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agershare：来，跟这位画过画、爱哲学的老师一起思考下人生。
刚才的朋友，包括我们在别处听的很多讲座，都在谈做事情，怎么做、做事情怎么挣钱。可能我更关心的是怎么不做事情，而且还要心安理得，或者说做了事情之后，你自己怎么来看待你做的事情，把它特别当个事儿呢，还是不那么当个事？我想这可能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话题。
我干过乱七八糟好多事，当然正经身份是个教书的，貌似是大学老师（笑声）。目前我自己的经验是，应该是六十年代初的生人，所以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我的经验可能会跟在座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不是很一样。
从小我们被塑造的肯定是个集体人格，我们自己在哪里、我是谁，这点我们是不清楚的。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个语文课文叫《刘文学》，你们可能都不太知道这个一个四川的小孩，当时生产队一个阶级敌人偷生产队的辣椒，他看到了，跟他英勇搏斗，结果被阶级敌人砍死了。这就是小英雄啊！所以我们从小就想做小英雄。
我记得有一阵，我就天天傍晚时候到辣椒地里去，看看有没有阶级敌人。突然发现一个老头，我大吼一声上去一看——我爷爷。我下手不得，我手里真是拿着一把镰刀。后来我说你来干嘛？他说孩子，满世界找你吃饭都找不着你，我来找你呢。这是我遇上的第一个阶级敌人。
所以我们从小就是被这样的东西塑造，有各种东西来指引我。你想干什么？我想当科学家。满世界都要当科学家，你想中国的科学院人满为患呐，那是不可能的。我们从来没想到我要做回我自己，我是谁？我们那时候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是一颗革命的螺丝钉，有一块巨大的机器，我们给拧上，转转转，最后锈了，掉下来。那一天叫做「退休」。所以你是谁？我们从小就是被这样塑造的，所以我也是这么干的：心怀革命理想，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尽管我们也不知道那个主义在哪儿，一直在往前走啊走的。当然人家告诉你，这个叫什么：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后来发现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见。我们一直就这么过来。
我上大学的时候80年代，83年我毕业，那时候有本书非常流行，翻译过来的美国宾克莱一本书叫《理想的冲突》。那本书让我明白了，作为一个人可以分解成几块。
当然它里面首先谈到的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说人是什么？人就是一头牲口，作为动物的人。我们很少想过，我是牲口吗？第二个，就是关于存在主义，当时对我们影响非常大，85年前后，作为一个个体的自觉的人，我思故我在嘛，笛卡尔那句话。当时我们很迷恋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思路是第三个，是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当然很重要。
在20世纪，我认为这三块的这种哲学里把人就分解得很清晰了。作为动物的人，作为一个个体的自觉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动物、社会动物、文化动物。这个后端的就是马克思这个观点，我们是倒着过来，我们先成了社会的人，就很麻烦。结果说让我们自觉的时候，中间这段我们就找不着北了。
当时很迷恋弗洛伊德，因为弗洛伊德的书当时翻译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当色情读物来看的：人有两大原欲，第一叫性欲，第二叫攻击欲。我看刚才第一个朋友讲足球，足球是攻击欲的最优良的转化，当然比如说爱情啊诗歌啊，这都是性欲的优良的转化。当然这是老弗的观点，同意不同意？我比较同意。
当时那么多的思想在作用我们，我们就在考虑我们到底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几乎可以不用考虑，很简单嘛，爹妈一高兴，有你了（笑声）。但到哪里去？我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中何以自处？你得看清楚自己，这点很难啊！要不我们无法在环境中，在社会中，在江湖上安顿我们自己，这就是江湖嘛！
后来我就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开始做出版，沉浸在民国之中，大量的民国的东西。我到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到处翻过去的旧刊物、旧报纸。什么《良友》、《北洋画报》、《联华画报》、《现代画报》里面全是民国的东西，那个时候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民国原来那么温良。
