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失中原
由于自身故有的体制问题，导致几千年来纷争不断，造成政权更替频繁。每次改朝换代都带来大量的流血与战争，加上农民起义不断，安宁之日不多。如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都造成惨烈的死伤与破坏，后人合称为“乱七八糟”。
汉武帝北击匈奴，胡人大量内附，逐渐盘踞华北地区。乘着中原政权的频繁内乱，五胡的势力不断壮大。西晋时期，乘“八王之乱”之机，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水、渭水流域，对西晋首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永嘉之际，天下大乱，北方各民族纷纷建立起各霸一方的王国。如304年，匈奴刘渊称王。
永嘉五年(311年)匈奴攻陷洛阳、掳走怀帝，汉人流离失所，乃至被大肆屠杀，北中国陷入空前的动荡与黑暗之中，此即永嘉之乱，也称五胡乱华，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317年晋愍帝被杀，士族王导、王敦等扶植晋朝宗室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
北方汉人失去几千年的传统家园，被迫南逃投靠东晋政权。东晋朝廷为安抚和安置这些流民，在长江下游两岸广为侨置州、郡、县——流亡政权。高宝附近就有幽州、青州、兖州、徐州，云集林列，播迁频仍，史称永嘉南渡。
而整个封建社会，汉人则有三次特大逃亡：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和宋元，这次就是第一次大逃亡(说好听点叫民族迁移，再好听点叫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长达二三百年，中原地区生灵涂炭，汉人被迫背井离乡去逃命，约有百万汉人迁移到江淮间。
安置侨民
魏晋时期战乱频仍，遇有州郡沦陷敌手，则往往暂借别地重置，仍用其旧名，称为“侨置”。当时北方人民与士族大量南迁，多相聚而居。东晋、南朝政府为了安抚流民和招徕北方士族设置侨州、郡、县，保持北人原籍贯，保留其封建特权，等待回归故土，实际上是流亡政权。如在京口(今镇江)侨立徐州，江乘(今句容)侨立琅琊郡与临沂县。刘裕收复青、徐等州后，曾以原州郡名前加一“北”字，与侨州、侨郡相区别。刘裕代晋后，又取消“北”字而在侨州、郡、县名前加“南”字。侨置的郡、县多狭小，弹丸之地能安置几个县，但历史没有给南朝以机会，他们已经回不去了。
江淮间物产富饶，三国时魏、吴在江淮间反复争夺，此地百姓为避战乱避居他乡，土地多无主，适合军屯和安置游民。魏国曾派邓艾曾在此军屯，石鳖屯是当时著名粮食产区。
随着北伐的一次次失败，南归的北方汉人越来越多，江南已无法接纳，南朝在江淮间广设侨县，既方便下一次北伐，也能让侨民投入到淮河边境线保卫战中。《宋书·州郡志》云：“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公元326 ～ 328年)寄治京口，后割江淮间为境，治广陵”。
南北朝时，今金湖县境内先后设置了幽州、冀州、青州、并州、东莞、阳平、石鳖、泰清、永阳、丰国、平阿及安宜等十多个侨郡侨县，安置了不少北方侨民。
籍贯之争
刘勰(约465 ～520)，梁代东莞莒县人，文学评论家，著有《文心雕龙》。
刘勰籍贯之争，千百年来一直不断。祖籍之争有“日照庄说”和“莒县沈刘庄说”，原籍之争有“镇江说”、“常州说”和“宝应说”。
祖籍山东说毫无意义：《中国历史地图集》显示，北魏疆域内确实有东莞郡(北齐改称东安郡)莒县，但它不是梁代东莞郡莒县。东晋及南朝早就失去了中原故土的控制权，祖逖、殷浩、桓温、刘裕等先后开展过北伐，如宋文帝刘义隆继位后，两次北伐皆失败：一败于430年，再败于451年，所不仅没收回中原，又失去淮北，故有“宋失淮北”之说，此即“元嘉草草，封狼居胥，引得仓皇北顾”。从永嘉南渡到南朝，已经过去一百多年，南迁的北方汉人已繁衍四五代人。刘勰的事迹载于《梁书》和《南史》，其从祖父刘秀之为宋司空，父刘尚为越骑校尉。说刘勰是山东人，犹如说文在寅是平壤人，都背离了基本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