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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海军“第一舰”不为人知的秘闻轶事

(本文作者授权历史春秋网发布,作者:王夕源,作者单位:青岛市政协理论研究会,现为青岛市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今年4月23日是人民海军建军70周年纪念日。届时,将在青岛举行国际舰队检阅等多项活动。海军建军60和65周年时,也在青岛举行过纪念仪式,当时社会上就有“为何选青岛”的疑问。对此,专家的答案多是青岛军港条件好,能停泊多艘大型舰艇;青岛海域风浪相对平稳,适宜海上阅兵;青岛具有特殊的海军情结,第一所海军航校、第一支潜艇部队、第一支驱逐舰支队、第一个潜艇基地、核潜艇基地和潜艇学院都在此诞生。如今,第一个航母基地也在青岛。然而此时却很少有人知道,70年前人民海军“第一舰”就诞生在青岛这个最重要的答案。今天,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起义故事,揭秘其中鲜为人知的幕后真相,无疑是纪念活动最具特色的历史内容。

一、掌握真相的重要人物

1949年2月12日晚,国民党海军“黄安”舰率先在青岛成功起义,成为人民海军的“第一舰”。其后十个月,就连续发生了包括“重庆”号巡洋舰在内的19起海军起义

其中,前3次均在青岛。起义成功15次,起义舰艇97艘,起义官兵3800多人,几乎占国民党海军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极大地影响了国共两军的士气和战局。

黄安”舰是一艘日本海防舰,1944年底下水,最高航速16节。二战结束时由国民党海军接收。1947年8月送青岛海军造船所整修后,被命名为“黄安”号。1949年2月9日,完成大修的“黄安”舰从造船码头驶出,停泊在“小青岛(灯塔)”西侧。当晚,由舰务官鞠庆珍、准尉枪炮军士长王子良、少尉枪炮官刘增厚和上士枪炮班长孙露山组成的四人领导小组,在舰上秘密商定三天后即2月12日晚起义。因为这一天是元宵节,舰长刘广超和部分官兵必定上岸回家过节,舰上管理松懈,有利于组织起义起义当天,16岁的张大同上船给哥哥张大发送家什,结果阴差阳错地“参加”了起义,成为我国第一批人民海军中最小的少年兵。

2月12日晚8点后,“黄安”舰起义官兵切断了对外通讯,控制了全舰,缓缓驶向外海。在骗过停泊在周围的美国巡洋舰后,为了防止追击,全舰熄灯在黑暗中全速前进,开启了惊心动魄的“死亡航行”。

2月13日凌晨5时,“黄安”舰终于安全驶抵连云港外海。因解放军不懂海军“灯光信号”,当发现有“敌舰”靠岸时,机枪和山炮齐发。据说岸上仅有的一门山炮,连发9弹后炮管炸裂了才停止炮击。若不是距离尚远,枪炮射程不够,载满300吨弹药和柴油的舰船必定舰毁人亡。情急中,鞠庆珍当即命人找来白布悬挂“白旗”,并用舰载探照灯照亮“白旗”以示“投诚”。

2月14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等领导人接见了全舰官兵,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为躲避国民党空军的搜索和轰炸,“黄安”舰驶往连云港南70公里的堆沟港隐藏待命,并留下了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

改革开放后,“黄安”舰脍炙人口的起义故事,在报刊网站上就有了许多回忆或纪实,但又总会引起不少“知情人”的质疑。随着时间的流逝,领导黄安起义的四位功臣和居住在青岛的20多位起义官兵已相继去世,现仅剩86岁的张大同和97岁的张云亭健在。正是起义官兵生前口述的亲身经历,让我们有机会能部分再现“黄安”舰起义的秘闻轶事。

这其中,能够接近和还原“黄安”舰起义真相的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领导起义掌握秘密最多的“大人物”中尉舰务官鞠庆珍;另一个是参与起义了解秘密最多的“小人物”少年上等兵张大同。而包括起义组织者王子良、刘增厚和孙露山等多数起义官兵,早在1949年起义后至1955年间就已分三批陆续离舰。张大同则是留在海军和“黄安”舰服役时间最长,私下接触鞠庆珍机会最多的起义人员。因此,对起义真相掌握内幕最多、了解时间最长的也只有这两个“大小人物”了。

二、不为人知的统战秘事

据张大同回忆,在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运动中,有人举报“黄安”舰上有两大皮箱黄金,起义后就不见了。这个“黄金案”成了当时华东海军的第一大案。1952年2月的第52期华东军区《人民前线(三反快报)》还在头条刊登了“华东海军破获鞠庆珍等集团盗窃仪器金银案”的战绩。后经查实纯属捏造,所谓“成功破案”也是屈打成招。

在“黄金案”侦破期间,舰长鞠庆珍被撤职审查,下放“劳动”。他主动提出到张大同的轮机部“接受改造”,并按组织要求每周做一次思想汇报。正是两人常在一起的“思想汇报”,让张大同了解到不少起义内幕。