包括我们现在，你看所有的教科书里全是战争，比如说抗日战争时期民不聊生，好像每个人都背着包袱皮儿，满大街在流浪。不是的。老百姓该种地种地，该谈恋爱谈恋爱，该生孩子生孩子，什么都没耽误。每个人我发现他是非常完整，很温良。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民国趣味，当然我们现在喜欢归喜欢，学归学，不要刻意，目前为止拿捏的还有点半生不熟的，比较矫情。当然这是一件好事情，过程嘛，再过几年如果没有大的动荡，比方说今天我们正在听讲座，没有人进来提着刀砍是吧？
我想延续它半个世纪一个世纪，可能就会慢慢地这个东西长起来了。我们所谓的文化生态，良好的生活形态就可能形成了。所以民国的时候对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我们自己是怎么自处的问题，我是谁，先找到我是谁。我后来我就自己，慢慢岁数长大了嘛，见了各种的人，在江湖上混，自个儿吃过苦头，也挣过钱，也赔过钱，种种乱七八糟的事都经历了不少。慢慢地年过半百了，再像过去那么SB有点不好意思了。
后来我就发现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作为我的个体，就是要重回个人经验。这就是我谈到的一个带有某种方法性的，就是找到自己，我为谁活，我在做什么事情？我就发现有两种证明方式，一开始有这个焦虑的时候，一开始是一种什么方式来证明自己，就是证实的方式，就是要做事情，就是我们大家都在热衷的做事情。
挣钱，不就钱嘛！别人会挣，咱也会挣，我就曾经下海过那么十几年。大学里有点好处，它可以不坐班。所以说我也不存在辞职的问题，反正也没几节课。完了之后，挣了十几年钱，我发现还可以了，够花了，不就是有个房子嘛？车对我来讲也无所谓，我喜欢腿儿的。
这个时候开始，但是还是自卑啊，中国人这种不自信，包括我一开始听那个足球的，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中国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是女排三连冠，我们上学的时候把那个窗户，过去大学破宿舍的窗户是木头的，一脚就踹下来，然后笤帚墩布点着，当然那个墩布的形状，本身就有火炬的样子，点着就上街了：民族主义啊，振兴中华啊。为什么振兴中华？不行啊。
慢慢慢慢开始明白一个道理：所有NB的人，所有的NB的行为，就证明你是一SB。过度的自信就是证明你太自卑了，所以我们要证明；因为我们太不行，我们穷，不好，我拼命地挣钱，一摞钱拿回来，就给老婆：看看，咱挣的，你男人还行吧！
完了之后用各种方式，写文章。我记得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84年《当代电影》我拿回来看，那篇文章我翻了无数遍，里面的标点符号错误的，全让我给看出来了。为什么？这是我的第一篇文章啊，了得啊。现在想想狗屁，真不好意思，但是当年真是当个事。为什么？因为自己不行。
我的东西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了，那年我22岁，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看到我的文章，证明：咱不管怎么说，咱好歹也是学中文的，总得写点东西吧！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写小说，写诗，把头发留起来。
这个时候做的一切事情是什么？你是谁，你是谁就是证实的方法，通过我做的事情被他人认可，我才相信，哦，我还行。你就发现你是个依赖性的，你依赖别人的认可来确认我是存在的，我的存在感来自于别人的承认。而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处在这么一个时段。我要做很多事情，不管挣钱也好，或者是出名也好。
问题你活着，你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这是独一无二的，凭什么要通过别人的承认，你才证明你确实活着？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觉得，在我到四十岁时候是一个很大的焦虑，我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我后来慢慢就发现，当然有些东西得需要经历，我们讲得「非大有不可以大无」，你总得经历那些事情。
啊，有些人说这个恋爱没意思，女人太没意思了，我有好几个哥们儿都这样。因为他主要是恋爱失败了，被人家甩了，非常痛苦。哇，女人真不是什么好鸟，那话都说得很难听。我说你跟几个女人谈过恋爱，他说就一个，那刻骨铭心啊，了不得啊。我说你至少谈十个以上你再说这话，非大有不可以大无啊，所以我绝对相信你这句话是虚伪的。结果三个月结婚了。
