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人口对教育的影响
我国是人口大国，流动人口较多。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了简述人口对教育的影响，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简述人口对教育的影响：
人口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教育是延续人类的基本活动，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人口通常地说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一定地域和时间，具有一定数量、质量和结构的人的总体。教育与人口的关系是指教育事业与社会中人的总体的关系，而不是教育与社会个体的关系。
（一）人口影响着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及其战略重点
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不仅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而且与社会人口数量和预计人口增长率的制约紧密相关。如果人口增长速度较快，为了保证每一个学龄人口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就必须放在教育“量”的发展上。
如果入学率提高，就应当以教员、校舍、财政等物质方面的扩充为重点。而在人口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地区，教育战略重点就要放在教育“质”的提高上。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就是考虑到我国人口数量多、质量偏低的基本特点而确立的。进入２１世纪以后，我国教育在继续确保教育普及和规模扩张的同时，又提出了提高质量、提升内涵、促进公平的教育发展战略重点。
（二）人口数量制约着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教育经费
人口数量是决定教育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古代社会，人口再生产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类型，这时接受学校教育的人数是有限的，受教育权基本被统治阶级所垄断。
在工业革命后，人口再生产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类型，这一现象最早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欧洲国家，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后进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时，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发展速度迅速提高，学校教育逐步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不断延长。
２０世纪末，发达国家开始出现人口再生产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类型，因此这些国家教育的发展重点不是量的扩大，而是质的提高，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得以迅速发展。
（三）人口质量影响教育质量
人口质量对教育质量的直接影响是指入学者已有的水平对教育质量的总影响，间接影响是指年长一代的人口质量影响新生一代的人口质量，从而影响以新生一代为对象的学校的教育质量。
人口质量的提高，必然向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扩大教育规模、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提高教育层次。普遍的社会要求必然转化为政府的行动，所以，当前“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成为新时期各级政府和学校的重要责任。
（四）人口结构对教育结构的影响
人口结构包括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人口的自然结构是指在人口中的性别和年龄构成；人口的社会结构包括就业结构、分布结构和人口的流动趋向等。这些都会对教育的结构即各级各类教育比例的构成、学校的地区布局和发展方向产生影响。
１、人口地域分布对教育的影响显然，人口密度大，学校布局密集，教育事业就比较发达；人口密度过于稀疏，则常常出现学校布局不合理，学校人数过少，教育资源利用率不高的现象，影响该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２、人口流动对教育的影响在社会上，人口是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口有多种流动：城乡间、贫困向发达地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流动等。这种流动影响到教育的规模、各地区教育的差异、目标的制定、人才的培养、结构的选择、移民教育等方面。
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给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课题，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人口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人口增长过快，抚养指数升高，国家和家庭付出的抚养费增多，必然影响到国家的资金积累。国家积累资金少，扩大教育投资比例就困难。同时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学龄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经费平均到每个学生身上也会相对减少。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总量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却较低。庞大的就学人口压力和师资建设的相对滞后，成为我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学龄人口巨大，导致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制约了国民素质的快速提高。此外，人口的变化过程如一列行进的火车，有很大的惯性。我国已经出现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给教育造成了一系列困难，首先是幼儿入托、入园难，接着是上小学、中学难，继之出现考大学的激烈竞争与就业难等问题。
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结构是指人口在年龄、性别、文化、职业、地域等方面的构成状况。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基础教育是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基础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也必须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文化技术结构的状况影响着不同时期的教育任务。当前我国人口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状况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指示着教育结构的调整方向。职业结构变化有着自身的规律，这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必然出现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职业结构的这种转化趋势要求教育对自身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等作出相应的调整。
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社会流动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成为历史的必然。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态势，以及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稳定，人户分离，社会地位的不确定等原因，许多流动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动人口家庭那样抚养教育自己的孩子，导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出现问题。流动人口子女问题，首先是入学难，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其次是流动儿童失学率较高；其三是不在学儿童，即“童工”问题比较突出；其四是由于环境转换与城乡文化反差导致的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加剧。
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我国东部人口过密与西北部人口过少的状况，制约着各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人口过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拥挤现象，如学额过满、教学资源紧张等。人口过密的社区，还容易形成亚文化群体，青少年往往为争夺生活空间而发生摩擦，甚至出现越轨乃至犯罪行为。人口过少，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烟稀少的老少边穷地区，学生上学非常困难。小学生上学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同时，由于教育人口分散，不得不采用复式教学、巡回教学等方式。这样，既妨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也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高。
