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豪气冲天要考北大 数学成绩就1分
1982年的时候，18岁的马云迎来了生命里的第一次高考。不过马云并没因数学不好而退缩，反而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因为在他的报考志愿表上赫然写着：北京大学。
当那年的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马云也算创造了个小奇迹，他的数学成绩是——1分。
心灰意冷的马云和他一个表弟一起去宾馆应聘服务生，结果因为长得有点儿歪瓜裂枣的意思，愣是让老板给拒了。没办法，他通过找关系，才做了一份给出版社送书的活儿。也许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吧。
但是这时候路遥的《人生》的改变了马云的想法，马云开始了艰苦的复读，并在19岁的那一年，再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不过他的数学成绩嘛……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马云的数学成绩实现了同比1800%的迅猛增长——19分！
马云又开始了一遍打工一边复习的日子。就这样，到了马云20岁那年，他毅然参加了第三次高考。在马云高考的前一天，有一位姓余的老师对马云说，就你这个数学成绩，能考及格了我就把姓儿倒过来写。无论这老师是什么心态，马云是被刺激的够呛，他想出了一个绝招。
在考数学之前，马云背下了10个基本的数学公式，考试开始以后就一个一个的往公式里套。用这种独门绝技，马云这次数学的考试成绩还真就及格了——79分。
虽然马云这回数学成绩大幅提高，不过他总分数比本科线还是差5分。唉，也行啊，马云心想，有个大学上就不错了，管他是本科还是专科，也算圆了自己的一份坚持。就当马云准备进杭州师范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
那就是当年杭州师范英语系由于刚升到本科，以至于报考的学生竟然不够招生数。于是校领导做了一个令马云感觉是天上掉馅饼的决定，那就是让几个英语成绩好的专科生直升本科。
于是，英语成绩很牛的马云光荣的以本科生的身份踏进了杭州师范。
郭广昌：自己决定放弃中专，改读高中
对大多数人来说，大学毕业前的这段时间的人生轨迹基本上是被确定了的：小学—中学—考大学。可是对于郭广昌来说，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就出现在中学时代。
像大多数的农家父母一样，郭广昌的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早日跳出“农门”，因此父母让他报考师范，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跳出“农门”，就这样，成绩优异的郭广昌报考了师范。
拿到中师录取通知书的郭广昌，就像拿到人生的判决书。难道这辈子就待在东阳做一名乡村教师吗？自己的大学梦呢？东阳中学走出了那么多大学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难道自己这一辈子就只能是一个中师生吗？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郭广昌做出了第一个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决定———放弃中师，改读高中。父母不允，他就悄悄卷了一床竹席，背了十几斤米，来到了东阳中学。高中3年，靠着每星期回家背几斤米和一罐霉干菜，他熬了过来。
1985年，18岁的郭广昌又面临一次选择——高考。有意思的是，念理科的郭广昌竟然报考了复旦大学[微博]的哲学系。正是这两个关键的决定，几乎影响了郭广昌的一生。正是因为读了高中，才有了他后来的上大学的机会。而选择哲学，则是因为那时最热门的讲座，都在哲学领域。
1992年，郭选择和校团委4个伙伴下海创业。哲学带给他做生意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创造性的破坏”，即要在别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
俞敏洪：英语从33分到95分 40分钟就交卷
1977年，因为一些不可抗原因，家在农村的俞敏洪高一下半学期才进入了高中。上高中以后，俞敏洪功课明显跟不上，但高考就要来临了。 复习了10个月左右，俞敏洪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当时的录取分数其实很低，他报考的常熟市地区师专外语录取分数线是38分，俞敏洪的英语却只考了33分，别的几门也不理想。
高考失利之后，俞敏洪没有特别失望，家里人也没有给他什么压力，反正不行就在农村干活。俞敏洪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后来去大队初中当了代课老师。1979年，俞敏洪再次参加高考，他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
一天，俞敏洪高中的一个英语老师告诉俞敏洪，江阴县教育局准备办个专门针对外语高考的辅导班。俞敏洪母亲到城里找到几个亲戚打听，证实了这个消息，就让俞敏洪去报名。这次的复习真正变成了全职脱产学习。俞敏洪和二十多个男孩一起住在一个连厕所都没有的大房间里。老师指定俞敏洪当副班长，这对俞敏洪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既然是副班长，学习就要认真，俞敏洪带领大家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
1980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俞敏洪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俞敏洪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俞敏洪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俞敏洪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考好。但是，俞敏洪确实只需要40分钟。