所以好多东西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慢慢慢慢你发现没有，当你有了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发现没什么，草色遥看近却无啊，就是这样。
我供职的大学是中央财经大学，大家都知道，那个大学是教你怎么数钱的大学，所以我们在那里很莫名其妙。我南开中文系的跑到那里很莫名其妙，教教公共课，当然后来自己及时地调整战略，终于有一碗饭，有那么一只饭碗端得还比较结实。
但是在九十年代的时候，这个大学，那个时候全民搞经济，那搞金融的搞什么的很NB啊。中央财经大学的金融，号称什么金融黄埔嘛，是吧？后来有些学生就问我，他说刘老师如果再让你选专业，你如果有机会再选专业，你准备选什么？
他觉得我是学中文的嘛，在90年代中期，你肯定没饭吃，我说我认真想想我明天回答你。第二天我真得专程，因为第二天还有课，我就专程的，我说如果再让我选，我选哲学。他说这不更虚嘛。
我那时候开始慢慢明白了，因为我喜欢，我就是喜欢，我觉得哲学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哲学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谁能离开空气活着？空气一雾霾了，大家都傻了。哲学跟每一个人，每时每刻你的经验你的判断，你做一件事情都是有关系的。
慢慢开始就回到个体经验，我做一件事情就为我自己做，我干什么要为社会、为国家、为什么的。所以我做民国那套书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个问题：中国几千年来它的行政机制是很特别的，上来就是帝王，现在就是中央嘛；然后下边就是国家，国家比较概念化；下边是社会，也就是我们过去叫做江湖。
所以过去的国家的行政垂直机构，中央集权，号称是郡县制，其实也不是的。但是最低的一级行政机构是到哪里？到县一级。七品芝麻官嘛，县一级就是处类，都是处长嘛。乡镇和村落是没有中央集权贯穿到底的，对不对？叫乡绅自治。
这我小时候我都经历过，包括那种宗法制度都是非常有效的。我是刘家，我们家里一个女孩，我的一个姑姑嫁给了孙家，结果两口子打架，闹得快砍下脑袋了。这了不得，按照我们现在方法：那赶紧啊，报法院要告他。然后法院要审理案件，走法律的程序。
中国古代没这些东西的，那都是宗法制度解决问题。那时候我还很小，我跟着我爷爷，孙家的长老和刘家的长老，刘家的长老就是我爷爷，我就记得他们两个坐在一块吃了顿饭，只字没有提两家这个事，这个事就过去了。
所以我想在座的各位，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一本书，我觉得非常了不得，费孝通先生的一个薄薄的小册子，也就四五块钱吧？叫《乡土中国》，谈中国过去那种非常完善的。后来突然我记得有一年提和谐社会，我说可不这就是和谐社会嘛，非常有意思。
后来我们就叫，把支部建在连上，我们学党史的时候都学过。你想按县一级是处类，那乡这一级就是营级吧，按照军队建制，那乡村就是连啊，在城市里就是街道居委会。那好，这个权利直接贯穿到底，没有世俗的空间了，社会没有空间了，这个特别要命。
我们经常讲文化要生态，什么生态？生态是什么？是草也长、树也长、花也开，乱七八糟都有，这才叫生态。就说只能种这一种树、只能开这一种花，这叫什么生态？有病嘛这不是？所以这个观点，事实上后来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就是开始反证我是谁。
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要担当国家大任，叫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就想我是谁，我是匹夫啊。问题是，后来我就想了一个问题，这个责任都我们匹夫负了，那些当官的干嘛去？他们专职搞腐败去吗？
我就慢慢开始发现，哦，我是平头百姓，平头百姓你得平下头来。我是干嘛的？我不就是一个教书的嘛，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啊，我算老几啊，慢慢慢慢开始回到这个状态。当然我是指的我个人的经验，当然在座的各位可能有很多宏图远略。
但是我是绝对相信这一点的，我确信我就是一个平头百姓，我有我自己很多现实的焦虑，比方说我肚子疼，我特别容易渴，我再喝一口。我有我的问题，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发现作为平头百姓的时候，我要找到一个乐子，要找到一个切入点。
我开始做我自己的事情，比方画画，我画画，我烧陶，85年、86年我烧过两年陶瓷，疯狂地迷上陶瓷，我觉得陶瓷那玩意特像吸鸦片，上瘾的。其实画画到了后来，慢慢地岁数大了，画画仅仅是娱乐一下，画的时候很好玩，满脑子可以跑。我们在现实中那么多不自由，是吧？你看我每天画画，画了很多内容。
你想我这个大学里教书的，我可能干那么多事儿嘛。这里边就是说，我基于对我自己的理解，慢慢开始体会人性是什么。人性有很多共通的东西。
我后来我想，如果我像过去一样，我老要通过别人的认可证明自己，我老去盯着别人，你不可能把你自己手边的事情做好的，你就进到你自己内心里去，你扎得越深，越体会到我是什么。
