃圾量的减小而下降。而在效果方面，农村是“人情社会”，垃圾分类的执行能受到人情关系的约束。
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的蒋培，现就职于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他进一步解释称，城市垃圾分类面临着环境教育不到位、垃圾分类制度不成熟且执行成本高、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等三个问题。他提到，在城市社会中，由于邻里之间没有基本的社会关系联络，因此需要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但监督成本往往过高，很难有效监督到每一个人。”
而农村社会是人情社会，村里的熟人关系、村规民约，组成了农村垃圾分类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在农村社会的熟人关系影响下，农民如果不能正确地进行垃圾分类，农村社会内部的熟人关系将会约束农民的日常环境行为并形成相应的监督机制。”
同时，蒋培也认为，乡村自然环境有自我净化能力，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有垃圾而无废物”的社会系统，也是农村设施垃圾分类的先天优势条件。
城市垃圾分类可以向农村取经吗?
新京报记者在走访北京村落中发现，不少村落的垃圾分类是从建立奖励机制，激发村民分类积极性开始的。如果一旦村民对于奖励失去兴趣，农村的垃圾分类行为是否可以持续?
除了在北京的工作经历，蒋培也走访了大量长三角地区的村庄，通过长期观察，蒋培认为，奖励措施只是推动垃圾分类开始实施的方法，但持续维系分类行为的，仍是熟人关系，“甚至有的村庄根本没有奖励，熟人关系在发挥着稳定的作用。”蒋培提到，在浙江金华的一些村庄，制定惩罚措施，也是维系分类的方法。“当然这是在整个村庄治理体系非常完善、经济情况非常好的情况下进行的。村庄的福利性政策与垃圾分类挂钩，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分类的可持续性。”
村里的垃圾分类宣传标语。新京报记者 杨亦静 摄
此外，农村的优势，于城市而言是否有可借鉴之处?
蒋培为新京报记者讲述了一个自己参与调研过的案例，他提到的这个小区位于城市社区，但是与普通住宅区有所不同的是，它是某体制内单位的家属院，蒋培认为，在以统一单位为背景的社区管理中，家属院的状态更贴近于农村的人际关系环境。“也就是家家户户对彼此都比较了解，多数人互相认识。我们当时蹲点做了观察，感觉在这样的城市社区中，垃圾分类实施的效果会好一点。”
“但如果是普通的社区要实施垃圾分类，其实还是城市管理制度在发挥着约束作用。”蒋培以上海举例，如今垃圾分类进入到强制分类阶段，但是这个行为如果想长此以往地持续下去，从国外的城市垃圾分类经验上来看，其实主要依靠的是环境教育。他提到，居民如果对于基本垃圾类型都辨别不清，也是没有环境知识和环境意识的表现，但培养知识和意识在短期内其实很难有所成效。
即便农村与城市本身各自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垃圾分类的经验对于城市没有意义。
蒋培提到，虽然城市社区没有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网络，但是或许可以尝试以类似业委会这样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在居民自愿意识的前提下，通过组织互动和日常培训，去人为地搭建关系网络，尝试影响、指导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杨亦静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