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教学生写作文，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以我手写我口”。老师会问：你会不会说话?你怎么说就怎么写嘛!——这样的指导，确实能起到一定作用。可是细想想，把隔壁李大妈和王二婶的闲聊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真的就是好文章吗?
口说和手写，毕竟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是“白话”与“文言”的差别。——对了，这儿所说的“文言”，可不是指“之乎者也”的古汉语，而是指“文饰之言”，也就是有别于口语的、整饬的白话书面语，从前又叫“国语”。而“白话”也有别称，叫“质言”(质朴之言)或“野言”。
近日翻看《周作人集外文》，发现这一点大家早已说过。周作人在《理想的国语》(1925)一文中说：古文局限肯定是很大的，但“狭义的民众的言语(即口语)我觉得也决不够用，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那么他心目中的“国语”又是什么样子呢?据他归纳，是“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括号内文字为原文所有)——至于如何才是“组织适宜”?怎样做才能“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深入开掘，足可成为一门大学问。
我自己罹患“理论恐惧症”，对一些过于精深玄妙的理论，总不能得其要领。然又忝居教师之列，自己得写文章，还要指导学生写文章，心里总得有个“杠杠”。于是我也总结了两点衡文的标准，一要简洁，二要锤炼——自然也都是老生常谈。
简洁本来就是书面语的灵魂，无论古今，都是一样。白话文难免要“啰嗦”许多，可是我们看鲁迅那些有影响力的杂文，多半只是“千字文”!
外国人是不是爱写长文呢?也不尽然。曾读到一封印度“圣雄”甘地1939年写给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英文信，开头几句寒暄，继而写道：
很显然，您是当今世界上唯一能阻止一场毁灭人性的战争的人。无论您眼中的目标有多么宝贵，您都非要为了那个目标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吗?您可否听取一个刻意避免战争，但依旧成绩斐然的人的建议?总之，如果写信给您有所冒犯，希望得到您的原谅。
这是信的核心部分，译成汉语，连同客套话才一百字。
阻止一场世界大战，无疑是“天大的事”，居然用百十字就诉说得明明白白，不知那些动不动就下笔万言却又不知所云的作者，读后作何感想?
文言文讲究炼字炼句，白话写作也需要这样做吗?我想引朱自清的一段话作答。朱先生在《游欧杂记》序言中讲到写作心得时说：
记述(游踪)时可也费了一些心在文字上：觉得“是”字句，“有”字句，“在”字句安排最难。显示景物间的关系，短不了这三样句法;可是老用这一套，谁耐烦!再说这三种句子都显示静态，也够沉闷的。于是想方法省略那三个讨厌的字，例如“楼上正中一间大会议厅”，可以说“楼上正中是——”，“楼上有——”，“——在楼的正中”，但我用第一句，盼望给读者整个的印象，或者说更具体的印象。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这本是形容古人苦吟的句子，用在推敲白话文字的朱自清身上，不是照样合适吗?
《游欧杂记》是朱先生后期散文的代表作，文风脱离了早期的绮丽旖旎，呈现出一种不露形迹的质朴之美，看似回归口语原生态，其实是更高层次的升华;至于语言背后的修养和气质，却又是令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