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是95分，总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填志愿的时候，老师对俞敏洪说，如果你想上北大，语文一定要及格，不然北大不会要你，但俞敏洪的语文是58分。俞敏洪不敢下笔填北大，还是老师帮他填的志愿。
8月底，俞敏洪的同学们几乎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却什么也没收到。按常规，北大是第一个发录取通知的，老师就说俞敏洪大概没戏了。这时候，俞敏洪真的特别难受。有一天俞敏洪和妈妈在地里种菜，大队的人找到俞敏洪说县里有电话来。
俞敏洪急忙跑过去，县教育局长对俞敏洪说你的录取通知下来了。俞敏洪问他是哪个学校，他故意说自己不知道。俞敏洪拿到通知书一看是北京大学，当时就乐疯了，和两个考上大学的同学一起，像范进中举一样跑到马路中间又蹦又跳，连大卡车都停下来了。
潘石屹：偷偷换名“石屹”参加高考
1979年高考前8天，潘石屹被一辆卡车撞断了肩胛骨。知道自己没考好，他立即偷偷在另外一个县以“石屹”这个名字报考中专，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兰州培黎石油学校。1981年从培黎学校毕业后，潘石屹又以整个石油部系统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石油管道学院。
1984年，潘石屹毕业被分配到设在廊坊的石油部 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捧上了铁饭碗。在那里，潘石屹很快找到了让领导重视他的窍门，那就是记清楚所有的工作数据。处长向局长汇报工作，局长向部长汇
报工作，都需要用数字说话，而他们都记不清楚数字，他们需要带一个人汇报数字。每天下班之后，潘石屹就将各种计划样本拿出来背，最后，这些数字小数点之后
的好几位，潘石屹都能记得住。科长开始欣赏他，处长开始欣赏他，主任也开始欣赏他。他被确定为“第三梯队”。并成为领导身边必带的“红人”，仕途看上去很美。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办公室新分配来一位女大学生，对分配给自己的桌椅十分挑剔。当潘石屹劝她凑合着用时，对方非常认真地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的。"这不经意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潘石屹：难道一生将与一套桌椅共同度过？
1987年，潘石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当，毅然辞职，揣着80元钱来到广东，在那里度过了他感到压抑的一段时光。一直到两年之后，新的机会终于出现了——1988年到1989年的海南岛，就像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15.11,0.00,0.00%)。
史玉柱：高考状元 数学差1分满分
从初中开始，到18岁离开故乡，史玉柱不为了什么，就为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去爬山，大家都爬山，我不去爬山，觉得好像太另类，就养成爬山的习惯。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爸爸是怀远公安局的，我妈妈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初二之前，史玉柱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复高考，让史玉柱开始认真学习。此前，他高中毕业就“下放”了。
18岁之前，史玉柱随父亲两次见识过大上海的繁华，基本印象是“太大了”。最深印象是南京路上24层的国际饭店还有外滩，外滩的楼和怀远的楼是不一样的，非常洋气。此刻，尽管走在南京路上，史玉柱依然觉得他离大上海很遥远。
1980年，史玉柱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微博]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史玉柱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的难。”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史玉柱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微博]、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史玉柱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理想破灭后的史玉柱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四年。
马化腾 ：放弃天文梦 选择计算机
马化腾在家人的翼护下读完了初中和高中，高考之后，他仍然没有离开深圳，就近上了深圳大学。进入大学后，马化腾的天文理想并未实现，在得知学习天文的出路大多是做地理老师后，他在大学的申请表上改填了计算机专业，并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快乐。
2010年4月，马化腾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时回忆道：我原来是准备走天文方面的路。经常想很多自然科学的东西，研究什么特异功能。1986年的时候观测哈雷彗星回归，我用学校的器材拍一些彗星的照片，我是当时深圳中学第一个找到(哈雷彗星)，还去写观测报告，得了一些奖，获得几十块钱的奖励。还得到了参加观测比赛的机会。后来因为当时要考高中了，到海南的观测我没有去成。
