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名家都有自己的读书方法，各位，我们看看下面的有关名家读书的方法，请看：
1、诸葛亮：观大略法 。
诸葛亮，在世人心目中，那是一位智者的化身。不过，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一个文学形象，而且有些地方还将他神化了。陈寿的《三国志》中的诸葛亮，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三国志》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一起读书，但读书的风格和方法却各有千秋。徐、石、孟三人“务于精熟”，而诸葛亮则“独观大略”。
“务于精熟”，就是认真精读，力求理解透彻，并烂熟于心。“独观大略”，就是说诸葛亮的读书方法与其他三人不同，独树一帜；他是从总体上高屋建瓴地把握书本的精神实质，而不被枝蔓问题所纠缠。看得出来，诸葛亮无论是打仗还是读书，都胜人一筹。
怎样具体学习、运用诸葛亮的“观大略”读书法呢？
中年学者王通讯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掌握观大略读书法，“要紧的有五条：〔1〕要有一定的哲学修养，善于概括提炼。〔2〕既要钻进书中，又能站在书上，独立思考。〔3〕经常注意最先进的知识，站在本学科知识的前沿。〔4〕弄通最基本的概念、定理、原理，尤其是其中的关键者。〔5〕精通唯物辩证法。”
2、陶渊明：不求甚解法 。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写过一篇《五柳先生传》，文中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意会，便欣然忘食。”这其实是陶老先生托“五柳先生”以自道，描绘自己的读书生活，阐发自己对读书的见解。
对于陶渊明“不求甚解”的读书方法，历来褒贬不一。不肯苟同者认为陶渊明是提倡粗枝大叶、浅尝辄止的作风，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当然也有赞同陶渊明的方法的，比如元朝人李治就说过：“盖不求甚解者，谓得意妄言，不若老腐儒为章句细碎耳。”李治的意思是：陶渊明“不求甚解”的读书观，可以称得上是至理名言，不像某些迂腐的书呆子那样死扣章句而毫无出息。
陶渊明不求甚解的读书法到底可不可取？不必匆忙下结论。我们先来仔细考察一下陶渊明的读书背景，分析一下他的话的原意，问题就会清楚得多了。
陶渊明在回忆自己少年时代读书的情景时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见他自幼就攻读儒家经典，他所说的好读书，自然是指读经史典籍。读经史书，必须读注，而汉代有的经学家所作的注释，连篇累牍，空虚繁琐，离题万里。如当时有一个小夏侯学派的人，光解释“尧典”两个字，就写了十余万字。这是一种很坏的学风，那些寻章摘句、牵强附会的学究式解释，对读书能有什么益处呢？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会干扰对书的原意的领会、理解。
所以，陶渊明提出“不求甚解”的观点，是有针对性的。他认为不必花很多的精力去研究没有价值的注释，而应注意读原著，领会原作的基本内容。由此看来，如果将一顶“提倡粗枝大叶”的帽子扣在陶老先生头上，就错了。
陶渊明的“不求甚解”法虽然是有所专指的，但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想想看，倘若不论读什么书都去“求甚解”，那你一辈子能读几本书呢？对有的书就可以“不求甚解”，翻翻便过去了；有的书，可暂时“不求甚解”，等到需要“求甚解”的时候，再“求甚解”。
3、杨大眼：耳读法 。
耳读法，用耳朵能读书？除非是某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一般正常的人，怎么能用耳朵读书呢？
能！我国古代就有一位。南北朝时期，北魏有一员大将叫杨大眼，此人是一位常胜将军，很有威望。《北史》卷三十七中记载了有关他读书的事迹：“大眼虽不学，恒遣人读书面坐听之，悉皆记识。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识字。”
你看，杨大眼虽识不了多少字，但靠坐在那里听别人读书，居然收获不小，不仅记住了许多知识，还能口授布告文字。可见杨大眼的读书方法，还是行之有效的。这种读书方法，主要是依靠用耳朵听别人读书，故称之为“耳读”法。
耳读法虽然产生于古代，但现今仍有实用价值。已故著名学者邓拓就很推崇杨大眼的耳读法。他说，耳读法很适用于年老而不能看书的人，也很适用于现代的许多大政治家。这些大政治家，往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阅读和处理一大批书报和文件等等。他们既没有三头六臂，于是对一般的资料和文件，就只好由若干秘书人员分别帮助阅读和处理，而把最重要的字句念一两遍，如此看来，杨大眼的耳读法倒并不是落后的方法。