明天周一上班了，想想上班、周一，周日晚上焦虑症，这个大家共同的，我也一样，我也一样。所以这就是共同的东西，但是我绝不会是为了别人来想这个事情，我就想我自己的焦虑，你每天都有非常具体的焦虑，你干嘛不把这东西表达出来，我要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国家自有人管，有那么多人管着呢！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大家说我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我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老老实实讲，所以很多人可能你们听到很多讲座，都是关于正能量的。我就搞不清楚正能量是怎么回事，打鸡血呢，还是干嘛？
我有时候觉得应该有一点负能量的东西，虚无感一点，所以我说不是不做事情，事情是要做的，我每天都做，跟民工一样。大家看着我的画，太悠闲了，这个人干嘛呢？一会儿躺在池子里，一会儿爬到山上，一会儿在月下，一会儿想情人。不可能的，我是个实实在在的民工，我们学院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好民工，干活非常扎实，还是个完美主义者。很焦虑，干不好。
这事情要干，肯定要干，所以我就题画的时候有句诗：眼前两碗米饭，心中一粒飞鸿。就说你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但是你怎么看待你干的事情。
比方说我做一个陶，我对这个手艺充满敬意，泥巴在手里转过来转过去，突然啊的一高兴，脚底下一踩，速度快了，泥巴bia摔我脸上了。然后再接着做，结果烧出来，费了半天，一个月又刻又画，烧出来，坏了，烧大了，起包了，经常的晕，对手艺的迷恋。
你就是把你的内心关注在做这件事情，怎么做好它，解决这个具体问题就可以了，最终东西拿出去别人说好，不重要，你是为自己做事情。所以我特别相信古人为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我认为太重要了，我们现在我个人感觉，我们有太多的抱怨。
当我们老处在抱怨中的时候，首先假定我是绝对正确的，你怎么可以绝对正确的呢？人都是一块肉，晃来晃去飘一圈，没了，这就叫人生啊！不就这么点事儿嘛。几十年的事儿。你跟别人是一样的。你有别人所具有的一切弱点，就是说人性的缺陷我们每个人都是存在的。
但是我尽可能地修炼自己，我要有好的修养，比方好好看书啊，别老是每天拿着微信在那里，我挺反感那东西的。后来别人，我加微信，前三四天我刚学会微信，同学们，我后来发现它主要可以替代发短信的功能。对于我，别的没什么，因为我觉得它太浪费时间，太耽误时间。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没几年活头了，我想尽可能的按照我年轻的说法：尽可能地把有限的生命，投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我现在反过来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把有限的生命，做好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我们过去的教育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误解，包括对于我们自己的认知都是错误的。
这个上海，比如说有一种暗示，北京也有一种暗示。现在北京好一点了，你们到北京去打车，出租车司机现在基本都是郊区的，差一点了。原来北京城里的人跟你谈的，上车跟你谈的，全是中央政治局人事变动的问题。他是谁啊，我是谁啊，咱认识吗？哪位领导是咱亲戚啊？不是那么回事情。
那好，慢慢开始明白，我是平头百姓，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我要回到我自己的内心里去。所以我就说，通过别人证明的方式，这叫落实的方式，我的方式是落到虚处的方式。
比如说艺术，我现在非常相信，当年蔡元培先生要提美育，我想来想去，这个东西确实重要，当然可能是我个人深受其益，这是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艺术是唯一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可以让自己内心柔软的一个部位。别的全是功能性的，全是可以比较的，可以竞争的，人不单纯是那样。
看那个动物世界，包括现在9频道，我经常看。我觉得动物世界给我的启发，比我上的大学都重要，我从各类动物里看到了我自己。两个公的打架，干嘛？那肯定是为旁边一个母的。原来战争，原来财富，是为了异性。这个是很正常的，过去很多战争都是这么发生的。