考大学的时候，我问老师天文系毕业后的职业，当时只有南京大学[微博]有天文系，我了解到基本上那时候去天文台的少，很多都是去当地理老师。当时就觉得，别搞不好变成去当地理老师，后来又刚好开始接触到计算机，就觉得这个也挺有兴趣，那时候就考到深圳大学计算机系。“毕竟天文太遥远了”他说。
深圳大学在国内只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大学，但是身处深圳特区，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深圳大学受到改革开放思想影响，学校里实用主义思潮也是比较浓厚的。可以看出，受深圳大学学校风气的影响，马化腾的实用主义理念在毕业之前已有了苗头。马化腾在深圳大学计算机系求学期间成绩总是在前五名，他也渐渐地在编写软件和研究计算机网络中体会到了乐趣。马化腾表示自己学习编程的方法其实是“用最笨的方式去领悟”——用抄代码来培养感觉。
在大学里面，马化腾也并不是核心，技术也不是最强的一个，然而马化腾会找到比较互补的一些伙伴做成一些事情。马化腾看问题比较中立，但他会尊重比他强的人的意见。马化腾在产品应该往哪个地方去做这个方面想法会多一点。(深圳特区报)
丁磊：第十名现象
我们在浙江省奉化中学找到了丁磊的足迹。1986年9月，丁磊考入奉中学习，成为当时高一(2)班56位同学中的一份子，江鸿跟他是同班同学。
在江鸿老师的记忆里，10多年前的丁磊学业平平，入学时在班内的排名只有四、五十位，跟当下“首富”名号很不对称。“可喜的是，每次考试，他的排名总有进步。不过最好也只在第十至二十位之间，从来没有杀进班级前十名，更别提在年级内的排名了。”
3年后的高考，丁磊交出的成绩同样貌不惊人：他以高出重点分数线1分的成绩有幸被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录取。只不过，这是丁磊喜欢的大学，他很早就被西部这所藏着大量电子类书籍的高等学府迷住了。
“教育界现在正热衷探讨‘第十名现象’，说的是，在一个班级里，学习成绩排在第十位上下的那几个，有望成为日后最出人头地的一个。我现在想想，丁磊这个个例也是符合‘第十名现象’的。”江鸿老师这么评价他的老同学。
李彦宏：从戏曲少年到高考状元
生于山西阳泉的李彦宏并不觉得自己小时候有多么大志向，像所有心都玩野了的孩子一样，每天看上去也都是忙忙碌碌的，但都不过是在“随大流”罢了。李彦宏的父母在晋东化工厂工作，家境很普通，李彦宏有3个姐姐1个妹妹，他的腼腆温和或许与姐姐们的宠爱有关。
父亲常常带李彦宏去看戏曲电影，为此他还一度迷上了戏曲。他的舞台很小，只是家里的那张床。他常常把床单围在腰里做战裙，拿一根棍子当枪耍，一个人不断亮相。山西阳泉晋剧团招收学员时，他去了，剧院老师从一招一式中看到了一种灵气，决定录取他。
但李彦宏对戏曲的兴趣很快就淡了。李彦宏的大姐在刚刚恢复高考的那年就考上了大学，引得四邻艳羡。相比于学戏，上学因为正统而更具有吸引力。对于李彦宏学戏曲，还可以做一种解读，他其实真正喜欢的不是戏曲，而是那个舞台。只有在舞台上，才能一招一式展示自己的才华，感染更多的人。这与现在百度坚持的“用技术改变生活”的理念一脉相承。
19岁的李彦宏考取了山西阳泉市的高考状元。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高中时参加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的他，毫无疑问地喜爱计算机，但是第一志愿却不是北大计算机系，而是信息管理系，因为他考虑到：将来，计算机肯定应用广泛，单纯地学计算机恐怕不如把计算机和某项应用结合起来有前途。
读北大，学会独立思考。面临毕业，正是沉闷的1991年，决定“走出去看世界”的李彦宏如期接到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
留学读研期间。偶然间，导师一句话，“搜索引擎技术是互联网一项最基本的功能，应当有未来”，这时候，1992年，互联网在美国还没开始普及，但李彦宏已经开始行动——从专攻计算机转回来，开始钻研信息检索技术。并从此，认准了搜索。
张亚勤 ：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距离考试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天，正在家里看书的张亚勤突然右上腹部剧烈疼痛，冷汗直流。到医院一查，诊断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急性肝炎，必须进行住院治疗。住院就意味着要放弃当年的高考。母亲安慰他，说他的年纪还小，可以迟一年再考。但张亚勤生平第一次反对母亲说：“不行，不考就等于彻底失败，一定要考。”母亲拗不过他，只好一边照顾他，一边帮他把复习资料拿到病房里来。就这样，在医院的病床上，伴着消毒水的味道，张亚勤一边输液一边学习，准备高考。
有惊无险。1978年7月，12岁的张亚勤和全国的60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那是“文革”后正式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十年上山下乡，无数学子在田间地头、牛棚猪舍旁刻苦学习，只为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从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考场上考生年龄参差不齐，三四十岁的考生也很常见，甚至有些考生的子女的年龄都比张亚勤大。尽管年纪小，在与成年人同场竞技的考场上，张亚勤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他的信心不输给任何一个成年人。