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压力，教育对人口问题也存在约制作用。
约制即约束规制，使之不越出应有的范围，引导其按既定方向发展。教育约制就是通过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从微观层面上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与道德修养水平，使他们能够自觉地约制自己的行为；从宏观层面上促进教育整体的和谐发展，使之能够主动地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要把优生学纳入教育内容，逐步提高人们对优生优育的认识，通过教育宣传把生殖健康与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积极推广到农村地区。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共同研究影响我国人口健康发展的种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流行病学因素、社会和行为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公共卫生与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提高各级各类正规教育质量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应从切实抓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入手，保证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达到规定的要求，为提高人口素质打下良好基础。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续，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还是社会劳动后备力量的储备所。提高初中后阶段的教育质量是提高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各级各类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各类专门人才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而且能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成人是人口的主体，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控制人口膨胀，应从多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加强计划生育管理与宣传，综合运用法律、行政与经济等手段；加强科研工作，普及避孕节育知识；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独生子女父母的后顾之忧，使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能够贯彻落实。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受生育观念支配的，而生育观念的形成，既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文化程度越低的妇女，越容易受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观念影响，结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文化程度越高的妇女，她们往往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工作追求相对较高，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现代科学所提供的避孕节育方法，愿意优生优育。同时还可以通过实施人口教育，直接影响年青一代生育观的形成。所谓“人口教育”是指对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年实施关于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人口形势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人口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受孕、优生、遗传、营养卫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养他们对家庭的计划生育、国家的人口计划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生育观。
人口流动对教育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流动人口群体正在发生分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务工的第一代流动人口正在逐步退出城市，作为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劳动群体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子女开始加入劳动大军并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
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和老一代流动人口由于出生和成长时代背景不同，从而具备了显著的不同人格特征。新生代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高，因而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但工作耐受力低。与此同时，他们受到户籍的限制，难以扎根城市，因此，工作稳定性很差。这一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将会加剧收入差距，阻碍城市化进程，威胁社会稳定，最终影响整个社会发展。
流动人口就业收入影响因素研究
(一)模型的选择
美国经济学家Mincer基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由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决定的假定，于1974年提出著名的Mincer模型，之后此模型成为测算人力资本对工资收入影响的经典模型，国内外众多学者都结合自己的研究特色利用改进的Mincer模型来具体研究工资收入的影响因素。
(二)数据与变量说明
本文的数据是基于2011年国家计生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在全国范围进行，按照随机原则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抽取样本点，样本总量128000人。该调查给出了流动人口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详细的个人特征方面数据。在两代流动人口收入因素分析中，两代流动人口所面临的社会歧视与工作环境是一样的，造成他们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是两代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与就业观念的不同，因此，本文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采取个人特征方面的指标并提出研究假设。
1.因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日工资率的对数做为因变量。
2.自变量。为了研究影响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因素，选择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工作行业、每天工作小时数、家庭等因素做为自变量。
年龄。年龄是研究收入影响因素中的主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根据贝克尔(Becker)的年龄-收入曲线，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倒U型的轨迹，因此，本文将年龄、年龄的平方两个自变量同时纳入模型中，假设预期年龄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而年龄平方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负相关关系。
性别。性别是影响收入的重要个人特征变量之一。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男性获得工作机会和工资收入要高于女性。因此，本文假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男性的工资水平高于女性。
受教育程度。教育水平在各种研究收入的影响因素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一般来说，教育可以提高就业人口的知识水平，获取信息等能力，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促进收入增加。因此，本文假设受教育程度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的就业人口更容易获得工作机会，并会提高工作的稳定性。因此，本文假设是否接受过工作技能培训都与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月工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工作行业。不同的工作行业，流动人口的收入相差很大，一般来说科研和技术行业收入偏高，农林牧渔行业收入偏低。因此，本研究假定工作行业因素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有正有负。
每天工作小时数。一般来说，工作时间越长，收入应该越高，因此本文假设流动人口工作小时数与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家庭因素。流动人口的婚姻状态和抚育子女数代表了流动人口的家庭状况，一般来说，已婚、有子女的流动人口家庭稳定，家庭负担较重，收入更高。因此，本文假定婚姻状态与流动人口收入为负相关系，抚育子女数与流动人口收入为正相关关系。
