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魏忠贤捕捉东林六君子时，他就担心一个人会反。
这个人就是掌兵的东林系官员孙承宗。
孙承宗，河北保定人，相貌奇伟，声音浑厚，文武全才，忠烈刚勇，是见证晚明败亡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是万历三十二年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而后转拜中允。万历四十五年即公元1617年，孙承宗出任应天乡试主考官，因试题上引用了自己语录而遭到党同伐异的保守同僚忌恨。我们知道，明朝实行保守封建制度，科举考试范围严格限定于四书五经，儒生只能为圣人代言，岂容你自我标榜自由发挥。孙承宗用自己的语录命题，这不是对圣人不敬吗?于是保守官僚们想通过干部考核将孙承宗逐出京师。危难之际，孙承宗得到了东林党人的帮助，大学士刘一燝力保孙承宗，孙承宗得以相安无事。于是，从此与东林结下不解之缘。
天启元年即1621年，孙承宗官升詹事府少詹事，给皇帝朱由校讲课，相当于准帝师。他讲课通俗易懂，很得朱由校欣赏。这一年，后金入侵辽东，辽东全线吃紧，朝中大臣认为孙承宗知晓兵事，推举孙承宗主持辽东防务。朱由校于是拜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并兼任东阁大学士。 天启二年，广宁惨败，熊廷弼被罢免后，孙承宗请求亲自前往辽东决断。朱由校同意了他的请求，加封孙承宗为太子太保。
孙承宗到达山海关后，亲自镇守关门。扩充军备，整肃军纪，辽东前线面貌焕然一新。天启四年即1624年，就在东林与阉党决战年头，辽东前线却一片利好，孙承宗威望日盛。孙承宗坐镇辽东的四年，史书评价，“关门息警，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也就是说，朝廷不再为辽东担惊受怕了，前线相对安定。
因为孙承宗的威望与能力，急于扩张势力的魏忠贤也一直想拉拢他，曾派亲信向孙承宗表明自己的意思，但孙承宗一声不响，没有任何回应。魏忠贤热脸贴冷屁股，因此忌恨孙承宗。魏忠贤迫害朝中大臣，将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驱逐出京时，孙承宗正在巡视蓟州一带，得知东林受迫害，他想为东林人喊冤，但担心上疏皇上未必会亲自阅览，他了解到天启帝要过万寿节，于是以贺寿为由请求入朝，希望面陈意见。
天启四年即公元1624年十一月，拥兵数万兵马的辽东督师孙承宗，突然要求入朝祝贺皇上万寿节。
这是不是要“清君侧”?魏忠贤得知此讯非常紧张，在天启帝边上直打转，急得直哭。可见，坏人也是怕不要命的，谁敢对魏忠贤动刀动枪，他也害怕。
天启帝对魏忠贤言听计从，不由也担心孙承宗此举会出乱子，于是命阁臣拟旨，下了一道十分严厉的圣命：“无旨离汛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没有圣旨，不能私自离开前线阵地，否则严惩不贷，并由兵部连下三道命令，由飞骑连夜送出，严令孙承宗停止前进，立即返回驻地。
孙承宗接到圣旨和兵部令时，虽已到通州，但他最终还是未敢再往前跨出一步。魏忠贤此时也得知，孙承宗此行并没有带什么人马，原来是虚惊一场，忠烈之臣，打死也不敢反，于是又把跳出来的心放进了肚子里。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命令守城部队：如果孙承宗违抗圣命，踏入京城九门一步，就地抓捕!
此刻，留给孙承宗的就两条路：遵旨，造反。
本来，孙承宗此行的目的，就不是兵谏，而是上访告状。是魏公公想多了。不带一兵一卒，这样一个大帅，有什么筹码和东厂提督乃至皇帝抗衡呢?
为什么有明一朝，冤死的大臣不少，但为什么没一个反的?乃至统兵打仗的臣子，也没有敢对皇帝说个“不”字呢?
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说一说。
我们知道，明朝是一个君主极度集权的朝代。朱元璋设计的帝国运行模式是一整套君主专权下的僵化文官制度。这个制度中，文官处于主导地位，武将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沿袭两宋的崇文抑武制度设计，保证了皇家政权稳定，没实权的武将很难造反。
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很差，就和他们的兵制有很大关系。两宋时期，军队的招兵，统兵，调兵是分离的。宋朝的开国者赵匡胤原本是后周一武将，发动兵变做了皇帝，为了避免别人重演自己的故事，他开创宋后，在军事上搞三权分立。兵部招兵，三衙统兵，枢密院调兵，他们都对皇帝负责，确保兵权在皇帝手上。但是，却不能确保军队强大。更不能保证军事人才辈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