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柴静在重庆开县麻柳村采访基层民主。
记者_ 李岩 北京报道
一
柴静和柴静长得别无二致。
前一个生于1976年，女，中央电视台记者。后一个则只有当这个记者采访时才准时出现。
是“她”在与新闻当事人对话，问答。“她”是她的战斗版和加强版，“她”会作出超出她经验之外的反应，这些反应令她意外和吃惊，但她总是发现，“她”比她更对。
“你知道在赛马跨越障碍的时候，最好的赛手的心态是你既不要鞭策它，也不要控制它，你要完全地信任它。采访前我做准备，有时没想到这个问题我怎么办，通常智力不能抵达的时候，我会跟自己说，你得信任一下那个叫柴静的人，她更接近直觉，你别拉缰绳。”
11月8日，记者节，在央视旧台址附近的一间咖啡厅，参加完节目播出以来首次总结会的柴静如此向我描述她的工作体验。过去三个月中，她于每周日晚22点36分，坐镇新改版的《看见》节目，对话姚晨、李阳、药家鑫案双方父母和北航16岁博士张炘炀等人，就传播率和随后引发的平面媒体跟进而言，反响可谓不俗。节目制片人李伦欣然告诉本刊记者，《看见》已经“小幅超额”完成收视率任务，这对一档仍在边做边找准确定位的新节目来说，值得表扬。
对柴静的采访一直深陷埋伏圈。但凡起身告别，邻桌的客人都会跟过来递名片，要她签名。一个服务生神速地脱掉围裙，掏出手机拍摄合影。人们事先排练好一般说着同样的话：喜欢你的节目。
但她最近常常不喜欢“她”。尤其是李阳家暴事件那一期（9月25日《沉默在尖叫》），观众没看出什么异样，她打几个电话问反馈，朋友都说好，但“电视上这个人就是让我不舒服了”。
在那次采访中，李阳突然把话题引向柴静，试图寻求共鸣和佐证：“在我心目中你是一个事业强人，我相信你会有大量时间扑在工作上，你没得选择的。”
柴静未置可否：“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对我身边的人尽到应有的爱和责任，我其实是没有能力来完成一个好的采访的。”
“那不是，你只要完成你对你爸爸妈妈的责任，其实丈夫并不是最重要的人。”
柴静笑起来，加码了自己的分贝：“你知道伴侣是人类最亲密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个亲密，她把手心贴在一起。
看过播出，柴静对两个回合的口舌之辩耿耿于怀。跟李阳悄然形成的对立，让屏幕前的她着实沮丧。对面发来一个力，她急于用一套与之相反的价值观反击回去，她说这是在《新闻调查》时期的对抗性采访造成的习惯。
二
“我以前有一个特点是反问比较多，但我现在看到另一种可能，不去问‘难道不是怎么怎么样吗’，而是问‘你为什么这么想’。他对家庭的看法跟我不同，但不同又怎样呢，你只需要去了解怎么不同，为什么不同，就这两个问题就够了。对方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让你意外。”
“你想，要是托尔斯泰采访李阳，他会意外吗？”她反问我。
托尔斯泰被柴静频频提起。《安娜·卡列尼娜》正被她视为自己当下的“圣经”。来《看见》后，每次出差柴静都带这本书，在空白处做做笔记，慨叹“虚构可以比人生更真实”。她说，这导致她现在的选题有一种“文学感”。
像一个特别挑剔指挥家的古典音乐唱片爱好者，柴静为读《安娜》专门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冲的是译者谢素台。“文字中的教养太好，”她说，“好到让你觉得托尔斯泰天生就是在用中文写作。”
除了这位俄国作家，柴静在4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还提及多位名人，引述其名言，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宾诺莎、歌德、梵高、赛德克·巴莱、安德森·库珀、顾准、胡适，也不时迸出一些书面语，如桎梏、轻慢、湍急、遇合。
