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西晋王朝建立。这个王朝相对于曹魏王朝来说，并没有什么新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许只是换了主子，其它的一切都在延续，如九品中正制，税制、官制等。相同的还有东汉末年以来，被打破的或被证明已经失效的国家制度与观念体系。由于百年的战乱，上述体系已经荡然无存。因此，这一时期是英雄辈出的年代，也是混世魔王辈出的年代。皇帝的威信已经荡然无存，“有枪就是草头王”、“人皆可以尧舜”、“彼将取而代之”等观念使人产生各种联想与想象。没有了皇天与王法的约束，道德体系崩溃，给社会带来很大的混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道德解放的年代。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讲，不受道德的约束，趋利赴势，一方面做起事来，全无腐儒之气，畅快淋漓。[1]另一方面，则倒向事物的另一端而无法无天。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的逻辑是有德者君临天下，历史上所谓的尧舜禹汤皆如此。“实际上，曹丕确比汉献帝强，而司马炎也更比15岁的曹奂强。可是这些篡位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是世代权臣手执兵符，当然声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传之子孙，又变成了宫殿中的傀儡。”[2]黄仁宇的分析是深刻的。皇帝是文官系统的头儿，做得好了，不合理的事情也合理了，做得不好，则合理的事情也不合理了。掌握兵权的臣子们难免会产生尧舜禹汤的想法。因此，司马炎称帝，司马炎的儿子就被人废黜幽禁。有学者认这为是司马家族的无所作为所至。还在司马炎称帝之前，其父司马昭就大加分封亲信。司马炎称帝后，更是分封皇族27人为王，封12人为公卿、将军，其它高级士族按五等爵号也得到分封，立国多达五百以上。
“出御府珠玉玩好之物”大加赏赐。[3]洛阳史学者苏健认为：“这个统治集团，凶残、险毒、奢侈，荒淫、吝啬、颓废等等丑恶龌龊行为，无所不有。”[4]并例举了为海选美女入宫，下诏禁止“天下嫁娶”;灭吴后，“诏选吴皓妓妾五千人入宫，”妃嫔妓妾达万余人。他遍淫群雌，眼花缭乱，海选的众多美女使他“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5]这方法挺好，坐在羊拉的车上，羊把他拉到那个妃子那儿，他就在那个地方与那个妃子饮酒作乐，寝于该妃之室，绝对公平。只是宫女们破坏了这个规矩，他们为取悦羊，用竹叶擦地，用盐汁洒地，吸引我们的羊，使游戏不公平了。
还原到当时的时代，司马炎作为皇帝的作法很一般般了，不见得比他前朝的皇帝差到那去。那些都是皇帝的私生活。倒是一些文人找出了一些苗头，比如《晋书·刘毅传》就把他比成东汉那个卖官的桓帝，并且“桓、灵卖官，钱入官库;坒下卖官，钱入私门。”[6]作为开国之君，如此不上轨道，的确耍得有点偏大。晋朝的熊市是可以预期了。实际上，“我们翻阅《晋书》帝纪、列传、食货志、职官志，感觉到晋朝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替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军政府的姿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织未遂，即变生肘腋。”[7]
因此，司马炎统一中国十年后，就有了贾后之乱、八王之乱。这种乱法仍然不能使国家的政治突出突围，进而引起了“五胡乱华”。司马家族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何以只有十年的安稳日子，确实耐人寻味。其中原因即有深刻的社会政治体制的，也有偶然与自身的因素，而细节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在我看来，恰恰是这自身的细节的因素，使得司马王朝更加短命。因此，细节决定成败。司马氏并没有认真总结百年战乱的历史教训，仍然采取分封同姓诸王来摒庇朝庭。但他没有想到家务事处理不好，最终葬送了西晋王朝的姓命。这主要反映在两个决策：一是帝位继承人的确定，一是儿媳、即太子妃——未来皇后的确定。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做出更好的选择，因此，西晋的祸乱从第一任皇帝就埋下了祸根，导致在第二个皇帝时，西晋的统一王朝已名存实亡了。
司马炎发现太子司马衷的脑子有问题，不仅看着不聪明，甚至有些智障，简直就是弱智、白痴。对臣下向他报告百姓饿死而反问“何不食肉糜?”的主儿，[8]我们进行事实判断，不是一个没有心肝的超级幽默动物，就是一个白痴。不幸的是，司马衷是后者。因此，司马炎想废掉太子另立。但太子的生母皇后杨艳却坚持“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古训竭力阻止，[9]并找来一些大臣帮腔。这样这个智障的太子确立了皇储的地位，西晋王朝的未来已经危机潜伏。如果此时为皇帝选一个能干而善良贤慧的太子妃，或许危机还能化解，但杨艳却为自己的儿子选择了贾南风，亲自把儿子送入虎口，尤其是把自己的家族送上了黄泉路。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弱智、智障的人做皇帝，没有那个人不会不以此做文章。即使皇后善良，大臣也会千方百计的利用这一天然的条件。谁让皇帝脑子不够用呢?因此，究其根源，还是体制的问题，还是皇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