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爆发于公元755年，此时距离唐朝立国(公元618年)，已经过去了整整137年。在此之前，唐朝经历了百余年的繁荣发展期，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国势逐渐达到了极盛。
可一场安史之乱，却让巅峰中的唐朝突然“折翼”，迅速走向了衰落，但唐朝的国祚并未就此终结，经过唐德宗、唐宪宗等几位皇帝的励精图治，特别是他们在财税方面的积极作为，让唐朝成功又“续命”了一百余年。
唐朝国祚一共289年，除去安史之乱爆发前的137年，余下还有152年。这劫后余生，甚至比其上升期还要漫长!
那么，堪称财税利器的“两税法”，究竟是如何让大唐浴火重生，甚至走向中兴的呢?
一、均田制的没落
在唐朝刚刚建立之时，由于隋唐之际多年的战乱，人口锐减、民生凋敝，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新得天下的大唐，手中却拥有了大量的无主荒地。
为了解决土地供需矛盾问题，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决定实行均田制，他发放给农民土地，让他们有田可耕。当时均田的标准是：每一18岁以上的丁男，授田百亩，其中永业田(也就是农民私有田)20亩，口分田(也就是农民租用田)80亩，死后还田。
这样，农民既可以靠种地维持生计，不至于因为饥荒而逃亡或揭竿而起，同时，他们还可以为国家贡献赋税、徭役。
均田制在当时实乃是缓解社会矛盾、恢复生产、利国利民的良策。
不过，随着日积月累，均田制的弊病也逐渐显现出来，那就是人口愈来愈增长，而土地却愈来愈稀缺，朝廷再没有充足的土地给新增加的农民去耕种。
除了人多地少这个天然矛盾以外，均田制之所以实行不下去，还有如下几点原因：
1、地主、官僚和寺院占有的土地，不参与朝廷的回收和均田，只有普通农民的土地被收回和重新划分。
2、朝廷的屯田、牧场占用了大量土地，皇帝还经常将各级官府掌握的官田和荒地赏赐给有功之臣，这样就导致用来均田的土地越来越有限。
3、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寺院僧侣占有的土地数量众多，他们任意兼并土地，还以各种名义将大量土地变为私田，使得朝廷可供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如果农民没有分到足数的田地去耕种，但仍然要承担规定数量的租税、徭役，等待他们的终将是破产和逃亡。长此以往，均田制也便失去作用。
二、“租庸调制”的荒废
刚才我们介绍了唐朝的土地生产资料分配方式——均田制，下面，我们还要说一下均田制下衍生出来的征税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租庸调制”。
在“租庸调制”下，分配给每个丁男的土地量是固定的(100亩)，所以，官府依据授田纪录，向农民征收“租庸调”。而且不论其贫富，一律定额缴纳。
那么，这个缴纳标准又是多少呢?按照《旧唐书卷·四十八·食货志》的记载：
“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绸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
翻译过来就是：每丁(已满18岁的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输粟2石，为“租”;输绢2丈、绵3两( 或布2丈4尺、麻3斤)，为“调”;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
可以看出，“租庸调制”完全是按照人头来定征收税负和徭役的，它并没有完全考虑这些农民实际上被授予了多少土地以及这些土地的肥沃程度。
在唐朝前期，农民仍有田可耕，“租庸调制”仍可以顺利实施。但随着朝廷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在实际授田的过程中，授田不足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农民拿到的土地远远不到100亩，而且可能越来越贫瘠，但朝廷仍然按照授田100亩的标准来征收税赋和徭役，大批农民就会因为交不起而被迫流亡，或者投奔地主门下，成为失去自由身的佃户。
据史料统计，在武则天统治后期，天下户口逃亡已经过半，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在籍户口还剩190余万户，比唐玄宗天宝年间已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这样的人口损失，简直触目惊心。除了战乱的原因之外，僵化的“租庸调制”和繁重的税赋也是重要因素。
长此以往，朝廷所能直接掌握的人口越来越少，税收资源也愈加逐渐枯竭。“租庸调制”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三、安史之乱的影响
(1)战时
安史之乱主要发生地为河北、河南、山东地区，这些地方当时是唐朝重要的粮食产区，其谷物储备更是约占全国贮备的一半。同时，这里也是唐朝的人口稠密之地，在天宝元年，河北、河南的户数占到了当时全国户数的39%。
然而，安史之乱爆发后，河北大部和河南一部，在短时间内就被叛军所攻占。安史之乱前后历经8载，这些地区更是长期卷入到了战火之中。
在财政资源严重枯竭的情况下，唐朝廷仍然要付出巨额军费、战争费用及官僚体系的生活行政开支，这就导致朝廷财政收支的严重失调。
(2)战后
唐朝中前期，财权主要集中在中央，而地方上享有的财权十分有限。但在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急于平息叛乱，于是任命了一批节度使负责剿灭叛军。
而由于当时大片富庶地区被叛军占据，唐朝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无法划拨军费。于是，唐玄宗曾下诏：“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资治通鉴·卷218》)，这等于授予了各镇节度使在本辖区内自主招募军队、征调赋税的大权。