(三)计量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因素以及新生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的不同和影响程度的差异，本研究使用SPSS11.O软件分别对流动人口整体、老一代流动人口样本、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三个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从流动人口整体的全部样本来看，除婚姻状况对工资收入不显著外，其他各变量都对工资收入起到显著地效应。其中，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工作技能培训、性别、年龄这四个变量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作用是十分强烈的。
其中，性别对新老两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最为显著，整体上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与男性流动人口相差30%以上，这表明无论新生代还是老一代流动人口都存在严重的就业性别歧视。比较新老两代流动人口发现，性别因素在老一代中的影响程度更大，新生代流动人口男女工资收入差距略有缩小。
年龄对总的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越高，年龄每增加一年，收入增加2.4%。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工资收入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年龄增加，收入也更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这一个体特征对其工资收入的作用不显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年龄代表着工作经验，一般来说，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工作经验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
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从全部样本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档次，工资收入均值会相应的提高11.3%。
外出后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重要的影响。在流动人口的全部样本中，进城后未曾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的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均值要比曾接受过培训的流动人口的低9.3%，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参加技术培训的收益率更高。这一数据反映出新生代流动人口接受新事物快，岗前培训和在职教育对提高他们的工资收入水平更有效。
另外，抚育子女数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有一定影响，要抚育的子女数越多，家庭负担越重，因而可能在选择工作时提更高的工资要求。尤其是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抚育子女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家庭压力。
总之，对于老一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有重要作用，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收入越高。但对于新生代流动人口来说，年龄对于收入并没有太大作用，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主要受受教育程度、是否参加培训、性别和家庭负担的因素影响。
提高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工资收入还属于社会较低层次，增加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迫在眉睫。一方面，工资收入作为大部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劳动所得，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迁移的决策，只有他们认为有足够高的收入可以弥补其迁移成本时，才会做出迁移的意愿，有了迁移意愿，就会成为潜在的城市劳动力供给，促进我国城市化建设;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诉求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已不仅是单纯地在城市中打工挣钱，而且要在城市中消费、生活，但如果要增强流动人口消费能力，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其根本条件在于提升就业收入水平。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求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打工收入水平相对于城市生活成本来说，依然较低，难以支撑其在城市中成家立业的梦想。提升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意味着其在衣食住行上的消费能力将会迅速增强，从而必将对城市发展产生不可低估的需求拉动作用。这一庞大而生机勃勃的劳动者群体，不仅能够在各个产业中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且他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成为重要的消费者群体。因此，我们应该采取各种措施，使流动人口的工资提高到合理的水平上。
为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针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以下提高其收入的具体措施：
(一)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能力
首先，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水平是流动人口文化程度的决定因素。新生代流动人口是一个固定在某个年龄段的群体，今天农村受教育的儿童，可能就是下一个阶段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城市的产业工人。因此，对于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提高的要求，必须通过农村基础教育的增强来实现。改善农村基础教育，首先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建设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同时，要改革教育评估方式，切实以培养人才为主，让流动人口全面提高文化素质。
另外，还要加大专业技能培训力度，提高流动人口技能素质。当前，流动人口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的需要，是造成流动人口就业难主要障碍之一。因此，要大幅度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我国制造业发展不断提供合格的产业工人。政府应当加大培训资金投入，健全和规范培训信息的发布渠道，并对有关培训机构给予适当培训补贴，鼓励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成为培训流动人口的主体，高素质的流动人口劳动技能强、接受能力快，企业聘用他们也会得到更高的收益。同时，鼓励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自我投资接受培训，为他们提供真实可靠的培训信息与培训机会。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个体劳动生产率
按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转变企业经营方式，不再以压榨工人的劳动时间与劳动强度为赚取利益的方式，而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单个劳动力的生产率，从而创造条件，使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实现同步提升。
(三)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
提高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就要在就业方面消除各种歧视流动人口的现象，实现同工同酬，待遇均等。
首先要加强立法执法建设，从根本上保护流动人口的权益。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为打击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依据。政府要严格的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只有这样才能改善流动人口的就业环境，真正维护流动人口在企业工作的合法权益。
其次，要转变对流动人口歧视观念，营造平等就业环境。社会应该给予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多的关注，使他们可以与城市人一样真正拥有平等就业的权利，能参与到正常的就业竞争中去，能享受与城市职工同等的待遇。要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歧视与偏见，不仅要借助公共媒体进行宣传，政府还应该加快社会改革的进程，为流动人口营造平等的就业环境，这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就业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