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产生盼迎春礼俗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魏晋南北朝直至明清，多数朝代举行迎春礼。但是迎春礼俗的表现形态和内部结构在这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尽相同，而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化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唐宋时期尤为显著，而在明初最终定型，明清时期基本一致。迎春礼俗的历史衍变不仅是形态的变化，而且是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东汉时期的迎春礼俗由相互独立的迎春和出土牛、耕人两个部分组成。这实际上是在不同地方举行的两个不同的礼仪。
它们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又相互独立。因此，立春日礼仪的结构是一种组合结构。
这种组合结构在唐宋时期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也就是说，尽管这两个礼仪在这个时期产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但是它们依然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礼仪，它们是组合的结构，而不是混合的结构。
东汉以来直至唐宋，迎气礼俗基本上一脉相承。<魏书·礼志>载：“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于东郊，祭用酒、脯、枣、栗，无牲币。”此时皇帝不亲自迎春，而是派遣大臣执行迎春礼，祭祀时也不用牲币，也就是说，迎气礼仪的级别不是大祀。梁代重视迎气礼，重新制订了礼仪规则。<隋书·礼仪志）载：“（天监）／（509），明山宾议日：<周官>祀昊天以大裘，祀五帝亦如之。顷代郊祀之服，皆用衮冕，是以前奏迎气祀五帝，亦服衮冕。愚谓迎气祀五帝亦宜用大裘，礼具一献。帝从之。”因此，“梁制，迎气以始祖配，牲用特牛一，其仪同南郊。”在梁代，迎气礼与南郊祭天祀级相同，不仅牺牲用特牛，而且以皇帝的始祖配祀。这是大祀的级别。其后，梁、陈、后齐、后周及隋迎春礼俗基本一致，而这种一致性是建立在以礼书为规范的基础上的。天监年间的改制以《周礼>为范本，其后各代的沿袭也是以礼书为依据。<隋书·礼仪志》载：“《礼>：天子每以四立之日及季夏，乘玉辂，建大旃，服大裘，各于其方之近郊为兆，迎其帝而祭之。……梁、陈、后齐、后周及隋，制度相循，皆以其时之日，各于其郊迎，而以太吴之属五人帝配祭。并以五官、三辰、七宿于其方从祀焉。”这里的议论也是以<周礼>为典范，认为南朝至隋的迎气礼仪是合乎先贤的礼制规定的。
但是梁、陈至隋的迎气礼仪与东汉相比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规模已经大了许多。此期的迎气礼不仅要用牺牲，有皇帝始祖配祀，而且以三辰七宿从祀。在北齐时期，祭祀用的玉帛和牺牲还强调要各以方色。<隋书·礼仪志>载：“后齐五郊迎气，为坛各于四郊，又为黄坛于未地。所祀天地及配帝五官之神同梁。
其玉帛牺牲各以方色。其仪与南郊同。”那么，可以推定，迎春所用的玉帛和牺牲要用青色。
隋朝承袭了后齐的迎气礼仪，并且严格按照五行数字“八七五九六”的规则建坛迎气。迎春祭祀所用的牺牲均为青色。