经过8年的战争，朝廷元气大伤，然而许多地方节度使却在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壮大，《旧唐书·田承嗣传》记载，这些节度使“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
藩镇们相互勾结，犹如独立王国，不受中央管制，虽然安禄山、史思明被消灭了，但是仍然有更多的节度使欲争相效仿之。
藩镇力量的不断壮大，既让“租庸调制”土崩瓦解，也使得更多税赋不再上缴中央，唐朝廷的财权进一步被削弱。藩镇割据并未真的被彻底消除，一直成为中晚唐时期朝廷的心腹大患。
四、“两税法”的内容
安史之乱平息16年后，唐德宗继位，第二年，他就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推行了“两税法”。
与“均田制”、“租庸调制”相比，“两税法”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1、量出制入：“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
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叫量入为出，根据收入情况，决定支出情况。而“两税法”的一个特点却是量出制入，先预算出每年朝廷的支出数额，然后再把这个数额一层层的分配给下面各个州县进行征收。
关于税收总额的确定，宰相杨炎并没有按照最初的设想，根据每年朝廷的开支预算额度来确定，而是选取了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这一年的支出作为基数，并将此数额确定为以后朝廷的征收额。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给朝廷制定一个税收的最高限额，以防止以后朝廷在实施过程中横征暴敛，挥霍无度，不惜民力。
2、征税对象：“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旧唐书·杨炎传》)
不同于“租庸调制”以人丁为征收对象，“两税法”是按照土地、资产征税的，根据财产多寡，富有者多交，贫穷者少交，特困者经批准可以不交。
以户为征收单位，不再区分主户(本地土著)，客户(外来户)，所有居民都按照现居住地，编入当地户籍，在户籍地缴税。
对于没有固定居住地的流动商贩，在所在郡县按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纳税。这样做，就保证了应收尽收，尽量没有逃税、漏税情况发生。
另外，在“租庸调制”中享有免税特权的皇亲国戚、官僚、豪门、寺院等，现在都被免除了特权，成为了征税对象，朝廷的税源进一步扩大了。
3、征收方式：“计钱纳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旧唐书·杨炎传》)
在“租庸调制”下，人们直接以粟、绢等实物缴税，而“两税法”则改弦更张，以钱来作预算，用钱计定后，再折纳成为实物。
在缴税时间上，一年分两次缴纳，夏季不超过6月份，秋季不超过11月份，改变了过去征税时间过长的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征税效率。
此外，“两税法”以地税、户税为基础，把其他各项杂税都吸收进来，统统以两税的形式来征收，且明确规定租、庸、杂徭等全部省去，不再另行征收。由此，纳税项目比原先更少，纳税时间更加集中，纳税程序更加简便。
综合来看，“两税法”的“两”字，既有一年分两次征税的含义，又有只争户税和地税两种税的含义。
五、“两税法”的作用
1、缓解了财政危机
“两税法”扩大了征税的覆盖面，将贵族、官僚等纳入到了征收范围，而且以“贫富为差”，极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同时，“两税法”明确规定不能随意增加税额和科目，让官僚豪强无法借机随意增加农民税赋，缓和了尖锐的阶级矛盾，使得大量的逃户农民重归故里，重建家园。因此，在安史之乱后，唐朝重新实现了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景象。
2、加强了中央集权
“两税法”的实施，实际上也是中央与藩镇“掰手腕”的过程。朝廷将地方贵族豪强纳入到了征税范围，实际上就等于剥夺了地方势力的经济特权，削弱了藩镇的财权。
朝廷在制定税收分配方法时，将地方财权做了进一步分割，分为了上供、送使、留州三个部分。上供部分，即地方上直接交给朝廷的赋税，这也等于是收回了安史之乱中皇帝授予地方的部分财权。
3、缓解了社会矛盾
“两税法”的征收，不再以丁男为单位，而是以资产、土地来计算，“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均节赋税恤百姓》)，从法律上来看，这种制度是合理的，也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且非常具有现代气息!
贵族、官僚、地主占有土地多，但原来他们是不用缴税的特权阶层，而现在，他们承担的税赋要更重。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税赋主要集中在农民身上的状况。而且，“两税法”停止了两税之外的苛捐杂税，这也缓和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结语：在“两税法”实施过程中，尽管也有许多弊病，甚至落实中完全走了型，但因为它的实施，唐朝经济得到了复苏，财政充足，国力昌盛，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矛盾也得到缓和，藩镇势力更是得到了一定遏制。因此，到了唐宪宗在位时，才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
在安史之乱中“折翼”的唐朝，却能再延续一百多年，“两税法”这一伟大制度发明，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