其实，耳读法不仅仅适用于老年人和政治家，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比如，听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小说播讲、知识讲座等等，就等于是用耳朵读书。走路时可以听，坐在公共汽车里也可以听，甚至是在干某些体力活时，也可边干边听。既省时又方便，真可谓一举两得。录音机是比收音机更现代化的学习工具，我们可以把有关的学习内容〔如外语等等〕，录进磁带〔或能随身听的MP3和手机〕里，随时听、反复听。
现代人读书，用耳的时间越来越多了，“耳读法”还真称得上是一种现代化的读书方法哩！
4、韩愈：提要钩玄法 。
唐代大学问家韩愈在谈到读书问题时，曾说过一句名言：“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后人将他的话概括为“提要钩玄”读书法。
按照韩愈的这个方法，读书首先要将书分门别类，然后按其性质类型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读书法。对于那些记事性质的历史书籍，阅读时必须提出纲要，也就是提纲挚领地将书中的主要内容抽出来；对于那些理论方面的书籍，阅读时则要注意探取其深奥的观点，也就是抓住它的精髓部分。
读书若能做到提要钩玄，效果必定会好。因为“提其要”，能使自己对书中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一目了然，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清清楚楚，从而可以进一步了解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钩其玄”，便于把握重点，吃透精神实质，对某些重要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开拓视野，活跃思维，增长知识，提高水平，将书中的营养，化为自己的血肉。
有的同学往往有这样的感觉：读过一本书后觉得模模糊糊一大片，说不清道不白的，收效当然也就微乎其微了。这就是读书时没有“提要钩玄”的缘故。如能一边读书，一边注意提出其“要”、钩出其“玄”，那么你就基本掌握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5、苏东坡：八面受敌法 。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是很著名的一种读书方法。
“八面受敌”法是怎样提出来的，又作何理解呢？事情是这样的：有个名叫王庠的人在应制举时，向苏东坡请教读书方法。苏东坡就给他写了封回信，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取，但得其所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实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似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内容丰富的书籍就像大海一样，百宝俱全，应有尽有。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东西都得到，只能得到自己所需求的部分。所以，凡是有志于读书的人，每次读书，只须集中注意一个问题。比如，你想研究历代兴亡治乱和明君贤臣的地位、作用，那你就可以只集中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再想别的什么问题了。又如，另一次阅读，你想考虑史实古迹和经典文物，仍用同样的方法办理。其他方面以此类推。用这种“八面受敌”法读书，看起来似乎迂钝了一些，但到了学成之日，是那些涉猎者们所无法攀比的。
后人对苏东坡的这种读书法，多持赞成态度。如清末学者李慈铭就称赞道：“诚读书之良法也。”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中也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八面受敌”受到后人推崇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是一种高明的读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八个方面，然后各个击破，根据从八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加工整理，然后得出的结论，岂有不深刻、不全面之理！
说到底，“八面受敌”法是分析法和综合法在读书方法上的巧妙运用。
苏东坡在谈到他读《汉书》的经验时说：“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这是苏东坡运用“八面受敌”法读书的一个具体范例。他读《汉书》要读许多遍，将《汉书》分为治道、人物、地理等几个方面，每读一遍专门研究一个问题，结果他对书中的每一方面的问题，都了解得非常透彻。这个例子证明：用“八面受敌”法读书，所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