“又说抽象了，好玄妙哦。”她在聊天中两次主动中断思路，对我笑笑，“一个这样的人天天相处多累啊，所以平常就比较八卦。”
“平常”的柴静多出现于和一帮“老男人”的饭局，采访的这周她刚好有些闲暇，连续五天安排的饭局是：老六（张立宪，《读库》主编）、姬十三（果壳网CEO、科学松鼠会创始人）、何帆（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译有《批评官员的尺度》）、罗永浩、土摩托（袁越，《三联生活周刊》撰稿人）。
饭局中时而有人喝吐，老六记得有一次在饭馆，喝醉的人不省人事，其他半醉的男人继续高谈阔论，他惺忪地看见柴静一会儿扫帚、一会儿拖把地清理现场。
柴静刚写完一本24万字的书，拿给老六修改，其中一个章节专门讲她的老家山西，融合了她之前在这里的一些报道和她自己家族的短史。老六一上来就把这章拿掉，说：“你知不知道这是一本书的题材，你滥用它。要有大量的资料和大量的调查，才能不辜负这个题材，结果现在你把它作为一万多字的一章来写。”柴静觉得有理。
今年，老罗把柴静与何帆都邀请到自己的英语培训学校，跟学生们座谈。后来每次吃饭，老罗都当着柴静的面大肆吹捧何帆讲得如何之好，却一字未夸柴静。她后来琢磨，何帆准备得格外充分，没有把演讲当成聊天，而是作为一个整理自己专业的机会，再系统地讲给行业外的人。柴静与同学见面时也带了自己的片子，但因为播放器故障，最后的演讲无奈变成了漫谈。她想邀请何帆来自己的节目组，跟她的同事们聊一次，何帆答，自己需要再做准备。
罗永浩这段时间与西门子的PK，在柴静看来属于“必然发生的事”。“我很少见这世界上有人像他原则性这么强，非常纯洁，影响着我。我在他们里面就像童年时被亲近的人环绕，可以嬉笑取乐，有一种放肆的天真。”
但这种天真对外界关门。我想参与一次他们聚会的请求被她一段话瓦解：
“托尔斯泰用不着跟一只狗去采访和交谈，但他仍然能够理解这个动物靠本能完成的思维。你可以选择你的理解和提问，就像我采访一个人物，如果他呈现得比较单一，那我只能用别的方式去进入他，激发他的另外一面。你可以假设，然后验证你的假设，提问就是完成这个功能。”
三
柴静的声名鹊起于湖南文艺广播电台的一档周末深夜节目《夜色温柔》。当时她刚从长沙铁道学院专科毕业，学的是会计。在那个电台节目对学生群体有着巨大入侵力的年代，柴静读文章，读来信，播音乐，迷倒湖南众生。节目的片尾曲是郑智化的《让我拥抱你入梦》，痴男怨女们常在其中落泪，难平。柴静念出收信地址，“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她后来写了书，取名《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小女生的文艺气总是吃香的。柴静在博客里写她1998年刚来北京时的经历，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教授于丹告诉我，逢年过节，她的手机里总有看不过来的长长祝福，但柴静的短信令她独钟，常常就是六个字：姐姐，岁月静好。
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杨禹看过不少柴静的节目，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他把柴静称作“电视人里少有的有逻辑思维的人”。
“她跟采访者的情感碰撞是很丰富的，虽然表面上冷静，但有比较强烈的情感信号传递出来。”杨禹说，只是有些时候，柴静的情感投入偏多，“我能感觉到她的问话，外松内紧。她自己绷得比较紧，需要缜密地推动她的谈话，表面上当然是微笑，倾听，平等沟通，但有时候显得刻意。”
《看见》采访药家鑫父亲药庆卫时，药父讲述了一个细节：在父子短暂的最后一次见面中，药家鑫提出捐献自己的眼角膜，但他没同意。
“我希望你把你的罪恶都带走，不要再连累别人。”药庆卫向柴静复述他的原话。
这时柴静没有看他，也没看镜头，低着头说了一句：“那个话可能他听了也很难受。”
在摄影机取景框以下，观众看不见的位置，柴静正用笔尖扎着自己的手背，以求克制。
