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放学后上篮球课，周六上午学奥数、周六下午学新概念英语，这是贺小红给儿子排的课外课程表，她的儿子目前在北京东城区的一所公办小学上五年级。
和很多北京家庭一样，贺小红和她的儿子已经卷入了越来越提前的小升初竞争漩涡之中，为了能上一所好中学而殚精竭虑。
但和很多北京家庭不一样的是，贺小红是一名没有北京户口、没有房子的外来务工人员。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贺小红一直在担忧，不知道儿子在北京的求学之路能走到哪一天。与那些有学历、收入稳定但同样“飘”在北京的白领不同，贺小红和丈夫来自农村，她在一家事业单位的食堂工作，丈夫在一个餐馆做厨师，因此，他们还会时常为一家人的生计发愁。
三重压力叠加在一起，让贺小红过得很辛苦。收入本就不高，还要拿出其中大部分送儿子上课外培训班，可贺小红觉得这一切都值得，因为她内心有着一个强大的信念：不能让儿子输在城乡这条分界线上。
记者最近在采访中发现，在北京的课外培训大军中，出现了越来越多像贺小红儿子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教育焦虑在社会各个阶层蔓延，拥有着较多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家长生怕自己的孩子“往下掉”，而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父母，则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更上一层楼”。像贺小红这样虽然在大城市打工，但并没有真正跳出“农门”的年轻父母，更加渴望能通过教育改变孩子的命运。
社会底层家长担心孩子“长大后你就成了我”
曾经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名为《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唱的是孩子对长辈的敬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家长最大的恐惧就是“长大后你就成了我”。
今年本命年的邱翠华又拿出了账本，在大女儿名字后面写上了“40000”。上周，大女儿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了，邱翠华为大女儿寄出了最后一笔钱。4万元是大女儿大学三年的费用合计， “老大的钱终于花完了。”
邱翠华跟贺小红一样，同丈夫一起从农村出来在北京打工。生性好强的她从18岁起就想在北京闯出点儿名堂，怎奈只上过小学、又没有什么技能的她很难实现梦想。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邱翠华重新燃起了希望，“他们一定得出来，不能再像我俩那么没出息了。”
她把孩子送进了家乡最好的寄宿制学校。邱翠华有3个孩子，二女儿文文今年高三，小儿子国庆现在正在上初二。“文文和国庆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大约都是1.2万，再加上大女儿每年的1万多，每年光他们上学就得将近4万元。”
教育改变命运。而听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长大的中国人更加相信，拥有“知识”，便拥有了与命运抗衡的力量。
自己的生活经历让贺小红对这个话深信不疑。
贺小红的丈夫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当年丈夫上中学时，家里感到同时供三个孩子读书实在吃力，老大已经上大学了，不能半途而废，弟弟年纪小，除了上学什么都干不了，最终牺牲了他。
“现在哥哥、弟弟都有了学历，在北京工作、安家了，就剩下我们了。他们再怎么帮我们，很多东西也改变不了了。”贺小红说。
在贺小红看来，丈夫十多年前的那次牺牲，失去的是改变命运的机会。现在他们跟兄弟两家几乎生活在两个世界。
好在贺小红所在的食堂属于一家文化单位，领导对她很照顾，“领导当初要是说‘带着孩子你怎么上班呀？’我就没办法把孩子带出来了。”贺小红说。
当然，希望通过教育这个渠道实现向上流动的不仅仅是农民，还有生活在城市中的其他弱势群体。
然而现实情况是，通过这条通道改变命运已经越来越难。
2010年，《人民日报》即刊发了文章《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文章指出，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在教育、就业等方面都出现了向上流动的困难。他们中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越来越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也在逐渐减少。
近两年，这种流动困难愈发明显，直接导致了慌乱、恐惧等情绪在这一群体中蔓延，最普遍地表现在家长对孩子不理智的强压上。
最近，眼看着文文高考的日子临近，邱翠华仿佛又回到了三年前大女儿高考前的日子，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他们要是考不上大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在邱翠华的人生中，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努力工作挣钱，让3个孩子都考上大学，最好都能进入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最差也要进了郑州呀”。
邱翠华在北京一家公司里做保洁，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是1800元，丈夫跟老乡一起做装修，活儿好的时候能挣上一笔，但是也经常“几个月在家里坐着”没事儿干。
所以，工作之余，邱翠华还兼了几份小时工，一年下来还能多挣1万多元。