6、陆游：有的放矢法 。
“饮食起居，疾病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这是宋代大文学家，杰出诗人陆游读书生活的自我写照。他终生酷爱读书，以书为伴，与书为伍。不过，他读书虽多，却多而不杂，多而不乱。他读书都是有的放矢的。
首先，他注意有系统地读书。用现代话来说，也就是根据自己建立知识结构的需要，从整体考虑，有计划地读一大批书。他从小立下大志，常用祖父陆佃“映月读书”的精神勉励自己，决心要有系统地读万卷书。
少年时，他攻读了大量古人的诗作；青年时，他从“上世遗文”至“先秦古书”都读了个遍，尔后，又读完了《六经》、《左传》、《离骚》等历史重要名著。
其次，他注意结合研究专题读书。比如说，为了研究杜甫，他就选择了有关杜甫的书籍若干本，潜心攻读，结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老学庵笔记》等著作，写下了有关杜甫研究的独到见解。
再次，他注意将读书与使用联系起来。他为了实现自己抗击外敌入侵，报效祖国的宏愿，一边习武，一边苦读兵书，准备来日疆场决战时派上用场。他读《孙子兵法》一书时还写了一首题为《夜读兵法》的诗：“孤灯秋霜夕，穷山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
7、朱熹：循序渐进法 。
“或问读书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渐进”。这是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在《读书之要》中提出的基本读书方法。
何谓循序渐进？朱熹作了详尽的解释：以两本书而言，则“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本书而言，则“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他还要求：“未及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
为什么要循序渐进呢？朱熹以生动的比喻说，“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处，不知自低处不理会，终无至高处之理。”
朱熹的这个主张说明，读书要选定一个目标由浅入深，从最基本的书读起，读通一本然后再读另一本，读通一节然后再读另一节；而不能不分主次先后，杂乱无章地乱读一气。只要做到循序而渐进地读书，就会收到“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的效果。
8、陈善：出入法 。
南宋人陈善著有一部《扪虱新话》。他在书中写道：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所以入，终当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入，得尽读书之法。”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读书要知入知出。入，就是要读进书中去，读懂、吃透，掌握书中的内容实质；出，就是要从书中跳出来，能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开始读书时要求入，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要求出。如果读书不能读进去，那就不可能理解“古人用心处”，也就是说不能体会书中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明的艺术技巧；倘若读书不能跳出来，那就要“死在言下”了，也就是说，思想被书本束缚住了，成了书奴、书呆子。只有懂得入又懂得出，这才是读书的好方法。
陈善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总结出来的出入读书法，其精神实质就是告诉人们要活读书，而不能死读书。他的这种出入法，是比较全面的，既要求人们读书认真钻研，消化吸收书中营养，又要求将书本知识为我所用。处于封建时代的陈善能够针对时弊，提出如此有独创性的见解，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9、陆九渊：涵泳法 。
“读书且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
这首诗选自《陆象山语录》，陆象山即陆九渊，是一位宋儒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对读书问题见解颇多，以上这首诗就表明了他的一种读书方法。关于自己的读书方法，他还说过：“如今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