“我有情动于中、不能自已的瞬间，而且流露了。”柴静说，“我大致能体会药家鑫当时的心情，他想有最后的救赎，或者留点什么，但是被用一种挺刺激的方式拒绝。我也理解这个父亲，他一直在激愤的痛苦中，所以我当时的感受是一种很深的无奈：这就是人的悲剧的来源。”
柴静的博客和刚写完的书中，有相当内容是对自己工作的反思。好在如今的社会尺度对记者足够包容，甚至“将记者的情感流露视为亲切，觉得他们挣脱了面无表情的模式化，体现出了人味”。但这个阶段也会过去。柴静说起自己与一个理想中优秀的采访者的差距：“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但她也有自己的倔强。在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读专升本时，她在一家知名文化类杂志实习，月工资300块。她去中科院植物所采访，被研究员对物种的天然喜爱打动，交上的稿件题为《棉田里的守望者》。
编辑看了很快回复：“这不是我们想要的，你去编译一点国外的资料。”柴静不解，作了点小抗争：“我觉得国内的困境也提一下。”编辑还是说不需要，“你改不改？”柴静说不改。电话挂断了，她也没再去。
她也不惮批评同行，以不点名的方式。11月9日下午，她比我们约定的采访时间晚来了一些，就为了在家写完一篇博文《没忍住》。她看到在对深圳杨武事件的报道中，有报社记者直接对妻子被强奸时没有出来施救的杨武说“你太懦弱”。随后，又有大批媒体跟进采访，她看到同行们用话筒堵住躺在床上的杨武妻子，要求对方揭开隐私。
“我以为，中国媒体这么多年了，在基本的新闻伦理上还是有共识的。”柴静愤愤地说。
在总结会上，柴静从《60分钟》说到《The Daily Show》，都是美国知名电视栏目，又从唐·休伊特（《60分钟》主持人）说到拉里·金，并在合适的时机引用龙应台和张爱玲。
几个80后编导在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做不做林青霞。主编的意见是，考虑到稀缺性，这个人物只要能约到便做。柴静并没附和，“我不太想追逐明星。我担心他们已经对媒体习以为常，然后觉得你不过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我觉得与其花这样的时间，不如去关注当下最需要关注的那些人群。”
她在会后对我解释，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采访的对象，她只是觉得采访明星那条路最好走，如果思想上懒惰，就很容易走过去。
柴静说，这是自我对自我的抵抗。
南都周刊：采访完李阳之后，你怎么看这个人？
柴静：我觉得他是一个必然，包括现在他跟妻子的演变都是必然，这在当时也看得到。
南都周刊：我后来问过他，这轮媒体采访中对谁的访谈印象深刻，他说柴静。“毕竟人家是柴静。”
柴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作这个评价。可能他在这个采访中感觉出不一样的状态是在结尾的时候，他说“我会把你的话当成一种正面能量”，我说“因为我们在看着你”。我刚入行的时候觉得那种相互交锋的采访最精彩，后来觉得可以交锋，但不要当模式。采访李阳的妻子前，我列了很多问题，之后我重新合上本子，说我现在不思考了，我试着去感受一下她的创痛。我当时的直觉是，我那些问题可能是个障碍。第二天发现果然是这样，她从来没接受过采访，积郁已久，那时候只要给她开一个小口，她慢慢慢慢就流泻出来。流泻的轨迹可能是紊乱的，因为她急于喷泄而出。但是你不要急嘛，你不要总想证明你的存在。
南都周刊：电视里，和采访对象谈话的你很有特点，和你平常时一样吗，你喜欢那个时候吗？
柴静：谈话的时候，头盖骨就像是掀开的，神经裸露在外面，任何一个响动都会让我痛苦。我的摄像师移动的脚步、喝水的声音，在我耳朵里都会变得特别大，不过我平常不说。那是一种生理反应，你把全部生命都倾注在对方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这样，那两个小时里面，这个世界不存在，只有那一个人。
