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高考不分文理科，这在2009年制订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时就曾引起广泛讨论，但2010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并未提及。这次《决定》则明确提到不 分文理科。“文理不分科”是什么概念？如果是回到以前的“全科时代”，那么必然加重学生负担，如果不是，又将如何与考试、招生衔接？
不分科有利素质培养
1997年，就读于梅州兴宁一中的何智以640多分的成绩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那一年，广东高考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大文大理”考试方案，俗称“3+2”，即文科是考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和历史，理科是考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和化学。
几乎全国的高中生都一个样，考什么就学什么。于是，在高二开始文理科分班时，文科生自然是把物理和化学晾在一边，理科生便把政治和历史抛在一边。这样的应试模式延续至今。
何智一直对文科不感兴趣，高二分科时选择了理科。何智毕业后来到了广雅中学当数学老师，2009年任教导处主任。岗位的转换，才让他意识到忽视文科 学习带来的问题——“很多场合要写讲话稿，还要写好多材料。”这时才感觉“笔杆子不听话”。尽管何智在工作之余会强化文科知识的学习，但这样“补课”的效 果远不如求学阶段高效。
何智认为，从今后对学生的素质培养来看，不分文理科是好的，因为绝大多数行业需要用到综合知识，文理兼备对以后的工作有好处。《决定》提出“减少统 考科目”，如果将其余后面的“不分文理科“一起理解，应该是不会所有科目都要考试的，但也不排除回到以“大综合”的模式，那对学生来说负担就没有减轻。
家长担心加重孩子负担
“高考文理不分科”这个话题，也引发家长们在网上的论战。支持者认为：“分不分科最终都是要考试，分科更有利于培养专才，更有利于学生按自己的兴趣 学习。”不少家长赞同分科是认为这样才能真正减负：“文理分科孩子们都喊累，如果不分，岂不是更累？” 反对者则认为，高中文理分科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严重缺失，“做一个健全的人就要全面学习知识，专业只是生活的工具。”
广州某重点中学的杨老师告诉记者，实行文理分科之后，理科生就扎进了题海战术，严重忽略对文史知识的学习，以致有大学老师反映，理科生的论文写得一 塌糊涂。而对于文科生而言，缺少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也是有重大缺陷的。杨老师认为：“理科生没有相应的文科知识协调，文科生没有理科思维训练，都会大大 降低学习效率。”
采访中，不少高校很赞同文理不分科。暨南大学招办主任黄跃雄表示：“现在大学都要开展‘通识’教育了，更不要说中学了。”广州大学招办副主任利盛炜也认为，对于综合性高校而言，文理不分科影响应该不大，同时，文理不分科可能对考生的要求会更高。
“目前高考不分文理科只是方向，具体细则还没有出台。”何智说，如果文理科都考，就会加重学生负担。他认为比较好的方式是借鉴国外或者港澳的做法， 把学校的功能定位为教学，然后把考试交给社会，由高校自主招生。“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若干科来考试，再结合高二的水平考试，还有平时参加社会活 动以及获得的各种奖励向高校提出入学申请。”
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只有考试和招生分离、突破集中录取制度，如果不向这方面着力，而只是在考试科目上做文章，哪怕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改革的价值仍将十分有限，甚至会出现新的问题。
广东高考改革演变
从1999年至今，广东高考进行了大概5次改革。
1999年之前，广东高考基本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采用统一的方案，即“3+2”模式。
1999年，进行“3十X”方案试点，采取语、数、英3门算总分，外加一个“X科”作为录取资格线。
2000年，推行“3＋综合＋X”，并连同原先的“X科”，采取两个资格线办法。
2001年至2006年，调整为“3+综合+X”模式，采取语、数、英、综合、X等5门算总分的办法。
2007年：开始采用“3+文科基础/理科基础+X”的考试模式，恢复了文理科的区别，文理科分开划线录取。计分方式从标准分恢复为原始分，开始采用综合素质测评。
2010年至今：实施3＋文/理综合模式，并进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考试成绩与录取挂钩。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等级和综合素质测评共同作为考生学业测评的依据。
高考外语政策沿革
自1952年实行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起，外语就是必考科目。1978年高考外语开始全国统一命题。
在随后的多次高考改革中，外语一直处于核心考试科目，包括1995年广东实行的高考“3+2”改革，1999年实行的高考“3+X”改革中，外语都是3门核心科目之一。
2004年广东开始高考独立命题，2007年实行新的“3+X”改革，2010年实行“3+文科/理科综合”改革，外语都稳居核心科目。
在考查形式上，广东2002年设立“英语2”选考科目，2004年开始采用“人机对话”方式进行英语听说考试，2007年，英语听说考试首次提前到正式高考之前。
2011年起，广东高考英语科目正式明确分为笔试和听说考试，参加英语科目考试的必须参加英语笔试与英语听说考试。英语听说考试分值占英语科总分的10%。
高考改革尚未“触及灵魂”
多数仅限于考试技术层面，还没涉及更为根本的体制制度
近期，江苏、北京、山东等地陆续出台了新一轮高考改革方案，具体措施既包括全国统一部署实施的放开异地高考、加分项目“瘦身”等内容，也包括调整外语科目考试形式、内容及分值等“自选动作”。遗憾的是，这些改革的触角多数仅限于考试技术层面，还没涉及更为根本的体制制度。
应试教育、外语过热等许多群众不满意问题的产生，其背后都有体制制度的身影。以应试教育为例，如果不改变评价及招生制度，不论是减少考试科目，还是调整科目之间分值配备，甚或是动用行政力量强制不准补课等，都难以从根本上减轻学生负担，素质教育也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事实上，我国高考考试科目一直是减少趋势，从过去的7门逐渐改为“3＋X”，但学生负担并没有减轻，反而不断加重。问题就在于，评价标准始终是以文 化课成绩为主，招生录取标准始终以考试分数为主。这就迫使老师“考什么教什么”，学生“考什么学什么”，并且不断攀登分数高峰。
高考改革具有系统性，只要导致问题出现的制度因素不改变，在问题本身层面调来调去，或许会收到一时之功，但从长远看，依然跳不出应试教育怪圈。
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为高考改革确定了方向和主要内容，都是针对当前教育突出问题作出的重大部署，期待有关部门尽快付诸行动，使教育改革举措得实质性、根本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