陆九渊的意思是说，读书不要性急，火急火燎地死抠住一处不放，僵在那里，越急于弄懂，可能越不容易弄懂。读书要平平缓缓地细心涵泳，读不懂的地方，不妨暂时先放过去，等到上下文都读过之后，或是日后重新阅读时，慢慢地就会领悟了。
读书平心静气，慢慢地涵泳、品味，每当有一点新的体会时，必然会感到兴味无穷，其乐融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读书时情绪越好，也就越有助于理解。
陆九渊的涵泳法也是符合读书规律的，人们认识问题有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先将容易的解决了，剩下的难点慢慢地也就被吃掉了。还有一个局部和全局的关系问题，当你读书的某一个局部时可能读不懂，而当你将全书看完了，站在全局的高度再来看局部，往往就迎刃而解了。
采用涵泳法读书，不仅能从书中吸取知识的营养，而且还可陶冶自己的性情。
10、董遇：三余法 。
常常听见有人说：“谁不想读书呀？就是太忙，没有时间。”对于现代人来说，生活节奏加快，时间紧确实是很普遍的现象。不过时间这个东西，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正如鲁迅先生说的，时间就好像海绵里的水，只要去挤，总还是有的。看来有没有时间读书，就看自己会不会“挤”了。
我国古代就有许多学人是“挤”时间的能手。比如说，汉代的著名学者董遇就很有一套办法，他提倡利用“三余”时间读书。哪“三余”呢？他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意思是说，冬天，没有什么农活，这是一年之中的空余时间；夜间，天黑不能出去活动，这是一天之中的空余时间；雨天，不能下地劳作，这也是可利用的空余时间。抓住这三种空余时间，用来读书，肯定会有收效。
当然，董遇所处的汉代的农业社会，与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差别，但他那种善于抓紧一切空余时间的精神，对于今天来说仍然是适用的。
古人有古人的“三余”，今人也可以抓住今人的“三余”嘛！只要指导思想对头了，具体方法是可以灵活多样的。像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三上”读书法，也是可以借鉴的。欧阳修的“三上”是指：“马上、枕上、厕上”。他经常利用这“三上”时间看书或是写文章，效果极佳。
其实，今人的“三余”、“三上”法要比古人多得多。比如：开会前的几分钟有人在看书，排队买菜的队伍中有人在看书，候车室里有人在看书，坐在公共汽车上还有人在背诵古诗或外语单词……看来，可利用的时间还是很多的，远不止“三余”、“四余”，也不止“八余”、“十余”，关键就在于自己肯不肯挤，会不会挤了。
11、张溥：七录法 。
明代文学家张溥，年幼时天资不佳，记忆力较差。虽然还算得上勤奋好学，但读过的书，过后便忘了。他很是苦恼，曾经气得用拳头擂自己的脑袋，大骂自己是笨蛋。不过，他并不因为自己天资较差而气馁，仍然刻苦攻读，孜孜以求。并且根据自己“笨”的特点，想出了一个“笨”办法：
每阅读一篇新的文章，都工工整整地将它抄在纸上，一边抄一边在心里默诵。抄完后高声朗读一遍，并不将它保存起来，而是立即投进火炉里烧掉。烧完之后，再重新抄，重新读。这样连续7次，一篇文章就等于读了14遍，不说滚瓜烂熟，但其主要内容总是记住了的。
这样长年累月地读书、抄书是很辛苦的，张溥的手磨起了老茧，一到冬季，冻裂淌血，钻心般的疼痛，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多年如一日地下他的“笨”工夫。他还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七录书斋”，以自勉自励。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努力，张溥终于成为有影响的文学家，写出了《五人墓碑记》等名作，并编辑了《汉魏六朝三百名家集》等有价值的书籍。
当然，我们今天介绍张溥的“七录”法，并不是要青少年朋友机械地去学习、模仿。在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当今世界，知识不断更新，信息不断膨胀，单凭“七录”能“录”得了多少呢？但是，我们从张溥的“七录”法中却能够得到一点启示：天资差，不足畏，天道酬勤；堡垒坚，亦不足畏，专而攻之，必能攻而破之。
12、顾炎武：万里行路法 。
清初年间，在鲁、冀、辽、晋的交通要道上，出现了一个行为有些奇怪的人。他约摸五十出头的光景，衣着简朴，带着两匹马和两头骡子。自己骑在一匹马上，另一匹马和骡子则驮着沉重的大筐，筐子里满满当当装的全是书。
马在平坦的道路上走着，这个人坐在马背上半闭着眼睛，咿咿呀呀地背诵起来了。背着背着，忽然有一处“卡壳”了，他便立即勒住缰绳，翻身下马，拿出书本将背不出的地方反复温习几遍。直到书背熟了，再继续策马赶路。
每行至一处关隘要塞，他便去找几位老兵或退伍的小卒，仔细询问有关地理、历史等情况。如老兵们说的有些与书上记载的不相符，他便亲自到实地考察，一处一处地核对清楚，然后写下笔记。
途中若是遇到好书和珍贵文物，他就买下来；若别人不卖，他就全文抄录或是借来读完了再走。