鞠庆珍自从任海军舰长的大哥鞠庆玺被国民党以“通共罪”枪决后,就决意要寻机报仇。他先把自己原来的部下、炮艇航海下士张杰调来任“黄安”舰航海军士长,又与原先熟悉的张大发结为“把兄弟”。为拉拢更多的关系,鞠庆珍还经常带“骨干”刘增厚、王子良等人到青岛小港(现南村路)吃喝玩乐,并借机发泄对国民党军的不满和失望,哄骗舰上有黄金,密谋将“黄安”舰开到解放区“卖掉分钱”。

黄安”舰起义时,原本计划“北上”石岛,但王子良提议“南下”与国民党南撤线路一致,即使暴露了也好蒙骗过关。鞠庆珍采纳了这个意见,决定到天亮前能赶到的连云港靠岸,避免天亮后被国民党空军发现轰炸。这也部分佐证了“事前并没商定起义接应点”的事实,从而引来了解放军“炮打黄安舰”差点舰毁人亡的险情。

黄安”舰起义后也有生死间的“统战”故事,至今还不为人知。据张大同透露,那是起义后的十多天,舰船停在堆沟港。他因阑尾炎吃了几粒鸦片丁止痛后就犯困了。卫生员让他裹着棉大衣躺在后甲板,并顺手盖上了伪装军舰用的稻草。不知躺了多久,迷糊中听到甲板上有人在窃窃私语,竟是在密谋“怎么把船开走”!他从稻草缝里认出是轮机部的吴照清、陈其宝、马树本和航海员杨育荣、报务员吴声明等五六人,断断续续地听到“船上没有黄金……把船开去台湾或日本肯定赏钱……”等内容。职务最高的轮机军士长莫松,还不时地在甲板上溜达,显然是在警戒放哨。吓得他没敢动弹和吱声。现在回想多亏那时没被发现,否则小命就没了!

事后,机灵的张大同悄悄地把“偷听”来的秘密报告了“黄安”舰政委赵凯。这位大学生军政委听后不动声色,警告对谁也别说,暗地里却加强了警戒和看管。一周后政委就宣布“接上级指示”,要起义人员轮流去新浦参加学习培训。在第一批被选中的十几位学员中,就“恰巧”包括了那几个密谋“卖船”的官兵。后来张大同才领悟原来这就是最成功的“统战”工作。“学习班”没费一枪一弹就化敌为友,把有意“反叛人员”改造成继续革命的同志。其中,吴照清日后还入了党,成为继鞠庆珍之后“黄安”舰起义官兵入党的第二人。

三、值得打捞的海底记忆

1950年2月,“黄安”舰被命名为“沈阳”号,改装配备了两门苏制100毫米主炮和4门37毫米高射炮。作为大队长舰与“西安”、“长沙”和“济南”号组成第二大队,舰长苏军(后任北海舰队司令)兼任大队长,属华东海军第六舰队。在反击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海战中,“沈阳”号配合鱼雷快艇击沉、击伤国民党“太平”号护卫舰等多艘军舰。

解放初期,“沈阳”舰一直活跃在保卫海域、保护渔民的海疆前线。并不断探索新航道,为解放台湾做战前准备。其中,试航成功的西虎门水道,将舟山基地的出海时间缩短了两、三个小时。那时,日本渔船经常来我东海海域越界捕鱼,还多次冲撞我渔船,打伤我渔民。对此,外交部部长陈毅指示:海军要保护我渔场和渔民。1953年5月,“沈阳”舰接到护渔任务,连夜隐蔽出海到南韭山岛猫头洋渔场和嵊泗列岛渔场,驱逐日本偷捕渔船30多条,并将抓获的8条日本渔船扣押至复兴岛码头。几个月后为遣返日本渔民,才放回去一条渔船。此举曾大长我志气,再扬我国威。

1955年1月18日,“沈阳”舰与“南昌”舰等组成护卫舰编队,参加了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的一江山岛战役,承担炮击掩护和火力支援登陆任务。其中,为发挥“沈阳”号的舰炮威力,费庆令舰长不顾20链的安全炮击距离,冒险指挥抵近12链对乐清礁阵地射击,最近时仅有8至9链。因近距离炮击,“沈阳”舰也是唯一被岸炮击中并牺牲一人的战舰。一江山战役共毙俘国民党守军1086人。

黄安”舰作为人民海军的“第一舰”,具有不可取代的海军诞生纪念意义。对此,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曾亲自起草贺电,高度评价起义“是实行毛主席规定之1949年争取组成一支可用海军的首先响应者”。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反映人民海军发展史的重要舰只,包括毛主席和9位元帅先后登舰视察过的中国人民海军“第一旗舰”——“南昌”舰,多数在上世纪60年代后相继被当作靶舰炸沉,至今下落不明。这些被沉入海底的革命记忆,像“中山”舰一样值得打捞、修复和展示,并将成为中国海军博物馆(青岛)最具历史价值的“镇馆之宝”。因此,寻觅和复原这些最具时代印记的起义舰只,揭示其神来迷踪的历史真相,也是完善海军建军史、纪念海军建军节的一项重要调研任务。

由于当时影像技术的落后,“黄安”舰的全貌至今少有记载。媒体和网络登载的图片多为同类型的日本海防舰。幸运的是,起义上士张云亭老人原先还是位摄影爱好者。1951年“黄安”舰返回青岛船厂整修时,他拍摄的几张小照片,竟为今天能目睹“黄安”舰的原貌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图像。因而本文的许多内容和照片也是首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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