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与隋炀帝杨广，一个是模范皇帝流芳千古，一个是反面教材遗臭万年。因为李世民对于唐朝的特殊功绩，唐朝人留下来的有关记载与评论99%都是赞扬歌颂，而杨广被视同亡国之君，身败名裂，唐朝人留下关于他的记载都是谩骂和攻击，连隋炀帝这个谥号也是唐朝恩赐的，充满贬义。本文比较一下两人的历史功过，并非多余的事，实际上这两人可以比较的地方很多，也很发人深省。
在为本朝平定天下方面，李世民战功赫赫尽人皆知自不必说，杨广也有平陈的很好的成绩单。那时杨广以晋王身份率军出征，51.8万兵马、50位总管，皆由杨广统一指挥。军事行动方面固然有高颎等参谋决断之功，但杨广作为统帅的作用恐怕也不能简单地一笔勾销。对本朝的战功，李世民更大。
隋炀帝与突厥启民可汗一度将双边关系提升至蜜月期，直到启民可汗去世以后，双方关系恶化。对吐谷浑的征服，使得今天的青海的大部分地区历史上首次置于中原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下。唐太宗对东突厥的的战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颉利可汗被俘，以前臣服于东突厥的各族都奉唐太宗为“天可汗”。对高丽，隋炀帝三次劳师远征，第三次虽然高丽王乞降的结局给隋朝一点面子，但隋朝显然没有什么实质性收获。唐太宗不顾众多大臣甚至后宫徐惠的批评和反对，坚持征高丽，还是未能取胜。大体说来，两人对本朝都有开疆拓土的业绩，唐太宗的成绩更突出。
经营洛阳和修大运河是彼此相关连的两件事。大运河把以长安为政治中心的中国西部，与旧日北朝的高齐与南朝的陈控制的东部地区紧密联系起来。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上大多强调运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枢纽作用，其实这是按照元朝大运河的走向和作用来理解隋唐运河了。在古代农业文明国度里能有隋唐大运河这样的构思和决策，毫无疑问是十分罕见的，然而又是经济上交通上极其有效的。唐人有诗赞曰:“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其实就大运河的作用来讲，隋朝大运河工程的意义决不会在传说中大禹治水的功绩之下的。“水殿龙舟”的辉煌与奢侈，都不能掩盖大运河的长久价值。营建东都洛阳，政治上便于控制东方形势，军事上兼有防御作用，经济上结合附近的洛口仓、回洛仓，缓解了朝廷的漕运压力，为灾荒年景里朝廷东迁就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隋炀帝营建洛阳，在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偏处西部的长安向东边的开封等地转移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长时段历史来看，这两大工程对后代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其正面效益应该超过长城工程。所以说，隋朝修大运河与营建东都洛阳的历史作用绝对不可低估。这也是隋炀帝心胸远见的卓越表现，此举奠定了他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