这位游学先生姓顾，名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爱国志士，也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学问家和思想家。他曾在文章中写道：“自少至老，手不舍书。出门，则以一骡两马，捆书自随。过边塞亭障，呼老兵谐道边酒垆，对坐痛饮，咨其风土，考其区域。若与平生所闻不合，发书详证，必无所疑而后已。马上无事，辄据鞍默诵诸经注疏……”。这里描述的就是他自己游学读书的情形。
顾炎武这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读书法，有许多好处：⑴ 通过实地考察，能够纠正书本上不少错误的记载；⑵ 能够将书本知识与实际相结合，学以致用；⑶ 能够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⑷ 能够发现许多原来不曾读过的新书、好书。
如本文开头所说的，顾炎武五十多岁以后开始的这次大规模的游学活动，到达了山东、山西、河北、辽宁、陕西、甘肃等地，察看名关要塞，游历名胜古迹，跋涉名山大川，往来行程两三万里，所读新书又达一万余卷。由于顾炎武的书本知识和社会知识都非常宏博，所以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历史、军事和治国之道等都有深刻的研究，一生著书几十部，卷帙浩繁，在我国学术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13、郑板桥：精当法 。
清代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艺术上造诣高深，他的画、诗、书被人誉为“三绝”。
郑板桥在读书方面也颇有见地。他说：“读书要求精求当，当则粗皆精，不当则精皆粗。”他还说：“读书求精不求多，非不多也，唯精乃能运矣，徒多徒烂耳。”
郑板桥的“精当”之说，就是要求读书要注意选择，不能捡到篮里都是菜，抓到什么就读什么，随便瞎读一气。不加选择地读书，不仅浪费时间，浪费精力，于学业无补，而且还可能受一些坏书的腐蚀，于身心有害。
选择书籍要求“当”，这“当”的标准要根据各人的实际情况来定。我们现在的“当”与郑板桥那个时代的“当”肯定不同，就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当”也大有迥异。
一般说来，我们现在要从两个方面来选择适当的书：一是要考虑思想内容是否健康，对品德修养、陶冶情操有无益处；二是要考虑对自己的科学文化学习工作有没有帮助。
郑板桥一旦选定了他认为“当”的书，就潜心精读。他读书是很勤奋的，“舟中、马上、被底，或当食忘匕箸，或对客不听其语，并自忘其所语，皆记书默诵也。”简直到了入迷的程度。
郑板桥还写过一首读书诗：“读书破万卷，胸中无适主，便如暴富儿，颇为用钱苦。”这里所说的“适主”，是指自己的主张、主意，也就是说读书要坚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做书本的奴隶。如果没有这一条，即使选到了再适当的书，再刻苦地精读，也是不能收到好的效果的。
14、梅文鼎：四不怕法 。
许多人都说，我国是文明古国，也是历史上的科技强国，四大发明就是很有力的证明；只是到了明清以后就衰败了，科学技术落后了。落后是事实，但就是在落后的年代，也还有争气的科学家出现。清代的著名数学家梅文鼎就是一位。
梅文鼎出生在安徽省宣城县，自幼跟父亲和老师学习天文和数学，后来成了17世纪世界上最有成就的数学家之一，与英国的牛顿、日本的关孝和齐名。
梅文鼎是怎样获得成功的呢？有人总结过他的读书方法，认为他读书有四个特点，现转引如下：
一是不怕难。遇到难懂的地方，他从不绕开，越难越去钻研。他常常为了弄懂一个难点，忘了吃和睡。
二是不怕烦。他所读的数学书，大都是流传很久的、残破不全的本子，读起来往往前文不接后语，很麻烦。梅文鼎总是耐心地设法抄写，凑成完整的本子。有时这本书与那本书文字有不同，即使只是一字之差，他也总要把它考订得清清楚楚。
三是不怕苦。他读书很勤奋，有一个叫刘辉祖的人曾经和梅文鼎住在一起，他对梅文鼎的学习情况最了解，他说：“每天夜里鼓楼上已经打四更了，梅文鼎还在灯下读书。天刚蒙蒙亮，他又起床读书了。”
四是不怕丢面子。梅文鼎遇到自己实在解决不了的难题，就记在本子上。出门时，他就带上这个本子，只要遇到懂数学的人，就虚心请教，哪怕是年轻的学生，他也不耻下问。
梅文鼎的“四不怕”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
15、叶奕绳：约取实得法 。
“约取”而“实得”的读书方法，这是明末清初文学家叶奕绳的一个小小的创造。清朝人张尔歧在《蒿庵闲话》中是这样记载的：
叶奕绳生性迟钝，记忆力极差，读起书来往往如过眼烟云，前读后忘。不过，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天资较差而沉沦，而是奋发苦读，并想出了个“笨鸟先飞”的土办法：