青帝、伏羲、始祖和勾芒各用牛犊，而从祀的星辰用猪和羊。（隋书·礼仪志>载：“隋五时迎气。青郊为坛，国东春明门外道北，去宫八里。高八尺。……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依其方从祀。’其牲以方色，各用犊二，星辰加羊豕各一。其仪同南郊。”迎气礼自从在东汉产生之后，基本上没有中断，正如归崇敬在贞元十五年（799）讨论郊祀天地的问题时所说：“立春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唐代前期政治相对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对礼仪制度也非常重视。从太宗到玄宗约一百年间，先后制定了<贞观礼>、《显庆礼》和《开元礼>。在<贞观礼>中增补了“周隋所缺”的“四孟月读时令”等多种礼仪。而迎气之礼，在唐初就每年举行，《旧唐书·礼仪志>载：“武德贞观之制，神祗大享之外，每岁立春之日，祀青帝于东郊。”在唐代礼制中，强调了大、中、小祀的级别，而迎气礼属于大祀的一种。《旧唐书·礼仪志>载：“吴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祗、神州及宗庙为大祀”。“大祀，所司每年预定日奏下”，“若天子不亲祭享，则三公行事；若官缺，则职事三品已上摄三公行事。”这里的祭祀五方帝就是指迎气礼，迎春是立春举行的迎气礼。
<开元礼>中的立春迎气分为<皇帝立春祀青帝于东郊>和<立春祀青帝于东郊有司摄事>两种情形。前者由皇帝亲自参加迎春并祭祀青帝，后者由太尉代皇帝执行。二者的陈设和祭祀程序基本上是一致的，这里以皇帝立春祀青帝为例略作叙述。
皇帝迎春的场面相当浩大。前祀七日，皇帝和官员就要斋戒，散祭四日，致斋三日。前祀三日，要预先为皇帝、文武侍臣、侍官及从侍官、诸州使和蕃客等设置座次。前祀二日，太乐令设置乐器，郊社令积柴于燎坛。前祀一日，奉礼设御位和公卿位以及祀官和从祀群官位。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设青帝灵威仰神座于坛上北方，设帝太吴氏神座于东方，设岁星、三辰之座于坛之东北，七宿之座于坛之西北，设句芒氏之座于坛之东南。祀日未明三刻，诸祀官供上祭品。未明二刻，奉礼率赞者人就位，赞引引御史博士等就位。皇帝驾到之后，文武五品以上从祀官各就其位。皇帝服大裘而冕。太常卿引皇帝诣青帝神座前。皇帝奠爵之后，太祝持版跪读祝文。然后太常卿引皇帝诣配帝神座前，同样皇帝奠爵之后，太祝跪读祝文。岁星三辰、勾芒和七宿都由大臣献祀。《开元礼》对于迎春礼非常重视，礼仪的程序犹如圆丘祭天礼，青帝的祀级也犹如昊天上帝。在迎春礼中，对青帝的祝辞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青帝灵威仰”，而对太吴氏则称“开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帝太昊氏”。一般来说，只有对吴天上帝，皇帝才称臣，例如开元十三年（725）玄宗封祀泰山时玉牒辞日：“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吴天上帝”。贺知章等奏日：“吴天上帝，君位；五方时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皇帝“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庙之外，无合称臣者。”尽管如此，<开元礼>中皇帝对青帝依然称“嗣天子臣”，说明了开元时期对五方帝和迎气礼的重视。
《开元礼>中的迎春礼仪只是礼制上的规定，实际的执行不一定如此繁缛，但是开元皇帝确实曾遵循礼制的规定进行了迎春。《唐会要>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十月一日制：自今已后，每年立春之日，朕当帅公卿亲迎春于东郊。”《旧唐书·礼仪志>载：“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又亲往东郊迎气，祀青帝，以勾芒配，岁星及三辰七宿从祀。其坛本在春明门外，玄宗以祀所隘狭，始移于泸水之东面，而值望春宫。其坛一成，坛上及四面皆青色。勾芒坛在东南。岁星已下各为一小坛，在青帝坛之北。
亲祀之时，有瑞雪，坛下侍臣及百僚拜贺称庆”。这里比较详细地记载了玄宗迎春的实际情况，其场面及祭祀对象与《开元礼>是一致的。从开元二十五年制来看，皇帝帅公卿亲迎春于东郊应该是始于玄宗。
唐代是迎气礼仪的鼎盛时代，尤其是立春迎气更是恢宏盛大。对此不仅史书有所记载，而且文学作品也不乏描述。王起《东郊迎春赋>的副标题即注明“以立春之日备礼东郊为韵”。此赋形象地描述了皇帝立春迎气的目的、过程及浩大场面：“我皇则铜浑而有伦，应木德之惟新，展东郊之盛礼，出左个而迎春。