这样，夫妻俩省吃俭用，也将将凑出三个孩子上学的钱。
“我们那里没出来的(没到城市来打工的)，孩子说不上就不上了。能不能上出来太不一样了，我拼了命也要让他们上出来。”邱翠华说。
社会中上层家长期望孩子“至少要拥有体面的人生”
通道另一头，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家长也同样被恐惧和焦虑折磨着：他们怕孩子跌出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
袁女士和丈夫一起经营着一家设计公司，虽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是生活还是相当富足。可是这两年袁女士夫妇没少着急，因为他们的女儿今年就要上小学了。
他们住在一个高尚住宅区，小区外走路五分钟就有一所挺不错的小学，但是，袁女士说什么也不想把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因为小区附近有一个北京市五环内仅存的村庄。
“圈子，孩子所处的圈子很重要。在这所学校她周围都是什么人呀？她跟什么人接触就意味着将来她有多大的舞台。”
为此，夫妇二人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折腾这件事。先是联系了国际学校，怎奈他们心仪的学校有的离他们家有二三十公里，有的需要孩子住宿，最后，他们托人花了几万元给孩子联系了中关村地区的一所名校。
“家长的心理是社会心理的投射。”北京教育科学院早期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廖丽英说。
虽然这一代父母大多数都是通过个人奋斗取得现在的成绩和社会地位的，但是当他们的孩子出生以后，却迎来了更惨烈的竞争。
于是，家长们只能作多手准备，既要拼命地武装孩子，还要维护好各种可能有用的社会关系，当然还要准备足够多的金钱，至少当能交赞助费的机会来临的时候，家长们不至于让机会从自己手上错过。
孩子每走一步都得拼上家长的身家性命，家长能不焦虑吗？
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家长把压力转到孩子和学校身上，学校再把它那部分压力继续转到孩子身上。一位从事学前教育研究的专家介绍，一次他们去北京市一个示范幼儿园听公开课，“我们听的这节课，所有内容都按照这个年龄阶段孩子的特点进行设计，谁也挑不出一点儿毛病，但是隔壁教室里却请来了小学的老师给孩子们上数学、语文课。”
“压力就像多米诺骨牌，推倒了一张，后面的就会自动倒下。”北京教育科学院早期教育研究所所长梁雅珠说。
最终，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家长怕孩子学不好输了未来，学校怕孩子学不好输了生源，尽管大家心里都明白，没有输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没有回撤的拳头是挥不出力量的。
其实，很多家长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这么焦虑的，不少人看着襁褓中的宝贝时，都曾经暗下决心：一定要给孩子快乐的人生。
但是，随着孩子的长大，这样的信念很容易就动摇了。
“教育理想从孩子上学开始就不复存在了。”马女士的儿子现在上小学四年级。马女士一直从事教育辅导教材的编写工作，曾经十分坚定地按照儿童成长规律培养儿子：每到周末他们父母就带着儿子去爬山、去接触大自然，或者把小朋友聚到一起开party。
现在马女士的儿子已经小学四年级了，“真的很难坚持，”一次，学校开家长会，老师在班上点着儿子的名字说：“×××的家长，您的孩子数学成绩下滑了，赶快到外面报个课外班吧。”
“这样的谈话我一次可以承受、两次可以忍受，但是次数多了我也会受不了。”马女士说，“我也会怀疑我的坚持会不会害了孩子。”在慢慢怀疑中，理想被放下了。当有一天猛一回头时，“你会发现你已经没有了理想，变成了一个现实的妈妈。”
廖丽英指出，一个成功的家长不在于有多高的学历，掌握了多少知识，重要的是保证自己的心态不受社会的影响。
要做到这一点最为关键的是“认清你的人生是你的，孩子的人生是孩子的”。梁雅珠说，这一点说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很多家长犯错误，多是来自替孩子规划未来，替孩子作出选择和决定。家长焦虑的是孩子能不能拥有“我所期待的人生”。
当家长能清醒地认识到孩子是独立的个体，他应该拥有自己的人生时，才能找到方向。
“家长要做的就是给孩子成为一个人注定要拥有的东西。”梁雅珠把这些东西总结为三个基石和四个支柱。三个基石为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理和健康的人格。四个支柱是拥有爱心、有主动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做人做事习惯以及基本的办事和思维的能力。
梁雅珠认为，当家长们能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教育就回到了常态。
回到了常态，家长们在教育孩子时就能做出正确的和理性的判断。孩子累了就该休息，屋子脏了就要打扫。教育不再是简单的学习知识和应付考试，而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著名教育专家孙云晓说，孩子的成长是有规律的，教育是有规律的，成功也是有规律的。按照规律，成功会水到渠成，而违背规律“除了痛苦和折磨自己，就没有别的了”。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在读大学比以前要容易了，当孩子获得了基本的技能，并且得到了基本的发展后，真正影响他们是否成功的“是能力而不是学历，是情商而不是智商”。孙云晓说，因此，家长们要放下焦虑，“回到常识、回到生活。”“当你真的回到了常识、回到了生活后会发现，天塌不下来，永远有路可走，只是看你怎么选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