南都周刊：你电视中的神态总是那么平静，你自己怎么总结你的对话风格？
柴静：我是个小暴脾气，离真正的宁静还远着呢。我觉得对话不太应该有风格的想法，实际上很多记者都是在这个想法驱使下走火入魔的，一旦认为自己的采访能形成风格的话，就会把它推向极端化，最后你的幽默、尖锐，甚至真诚都变成标签，这很危险。对话的第一要求是准确，接近事实，风格往往是阻碍自己通往真实之路的东西，所以反而要卸下。这是个大挑战：能不能以朴素的心态去接近真实，去认识人理解人。我到《看见》之后比较多的反思，就是在不断卸下前十年的采访经验，把技能上的蒙尘抖掉。我到这个阶段也应该做这样的事了。
南都周刊：但你不能说你的对话风格不鲜明。
柴静：那我不知道。
南都周刊：你平常的阅读量有多大？
柴静：牟森（柴静友人，导演）每天三到五本书，何帆每天三到五本书，你的MSN上只要有3个这样的人，你想想你的压力有多么大。他们每天会给我推荐不同的书，给你发电子书过来，然后过两个小时问你看完了吗，我的天，我还没开始呢。我这几年的阅读都跟我当下的困惑有关，《安娜·卡列尼娜》之前，我已经三五年没看过文学的东西了。我们面对的是人，你如果只是报道他，而不是阅读他，不是去感受和进入到他的灵魂当中，你是做不出有深度的节目的。这个就必须借助文学，文学可以培养对灵魂的感受力。
南都周刊：你小时候学习成绩怎样？
柴静：对课堂没兴趣，反抗的方式就是拿一个本子默写我喜欢的诗句，后来能考上长沙铁道学院已经不错了。现在想起来，前18年的自己很没有生活经验，也没有常识，可能唯一的好处就是我没学到什么东西，这是我最大的收获。你还比较空白，所以日后你学新东西的时候不用那么费力。如果小时候我就是语文课代表、考试前十名、作文竞赛一等奖、学生会副主席、天天参加演讲比赛，那你日后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把这些经验忘掉。
南都周刊：都是好的经验，你会想要忘记它们吗？
柴静：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里的这些经验，对现在做记者会成为障碍。
南都周刊：你在中央台报道过很多公共事件，现在它们越来越多，有没有人问过你：中国怎么了？
柴静：“怎么了”这个事情，你要去探究当中的因果，不要放大一件事情的耸动性，耸动当中把它推向极端化，极端化中再用情绪去渲染，结果就全部是惊叹号，没有问号了。新闻是问号的，新闻到最后应该一切是寻常的，现在只给你奇特不给你寻常，你就理解不了世界。我给你一个建议，做人物的时候要把自己当成作家而不是新闻记者，记者总想发现最奇特的东西，文学是要写出寻常的东西。
南都周刊：你现在的知名度，你觉得有没有外形的因素？外界也给过你“美女记者”的名号。
柴静：我外形平平吧，中央台有无数的美女。女性化的外表会给人偏柔弱和偏脂粉气的印象，这两项都是新闻的障碍，的确如此。我刚开始在《新闻调查》干的时候，有次采访穿了个白衬衣，左手上戴了一个非常非常细的小银镯子。采访前，一个很资深的同事说停一下，然后把我叫到旁边，说“你不戴不会有人不喜欢，戴了可能会有人不高兴”。从那以后我在节目中没有戴过任何首饰，也不会再作任何修饰，围巾可能是我能够接受的极限吧，起码能够保个暖啊，也不会让人反感。新闻应该让一个人越来越朴素，你每天打扮得精巧无比，坐下来的时候两个腿还要拧成麻花，你忘不了自己，你怎么还能够关心对方。女人天然会有一个自我意识在这儿，我是一个女性，我希望美丽一点儿，悦目一点儿。我挺感谢新闻把我身上的这部分东西慢慢打掉。
南都周刊：相比之下，你会更喜欢“文艺女青年”？
柴静：这词挺好的，我只是还不够文艺而已。文艺青年应该是有很多生活中的趣味啊，审美上的要求啊，我没有吧，我好像不足以匹配。文艺是两个很好的字，现在很多配不上的人都在消费这个字，更不要说践踏这个字了，这也是对文艺的不敬重吧。其实我们现在还根本称不上文艺呢，谢素台叫文艺，齐邦媛、朱光潜、丰子恺、周作人叫文艺，我们叫文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