所以先庚有秩，旧典攸遵，将钦承上帝而敬授于下人者也。于是法驾铿锵，严城翕习。见太史之先谒，知勾芒之已及。都人士女，候彩杖以骏奔；文物声名，拥彩华而鳞集。莫不听王漏而雷动，赴灵坛而岳立。于是辟重门，遵九逵，服苍玉，载青旗。草木之萌必因兹而动矣，原野之蛰亦自此而启之。展圣容之穆穆，引天步之迟迟。有翼有严，不徐不疾。百辟陪乘，千官扈跸。遵皇衢而却转，度青门而迥出。八銮振响，随解冻之和风；五辂腾辉，映丽天之迟日。东郊之中，肃穆会同，俎豆莘莘而骇目，衣冠楚楚而鞠躬。……和气煦煦，盛容济济，必苍龙之整驾，当青鸟之司启，握金镜而明王道，调玉烛而昭国体，莫不在迎春之盛礼。”文中表明迎春是遵循旧典，敬授人时。这里不仅描述了迎春队伍的威严阵容和肃穆气氛，而且强调“迎春之盛礼”关系到“明王道”，“昭国体”，可见其意义之重大。
谢观<东郊迎春赋>，副标题为“以天子率公侯共行事为韵”，对于迎春的祭祀描述尤祥：“元冥之政已息，青帝之令将行。太史先三日以奏，天子率千官以迎。……褫元冕于残漏，挂青衣于晓律。翠华忽举，见闾阖之初开；苍龙启行，与朝阳而对出。观夫飞辇辂，俨珠旒，万骑而前分仪仗，千乘而后列公侯。出青门之郊，至祈神之地。虔虞罗植，珍羞有次。陈灵威于中宫之座，设太吴于配享之位。东向西向，勾芒岁星而对列；左之右之，三辰七宿以相厕。”由此可见，太史要于立春前三天报告立春时刻，立春日皇帝带领百官于清晨迎春，人员众多，场面浩大，祭仪十分隆重。王起是贞观十四年（798）进士，这表明在贞观时期皇帝也曾亲自迎春，其程序与<开元礼>中的有关礼制也是相符的。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立春迎气的礼仪在东汉至盛唐时期的数百年问得以延续和发展。尽管各个朝代重视的程度不同，具体的祭祀程序也有差别，但是其基本结构是一致的。它们的表层结构是：
朝廷官员：青帝勾芒。
这里一方是朝廷官员，一方是象征春天的青帝和勾芒，它们的表层功能是迎接春天的到来，深层功能是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其深层结构为：
人：天。
尽管各个朝代迎春礼仪的具体事象有所不同，但是其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都是相同的，那么它们的表层功能和深层功能也是一致的。它们的深层功能是通过迎春礼仪表达人类对于自然的敬畏，满足顺天施政的政治需求，以达天人相应的目的。
但是盛唐之后，天人相应与顺天施政的观念逐渐减弱，这可以从唐代读时令的兴衰寻其踪迹。读时令与迎气礼都起源于东汉，与天人相应和顺天施政的观念密切相关。《通典>载：“后汉制：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立夏、大署、立秋和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帝升御座，尚书令以下就席位，尚书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人，就席伏读。”魏晋和北齐也都实行读时令。但是“四孟月读时令”为“周隋所缺”，初唐才在<贞观礼>中增加“读时令”。贞观“十四年（640）正月二日，唐太宗曾命读春令，诏百官之长，升太极殿列坐而听”。盛唐时，迎气的礼仪和读时令的礼仪都受到重视。开元二十六年（738），玄宗不仅亲自迎春，而且“命太常卿韦缗每月进《月令》一篇。是后每孟月视日，玄宗御宣政殿，侧置一榻，东面置案，命韦绍坐而读之。诸司官长，亦升殿列座而听焉。”只是施行的时间不长，“岁余，罢之”。后来读时令又得以恢复，“乾元元年（758）十-,9丙寅立春，肃宗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读春令，常参官五品已上正员，并升殿预坐而听之。”“贞元六年（790）二月制：自今以后，每至四孟月迎气之日，令所司宣读时令。”并称“朕当与百辟卿士举行之。”但是照样没有坚持下去。大和八年（834）六月，中书门下奏：“天宝以后，盛典久废”，建议重新举行读时令。文宗接受了这个建议，“来年正月，依礼读时令”。读时令的礼仪自天宝年间以来久已废弛，那么迎春的礼仪也很可能没有坚持下来。 .