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尽管张亚勤的成绩十分出色，但比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在山西省的录取线还是低了十分。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微博]失之交臂的时候，三位华裔科学家的一个创举改变了他的命运1978年3月，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联合倡导在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这时距离少年班考试只有差不多两个星期了，考试报名已经接近尾声。那时候的少年班不像现在是统一报名，而是推荐报名，由老师推荐到学校，到市里，再到省里，一级一级上报。到真正报名时家人才知道报名程序，而这时候老师已经将考生名单上报了。离考试只有几天时间，报不上名，就意味着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了。张亚勤没有放弃，他和母亲直接找到了省招生办。由于时间仓促，他连考试科目都不知道，只能借来一些很老的习题集翻看。
张亚勤当时已经闻名山西全省，如果他能成为少年大学生，也将是山西省的一大荣誉，所以当母亲带着他向招生办主任说明情况后，对方马上爽快地答应将张亚勤的名字加进考生名单。
“皇天不负苦心人”。7月的一天，张亚勤领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人们争相传颂着这个奇迹“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比宁铂还小的大学生”……一时间，张亚勤成了整个山西省的骄傲，《太原报》、《山西广播电视报》、《山西教育报》……省内的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他的“事迹”。(齐鲁晚报)
李开复：哥伦比亚大学更符合自己性格
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我已经是一个十一年级的美国高中生。这意味着，我将迈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申请大学。SAT成绩出来了，虽然数学考了满分800分，但是英文我考得非常不理想，只有550分，这离哈佛的平均录取分数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我并没有死心，在那段时间里，我全心全意地准备自己的申请材料。因为在美国，入学申请中包括SAT成绩和社会履历等综合考量因素。相对台湾的单纯看重分数，这种评判标准还是要有弹性得多。因此，我依然存有一线希望，我非常真诚地写了一篇我认为很好的作文，谈到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和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希望为此努力的梦想。另外，我在其他申请栏目里说明了SAT分数不够高的原因，我告诉老师，我是一名外国学生，因此外语成绩多少会打一些折扣，希望学校能够看在我杰出的社会活动方面，给予我肯定。哈佛是我最大的梦想，我盼望着奇迹发生。
与此同时，我也在积极地准备其他大学的申请表格。整整一个月，我准备了12份申请表格，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战斗中。而橡树岭高中的老师们，那个时候肯定“烦死我了”，“哪有人申请那么多学校，准备那么多推荐信的？”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每打印一封信，都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通过打字机打出来，一有错字，就要撕掉重打，需要花费不少工夫。
虽然心存侥幸，但1979年4月的一天，我还是收到了哈佛的拒绝信。对于还没有什么挫败经验的我来说，这虽然算不上致命一击，但是也足以让我心灰意冷。随后，我收到了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的“waiting list”。所谓waiting list，叫做“候补人名单”，最终，这三家候补的大学也没有向我敞开怀抱。
不过，在收到这些拒绝信的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又过了几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给了我offer。 我后来的经历证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活泼、新锐、自由的学风使我一生受益，而正是哥伦比亚大学比较自由的转系制度，让我迅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钟爱——计算机。
郭去疾：从“电脑娃娃”到“计算机神童”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在首次南行的时候，一路上没有对深圳特区做任何“裁决”，只是在中航技进出口公司工贸中心与电脑下棋时叮嘱了一句：“学电脑要从中学生，从娃娃抓起。”
郭去疾表示，自己就是首批被“抓”到的电脑娃娃。小学4年级第一次在学校机房接触计算机，郭就深深入迷。小学期间多次参加中学的计算机编程比赛，得过各种大小二三等奖。
后来郭去疾终于“修成正果”，以“省计算机编程大赛一等奖”的身份被保送到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
1978年，中科大创办的少年班开了我国超常儿童高等教育之先河。由于七八十年代曾经出过几个“神童”，其中包括如今已任微软全球副总裁的张亚勤，科大少年班也因此被人们叫做“神童集中营”。
据悉，由于少年班学生年龄普遍偏小，曾引发过一些心理以及生活能力方面的问题。后来发展了一批正常高考录取的学生，郭去疾恰好又赶上了这一波。
准确来说，郭去疾当时被保送到的不是“少年班”，而是“零零班”。据悉，这是由几十个“尖子”新生组成的班级，与“少年班”共同接受强化培养。
实际上，郭去疾不仅是一个“计算机神童”，还是一个“学习狂人”。记者在网上搜索“郭去疾”发现：当年成都市石室中学有个叫郭去疾的学生，从读小学至高中毕业先后参加了多个学科的竞赛三十余次，几乎次次获奖，被评为“蓉城十佳未来建设者之星”。
电视台对他作过专访，当被问及是如何能取得这样优异的成绩时，这位“获奖专业户”还曾与伙伴们分享过制订复习计划的重要性。
也可能是在学习上游刃有余，这位对计算机痴迷的少年在大学没有选择计算机专业，而是学习了电子工程。在郭去疾看来，电子工程专业更有挑战性，“计算机这块已经钻的差不多了”。