每读一本书，凡是自己喜欢的篇章、段落或是格言、警句，就用纸把它抄录下来，认真诵读十余遍，然后一张一张地贴在墙上，每日多则抄上十余段，少则六、七段。每当做事累了，需要休息片刻的时候，他就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边走边读墙上的那些纸片，每天要读三、五次，直至读得滚瓜烂熟，一字不遗为止。等到四壁都贴满了，就将过去所贴的取下，收藏起来，再把当日新抄的贴上去，填补空白。就这样，随取随补，从不间断，一年下来，起码可以积累三千多段精彩的文字。数年之后，肚子里的“墨水”就很可观了。
由于有了丰富的积累，写起文章来便“下笔如有神”。后来，叶奕绳竟成了一名学识渊博，文采横溢、擅长戏曲的"著名文学家。他在总结自己的读书经验时，深有感触地说：“不如予之约取而实得也。”意思是读起书来，与其浮光掠影，一无所获，还不如像我这样每天记一点，看起来似乎取之不多，但是日积月累，到时候实际收获却不少哩！
张尔歧对叶奕绳的“约取实得”读书法推崇备至，并且联系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他说：我年轻时虽然听说过叶奕绳的这种读书方法，却没有照着做，待到年迈力衰，再回忆过去所读的东西，已一个字都记不起来了，以致下笔做文时感到很窘迫，真是后悔莫及。他还说：我之所以将叶奕绳的“约取实得”法记入《蒿庵闲话》，目的就是为了使“此法不没人间”，使它一直流传下去，让后世那些“少年有志者”得以借鉴。
16、梁启超：注意法 。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的大学问家，写过《读书法》、《治国学杂话》等文章，专门论述读书方法和治学方法的问题。
他说：“昔人常说，好打灯谜的人，无论看什么书，看见的都是灯谜材料；会做诗词的人，无论打开什么书，看见的都是文学句子。可见注意哪一项，哪一项便自然会浮凸出来。这种工作，起初做时是很难，往后就很容易了。……最初的方法，最好是指定几个范围，或者作一篇文章，然后看书时，有关系的就注意，没关系的就放过。过些日子，另换题目，把注意力换到新的方面。照这样做得几日，就做熟了。熟了以后，不必十分用心，随手翻开，应该注意之点立刻就浮凸出来。读一遍，专提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初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几遍之后，就可以同时有几个注意点，而且毫不吃力。”
梁启超所提倡的“注意”读书法，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书报读了不少，可是闭起眼睛一想，脑子里竟然“空空如也”，收获不大，有时甚至是一无所获。读书的时间用去了，精力也耗费了，却没有什么收益，这实在是不合算的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细细分析一下，原来是读书时脑子里缺少一根“弦”儿。也就是说脑子里没有带什么问题，没有明确的目的，所以书读完了就如同过眼烟云，留不下什么印象。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注意”二字。读书时，你注意哪一项，哪一项便会自然地跳跃出来，映入你的眼帘，钻进你的脑子里。
梁启超告诉我们，读书时围绕着一个题目，与此有关系的就注意，没关系的就放过。隔一段时间，再换一个题目，将注意力转移到新的方面来。这样读书就像在海滩上拾贝一样，每次都能拾到几枚自己需要的、漂亮的贝壳。
17、毛泽东：高诵恬吟法 。
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读书时，往往“采取"高声朗诵’和"密咏恬吟’相结合的方法。每读一文，总是反复诵读、吟咏，用心领会它的意义、气势、节奏和神味”。
高声朗诵，就是要大声地朗读；密咏恬吟，就是要静静地吟咏品读。将高诵与恬吟结合起来，是一种很好的读书方法。高诵便于记忆和提高演说能力。许多老一辈的学者都有这样的经验：年轻时学习一篇文章，高声朗读几十遍，就可以终生不忘。恬吟便于思索，细细地品味一篇文章，不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而且能够更深刻地领会气势、节奏、神味。
正因为高诵恬吟读书法有诸多优越性，所以古人都是以此为乐的。宋朝有个“汉书下酒”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说的是宋人苏舜钦住在其岳父家中，每天晚上都要喝一斗酒。他岳父觉得奇怪，于是就偷偷地从门缝中往里看。原来苏舜钦正在朗诵《汉书·张子房传》。当读到张良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时，他不禁拍案叫道：“惜乎击之不中！”〔意思是可惜没有击中。〕遂斟了满满一杯酒，一饮而尽。当读到张良对汉高祖说：“此天以臣授陛下。”〔意思是我来辅佐皇上，这是天意。〕苏舜钦又拍案道：“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又喝了一大杯酒。他的岳父看到这里，忍不住开怀大笑道：“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诚不为多也。”
18、徐特立：精读法 。
著名教育家徐特立曾经这样教导青年人：读书要“贵在精”。他还说：“学习的经验是学得少，懂得多，做得好。”这是徐老读书的经验之谈。