宋代立春不再读时令，只是举行迎气礼，仍为大祀。<宋史·礼志>载：“岁之大祀三十：……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宋代的迎气礼与唐代基本相同，《宋史·礼志>载：“五方帝。宋因前代之制，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五方帝日月五星以下诸神从祀。又以四郊迎气及土王目专祀五方帝，以五人帝配，五官三辰七宿从祀。各建坛于国门之外：青帝之坛，其崇七尺，方六步四尺。”对于立春迎气，《礼志>有专门记述：“立春祀青帝，以帝太吴配，勾芒氏、岁星、三辰、七宿从祀。勾芒位坛下卯阶之南，岁星析木大火寿星位坛下子阶之东，西上。角亢氐房心尾箕宿，位于坛下子阶之西，东上。”“庆历（1041—1048）用羊豕各一，正位太尊著尊各二，不用牺尊，增山罂为二，坛上篮簋俎各增为二。皇{；占（1049—1054）定坛如唐（郊祀录>，各广四丈，其崇用五行八七五九六为尺数。”从这些资料看，宋代依然举行五郊迎气之礼，并且遵循唐代之制，连设坛的五行尺数也与汉唐以来相同。但是宋初对于迎气的重视程度不够，不仅皇帝不亲自参加，而且公卿一类的高级官员也不到场。《宋史·礼志>载：“元裙六年（1091），知开封府范百禄言：‘每岁迎气于四郊，祀五帝，配以五神，国之大祠也。古者天子皆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虔恭重事，而导四时之和气焉。今吏部所差三献皆常参官，其余执事赞相之人皆班品卑下，不得视中祠行事者之例。请下礼部与太常议，宜以公卿摄事。’从之。”很明显，北宋前期不仅不读时令，而且对迎气礼重视不够，仅以中祀的级别对待。即使在范百禄的奏议中，也不是要求皇帝参加，而仅要求“以公卿摄事”。这与唐代皇帝亲自迎春有着重大差别。南渡以后，虽然“绍兴仍旧制，祀五帝于郊”，然而由于战争和社会动荡，迎气礼曾经中断，“绍兴三年（1133），司封员外郎郑士彦请以立春、立夏、季夏土王日、立秋、立冬祀五帝于四郊。”④此后才得以恢复。这证明，宋朝在南渡之后的一个时期并没有如期举行迎气礼。迎气礼在宋代已呈现衰颓之势，在北宋初期礼仪规格偏低，在南宋时期又曾经中断，而趋于消亡了。
唐代的迎春礼仪继承了东汉以来的传统，并且具有相同的组合性的礼仪结构和“敬顺天时，无违月令”的功能。但是礼制更严密，规模更宏大。玄宗的亲自迎春与<开元礼>的礼制规定密切相关，迎春礼的程序也与<开元礼>相符，体现了开元时期生机勃勃的政治面貌和一片宏图大业的气势。但是从一些资料判断，皇帝亲自迎春的礼仪并没有一直坚持下去。首先，由于礼制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唐代多次改订礼制，高宗初，定<显庆礼>，但“行用已后，学者纷议”，于是“下诏令依贞观年礼为定”，“自是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皆参会古今礼文，临时撰定”。开元二十年（732）颁行的《开元礼》是在《贞观礼>和《显庆礼》的基础上，“讨论古今，删改行用”。此后基本上随成定制。但是大臣们在此前就对大祀中皇帝的地位问题曾存有异议。开元十三年（725）贺知章等奏日：“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时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庙之外，无合称臣者”。依照这些意见，迎春礼中祝辞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青帝灵威仰”就不甚妥当。再之，<开元礼>关于迎春礼的礼制具有灵活性：祭祀青帝可以由皇帝亲祀，也可以由有司摄事，其他大祀也是如此。开元二十三年（735）正月丁酉诏：“自今已后，有大祭，宜差丞相、特进、开府、少保、少傅、尚书、御史大夫摄行事。”那么皇帝迎春应该不是常例。从政治经济形势上来讲，天宝以后，每况愈下，祭祀的规模也普遍减小。天宝六年（747）正月诏：“大祭祀驿犊，量减其数”。肃宗上元元年“制以岁俭，停中小祠享祭”。尽管会昌时仍实行迎气，会昌二年（842）中书门下奏：“今五帝犹为大祀”。但是由于“天宝以后，盛典久废”，那么迎春礼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读时令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读时令，自魏晋以来，创有此礼，每岁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尽管唐初<贞礼司益无凭准，每有大事，皆参会古今礼文，临时撰定”。开元二十年（732）颁行的《开元礼》是在《贞观礼>和《显庆礼》的基础上，“讨论古今，删改行用”。此后基本上随成定制。但是大臣们在此前就对大祀中皇帝的地位问题曾存有异议。开元十三年（725）贺知章等奏日：“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时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庙之外，无合称臣者”。