张朝阳：在自学成材的故事激励下考上清华
“我出生在‘文革’时代，那个时代带给社会很多创伤，但我们这些小孩子因为没人管，就有了一个自由、快乐的童年。我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才开始刻苦念书，正因为有了小学无忧无虑的玩和充分的智力开发，我到了中学才能坚持长期的艰苦学习，直到大学，都没有产生厌学情绪。”张朝阳说，他从小生活在西安东郊田王一个工厂的家属院，父母都是医生，他家在工厂边上，生活环境很随意。父母对他很宽松，给了他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这对他有很大影响。
1976年张朝阳上中学时，正好恢复高考，他开始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埋头学习。他属于同龄人里较早有念书意识的一批人，很小就懂得，要出人头地，学习特重要。他对任何事物的感知都很强烈，爱走极端。他常看《中国青年报》，上面很多自学成材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他成绩一直非常好，经过5年苦读，从西安的一所厂矿子弟中学转到了西安中学，1981年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提起往事，张朝阳对高考那段岁月依然难忘。“我高考的时候没住校，每天早上七八点的时候，和一大帮同学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去自习室温习功课。”张朝阳回忆，“那时候父母给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只是自己喜欢学习，特别是喜欢学物理。我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情。”
清华岁月是他密集攫取知识的时代，也是他心理成长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很偏激的观念，说念书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念书好的学生就是最好的学生，才可以去拿诺贝尔奖，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清华的5年就是这样的非常艰苦的、压力非常大的5年，他学会了如何在极端压力下去生存。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他练习冬泳，并得到了一种自我肯定。1986年，他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深造。
王石：因为父亲关系上了工农兵大学
王石，原籍安徽，1951年出生于广西柳州。在新疆做了5年汽车兵，转业后在兰州做了1年的工人。由于其父在柳州铁路局当领导，王石得以进入兰州铁道学院当了工农兵大学生，读给排水专业。毕业后进入广东省经贸委做经济情报研究工作。1984年左右他下海创业，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冯仑：中央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
西北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最初只有商学学科，就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西北大学恢复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系，1985年正式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这与冯仑求学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不得不说这正是奠定冯仑成功的基础。后来成为经济学家的魏杰和张维迎也与冯仑在同一院系学习。
在中央党校，冯仑不仅潜心攻读马列原著，而且还弄懂了德文版、英文版，更重要的是，冯仑常常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冯仑学经济学、学法学，先后进入社科院、国家体改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冯仑与马鸿模几次交往之后就非常熟了。在冯仑的身上，很多地方都可以折射出“教父”马鸿模的影子。比如他虽然是法学博士，算得上高级知识分子，但是言谈间常有世俗的语言，完全没有人们常说的高等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清高。然而，他的表述却非常富有逻辑性，或者说，他身上既有着江湖的气息，又有着知识分子的理性气息，两者成功地混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冯仑。
20岁时，冯仑就已经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据冯仑自述，他在学校中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是个好学生、好党员。1984年，作为中共中央党校最年轻的研究生，冯仑被学校调到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办公室下属的专题研讨小组，从事“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导体制改革”的研究，1988年又被借调到中宣部。1988年年底，他被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任命为比较制度研究室副主任，同时被派往海南省筹建改革发展研究所，并担任常务副所长。
恢复高考之后，冯仑参加了第二届高考，成功考上了西北大学，之后又顺利考上了中央党校。冯仑是当时最年轻的研究生，他的语言风格、思维方式、决策习惯，自觉不自觉地就会露出那个时代的痕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