“贵在精”，就是说读书时不要光着眼于数量，而要高质量地精读。要抓住书中的精华，也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核心和实质。
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学者也都是很讲究精读的。老子就曾说过“少则得，多则惑”的话。宋朝的赵普则更堪称“精读”的典范。此人本来学识较浅，当了宋太祖的宰相之后，才开始用功读书。他手不释卷，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大有成效，他处理政务能力不断提高。太祖死后，赵普又成了宋太宗的宰相。有一次，他对太宗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赵普死后，家人打开他的书箱，果然发现只有一部《论语》。于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佳话便流传至今。
赵普一生是不是仅仅只读了一本只有一万一千余字的《论语》，不得而知；但他的确精读了《论语》这是可以肯定的。精读一部《论语》便可辅佐先帝“定天下”，辅佐后主“致太平”，这话未免过于夸张，但是就读书方法而论，赵普的方法与徐特立“学得少，懂得多，做得好”的方法是一致的。
19、董必武：阅兵法 。
1952年底，67岁高龄的董必武做了一项决定：阅读俄文原版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要读俄文著作，就必须重新开始学习俄语。董老担任着国家的重要职务，工作极为繁忙，况且年纪又大，记忆力也差了，学习外语该有多困难啊！
董老想了个巧妙的办法，他将俄文生词，每五个写在一张卡片上，并风趣地称作一个小队，每十个词称作一个中队，每二十个词称作一个大队，又把每个大队称作一个联队。生词写在卡片正面，中文解释写在背面。随后，像掌握自己的部下那样，先认第一小队，再认第二小队，接着将两个小队合起来认，作为中队检阅；记熟了之后，再认第三、四小队，然后将三、四小队合并作中队检阅；以后再将两个中队合并作大队检阅。用这种“阅兵”法记单词，效果很好。
由于年老记忆力差，一个生词往往花了好大的气力才记住，可是一会儿又忘了，董老就反复地认、记、背。有时因为咳嗽得很厉害，医生让他躺在床上休息，可他仍然坚持读生词、标重点，即使在病床上也不间断学习。
十几年后，董老保存下来的外语卡片，上面抄录了一万零五百多个单词，甚至连剧目单、会议签到卡上面也写下了外语单词。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董老长期艰苦的努力，终于达到了能阅读一般俄文文章的水平。俄文版《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董老读了四遍，抄录了四套生字卡片，共一百零五张，记录单词二千九百二十八个。至于举行了多少次“阅兵”式，那就无法统计了。
20、谢觉哉：晨思夜读法 。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是一位学识广博的学者，他对年轻人的读书学习问题十分关心。一次，他问一位青年同志读书的计划以及准备研究点什么；青年说没有什么计划，常常是东抓一本看看，西抓一本看看；觉得要读的东西很多，自己又处理不好，每天忙忙碌碌，琐琐碎碎，很有些杂乱无章，正为此苦恼呢！
谢觉哉沉吟片刻，说：“你可以试试，晨思夜读，重新学习。”并随手拿起铅笔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了“晨思夜读，重新学习”几个字。接着他又解释说：
“为什么要晨思呢？因为晨是一天的开始，也意味着新的开始。在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不要急于做，而在于计，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计就是思。孟子说过一句话："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之。思什么呢？我们今天的人所思的内容和方法同孟子时代自然不同，但是"多思’这一点，则是自古以来有成就的人都是重视的。你可以结合工作的特点去思，你觉得自己常常是杂乱无章，那就思如何才能使杂乱无章变为杂乱有章，使工作效率高一些，一天抵两天用，思的目的在于多得。
夜读，是根据你工作的特点提出来的，白天忙于工作，没有完整的时间读，就利用晚上，每天晚上抽它一、两个小时攻读一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期坚持下去，不就有个完整的时间了吗？时间对一个人来说是少的，也是多的，会挤时间，会利用时间的人，可以把少变成多，对他来说，时间就是多的。相反，给你再多时间，你不去利用，就是少的。思是必要的，但只靠思还不成。"思而不学则殆’，危险！"学而不思则罔’，同样也是无用的。思要读，读促思，读得多，思则广，思越广，读得多就更好。晨思夜读是相辅相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