依照这些意见，迎春礼中祝辞称“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青帝灵威仰”就不甚妥当。再之，<开元礼>关于迎春礼的礼制具有灵活性：祭祀青帝可以由皇帝亲祀，也可以由有司摄事，其他大祀也是如此。开元二十三年（735）正月丁酉诏：“自今已后，有大祭，宜差丞相、特进、开府、少保、少傅、尚书、御史大夫摄行事。”那么皇帝迎春应该不是常例。从政治经济形势上来讲，天宝以后，每况愈下，祭祀的规模也普遍减小。天宝六年（747）正月诏：“大祭祀驿犊，量减其数”。肃宗上元元年“制以岁俭，停中小祠享祭”。尽管会昌时仍实行迎气，会昌二年（842）中书门下奏：“今五帝犹为大祀”。但是由于“天宝以后，盛典久废”，那么迎春礼当然也会受到影响。
读时令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读时令，自魏晋以来，创有此礼，每岁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尽管唐初<贞观礼>即增“周隋所缺”的“四孟月读时令”，但是读时令的日期却与前代有所不同，不是于四立日和大暑，而是于元日举行。
贞观十四年（640）正月二日，唐太宗曾命读春令。圣历年间。“每岁首元日，于通天宫受朝，读时令，布政事。”长安三年（703）司礼少卿崔融向武则天上表，认为元日读时令与前代之礼有异，主张废除，次年“元日明堂受朝，停读时令。”贞元六年（790）改为四立日读时令，此年二月制：“自今以后，每至四孟月迎气之日，令所司宣读时令。”但是照样没有坚持执行，大和九年（835）正月，才又“依礼读时令。”唐代读时令礼仪时断时续，至宋代则完全取消，看似与礼仪规制的不确定以及天宝以后的社会动荡有关，但是实际上是“敬顺天时”观念日趋淡薄的缘故。如果“敬顺天时”的观念强烈，那么体现这种观念的迎气礼和读时令就应该坚定不移地得以施行。实际上，尽管在初唐和盛唐时期举行盛大的迎春礼，但是此期的迎春礼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开元礼>规定，如果皇帝立春祀青帝，那么参加者不仅有文官，而且还有武官。在东汉时，武官不能参加迎春和出土牛的礼仪，因为春主生长，而武官主杀伐，有悖于天人相应的原则。唐代取消了这个禁忌，说明遵循阴阳，顺天施政的原则在唐代已经大为松动。
由于迎气礼中相关禁忌的消除，唐代宫廷的立春也不再为庄严肃穆的气氛所笼罩，而是出现了热烈的节庆色调。在立春日，皇帝赏赐大臣春花，这无疑也增强了立春的节日气氛。《实录>载：“唐中宗景龙（707_710）中立春日出剪彩花。又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令侍臣迎春，内出剪彩花，人赐一枝。”认为立春赐花的礼俗起源于唐代。“董勋<问礼》日：‘人日造花胜相遗。’
不言立春，则立春赐花自唐中宗始也。今迎春赐春花始于唐也。”唐人上官昭容、刘宪和赵彦昭等人都有《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彩花应制>诗。但是与春花同为立春饰物的春燕在晋代就已经相当普遍，《荆楚岁时记>载：“立春之日，悉剪彩为燕戴之。”唐代也盛行戴春燕的习俗，冷朝阳《立春>诗写到：“土牛呈岁稔，彩燕表年春。”立春日的彩花和彩燕都有着迎春庆春的意义，中宗时宫廷立春活动中的彩花应是民间立春习俗的扩展。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立春日在望春宫举行的有关活动。初唐阎朝隐《奉和圣制春日幸望春宫应制>诗说：“句芒人面乘两龙，道是春神卫九重。彩胜年年逢七日，酴醵岁岁满千锺。”这里描绘的应该是立春日东郊祭祀青帝和勾芒之后，皇帝于望春宫赐彩胜和春宴的情形。戴彩胜本来是人日的习俗，而这里出现于立春的诗句中，表明这种习俗已经出现在立春的节日活动之中，体现了宫廷中的立春活动的节庆和娱乐气氛。
这种具有娱乐功能的节庆活动与庄严肃穆的祭祀青帝的仪式不是协调一致，而是有所背离，长此以往，势必会影响到立春迎气礼的施行。
迎春礼的降格和读时令的废弛说明天人相应的观念在盛唐之后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浓厚，顺天施政的观念也呈现出逐渐淡薄的趋势。读时令和迎春礼当然会受到这种观念改变的影响。另外，在唐宋时期，立春的形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出土牛和耕人的礼仪演变为迎春和鞭春，喜庆的节日气氛越来越浓，社会对于迎春礼仪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迎春礼仪“天人相应”的深层功能已经发生了动摇，那么它们的形态和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呈现出逐步萎缩以致最终消失的趋势。立春迎气礼仪的消亡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