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人口中的元宵，原是包括了无馅与有馅的两种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宁波汤团店开到南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赖汤圆风行一时，才渐渐有所区分，将实心无馅的小丸子叫元宵，如“桂花酒酿元宵”;有馅的改叫汤团或汤圆，如“四喜汤团”、“双色汤圆”。统称元宵的缘故，有传说，道是民国初年，袁世凯篡权复辟，以元宵与“袁消”谐音，禁人呼叫，就跟某阶段忌用镇扬一样。南京人不信邪，偏偏口口声声叫元宵，果然不久袁氏就灰飞烟灭了。这当然是政治笑话。元宵之名甚古，宋人笔下就有“元宵煮食浮圆子”习俗的记录，后乃随节名而呼之，就像端午粽、重阳糕一样。
与元宵节相关的食物还有面条。“上灯元宵落灯面”，上灯吃元宵，落灯吃面条。在南京方言中，“灯”与“顿”同音同韵，听起来便成了“_上顿元宵落顿面”，寓衣食丰足的意思。同时，落灯后，归家团圆的家人，年节相聚的友人，也都将散去，吃顿面条，寓“长(常)来长(常)往”之意。
此外还有一种在街头卖的小吃，取棘刺一枝，将爆玉米花和煮熟的红豆串在刺上，颇像盛开的梅枝;也有用怡糖(南京话叫“糖稀”)吹成石榴或柿子，粘在棘枝上的。此物可玩可吃，游人都会买上一枝。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物质匾乏，就只剩下以怡糖粘山植果的“冰糖葫芦”了。
南京街头常年有元宵担，一头是炉火，炭火炉上架一只高深的紫铜锅釜;一头是竹或木橱架，橱屉上层装生元宵，下层备着洗碗的净水与盆，橱面上倒扣着干净碗匙，覆以白布。
有固定地点设摊的，还会摆出几副简易桌凳。也有沿街行走叫卖的，只要有人招唤，随时可以停在街边煮上一碗.而到了元宵节，元宵便成了家家户户必吃的食品。
包元宵是年节中的一件大事。先要把糯米淘净，泡酥，拿到春房去春成米粉。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老街旧巷中，还有这样的春房。沉重的踏春，不用的时候，春柞落在臼里，踏脚高高扬起，有点像漫画上倒栽葱的飞机。春米的响动很大，一条街都能听到那如劳作者胸腔中挤压而出的“吭吭”声，有时候通宵达旦，人们也没有意见，把它当成了迎年的伴奏。除夕的傍晚，这延续十多天的声音突然消失，街面上一时静得让人心里发空。直到午夜，才有爆竹来接班，细碎热烈跳跃，如同无忧无虑孩童的嬉闹，唤醒漫天的轻松欢快。
舂房不大，主妇们把盛着酥好糯米的盆或桶在地上排队，人就只能站在街边闲话。待到春自己那一份时，才挨到门边张望着，怕的是被人挖了米去。舂之前要称一称米的重量，计重收费，每斤三分钱;舂好后照例不再称重，否则有不尊重舂米人之嫌。都是因为那年月粮食紧张，才会有这些穷讲究。
舂好的米粉是湿的，必须及时晒晾干，否则放不到元宵节，就有变酸的危险。考究的人家，总是备着一张篾丝编的大匾，用来晾晒米粉，或摆放搓好的元宵。过完节，就洗净了挂在墙上。蔑匾取下来的时候，粉墙便会露出格外白净的一个圆，仿佛在早早地预示着十五的圆满。
米粉主要是为包元宵准备的。旧时初八上灯，就开始煮元宵吃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糯米限购严格，南京人只能在正月初一早晨吃一回米粉耙耙或年糕，十五早晨吃一顿元宵了。
据说光绪年间，江宁财帛司供神，以棉絮制成元宵形，盛在纸盆中，足以乱真。可惜平民百姓没有这份仙风道骨，，于是包元宵也就成了一项近乎隆重的仪式。
仪式从正月十四下午开始。先做馅。最简单的馅料是糖，白绵糖为佳，白砂糖次之，红糖的口味就差了。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糖更是计划供应的，品种无法选择，数量也很有限，所以纯糖馅是不可想像的奢侈，必得以米粉和糖掺合起来做馅，使把握糖与米粉的比例成为一种技巧。父亲总是不满足于搪馅的单一，便用芝麻、花生炒熟碾细了做馅料，再加上豆沙馅.居然也就成了“四色”。有一年，父亲忽发奇想，将配给的黑芝麻浇切片留下来，碾碎了做元宵馅，果然成为美食。
晚饭以后，将吃饭的大方桌擦净晾干，父亲就开始大显身手。我们家一直是母亲做大厨，父亲几乎没有掌过勺。但轮到做馒头或包元宵，一定是父亲动手。父亲也常以能做南北两方的白案为自豪。做馒头讲究的是发酵的掌握和揉面的劲道，包元宵的技术要求就更高。和米粉的水温要适当。高不成低不就;水一定要少放细添，看着干一揉搓就能挤出水来;粉团要揉匀硬的米粉团，，否则下锅就散;馅料要压实，否则空气一膨胀准破……煮元宵也有讲究，“盖锅煮皮子，开锅煮馅子”。所以街头的元宵担，好像一直就开着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