就是慢慢慢慢开始，从各个层次来想自己。我们不要老觉得，我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企业家，我是一个成功人士。我对成功两个字我高度怀疑，什么叫成功啊？莫名其妙，这个词我觉得太恶劣了。让多少人，当然有成功的就那几个，多少人就死在成功的路上了。我就在家里躺着行不行？爹妈生我容易嘛。
不能为外边所有的东西，那种公共的话语，把我们通往自己的内心引诱出去，然后流浪在路上，不要有那么多的暗示。
所以我想想北京人，北京人觉得，皇城根底下，人人都感觉是政治局的边缘人群；上海人呢，因为可能曾经被殖民过，所以很洋气，确实在中国是非常洋气的，特别放在30年代，北京就是个大村子，上海才叫真正的大都市。
但是这个东西与我们有关吗？我住在上海，我每天刨食吃，我每天那么多焦虑，接孩子，据说也雾霾了；然后我昨天打车来说是，我几年前来的时候一个车号卖五万，现在据说都八万了，这都是我们的现实焦虑。
这个上海庞大的，大家对它的说辞、想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拿出我自己的东西来，证明给我自己看：我是谁？我不用这些东西来证明我。所以要落到虚处，就是回到自己的内心的问题。
我不太愿意讲故事，因为每个人的故事，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法分享，也不一样，你嫁接也不一样。
微博上有些朋友说，老师我想跟你画画，我画完画之后我就怎么的了。我说未必，我说你热爱什么东西啊？他说我特喜欢做菜。我说你好好做菜，那是个庞大的世界，那是无底洞。我也很热爱做菜，我特热爱做菜。在一个馆子里吃完好吃的，我曾经为如何做好清蒸鱼，三下广州啊，同志们，容易嘛？成本多高啊。
我说的意思也没别的，其实我不愿意讲更多什么伟大的话题，我是想回到一个，我们实实在在的作为一颗肉，怎么移动，移动得自己很舒服，然后我不动的时候也很舒服，这个我想可能会更重要。但是确实需要找到一个点，要一个落点，我的观点就是落到虚处。
现在很多人，比方说已经成功的人士，好多人其实也有他的很多焦虑。大家现在可能很多人喜欢喝茶呀，喜欢搞一点貌似很优雅、小资、文青是吧？我记得那一年，比较早了，我到复旦大学，在他们后街上有一个咖啡屋，见一个女孩坐那地方，那时候刚刚有笔记本电脑，打开，坐在那个地方，做忧郁状，做肺结核状。
后来人家说那个那个你喝点什么？给我来杯冰水。很好很好，来杯冰水。后来我一想，这是台湾的？哪儿的？那腔调。后来又来了个女的结果两人吵起来了，我一听，啊？东北俩妹子。太棒了，那感觉。你那语言多有魅力，两个人吵架时候，骂得那个狠，我作为一个学中文的人，哎呀，佩服，多么真实的两个身体在我眼前。
我们过去那么多主义、那么多东西把我们塑造成一种共同的集体人格。我们的所有的判断都是由别人赋予的，我们自己没有标准，我们自己没有对自己的自觉，这个特别要命。
我的印象里在北京，89年以后，这个理想啊，过去是政治理想，自由理想没了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什么都没有，非常可怜。当然这个时候后来及时地又搞经济了嘛，然后时尚的东西进来了，互联网也有了，这些东西就开始成了我们的标准。
时尚是什么？时尚是个巨大的陷阱啊。我们学校有广告系，曾经让我去讲课，他们做了很多关于时尚产品的广告。后来我就发现，我给他们讲课，跟他们学生待了一个星期，我才知道什么叫广告专业。广告是干什么的，广告的本质是什么？广告的本质就是制造自卑感啊。
你行吗？这东西你有吗？你没有吧？掏钱吧！我为什么要掏那个钱？TNND我为什么要？你用的手机是哪儿的？我用的是苹果的，我就比你NB。我的手机是西瓜的行不行啊？比你个儿大。这重要吗？这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人怎么能靠这些东西，一身行头，我的包是LV的包。
所以很多人，我过去的一些朋友，当然很不错，他开始到北大去读EMBA啊，MBA啊，然后修炼自己。后来我才知道，那EMBA基本就是一个富人俱乐部嘛。结果我去天津，天津有个朋友，用天津话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咦，麻痹啊！EMBA的简称。
没有意义。不要用这种行头来证明我自己，说明我是谁。冯友兰先生，在他的哲学史里说了一句话，当然这个人的人品我不予评价，但他有一句话我认为，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中国哲学不是让使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使一个人成其为人。
我觉得太棒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男的，你是女的，或者你是介于两者中间的，这重要吗？这不重要。我们一个人的自身的完满性，自身的具足性，这个才能够让一个人真正的强大。我无所谓，什么得啊，什么失啊。我干什么事情？不过做而已。
画画干什么，成就啊，别人怎么看，重要吗？根本不重要。所以我个人后来的方法，慢慢变得特别怕见人，后来就说做这个讲座，我说怎么分享，说什么啊？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是个很消极的人，我是天天在屋里猫着，尽量都不见人。
我有个地下室，所以我好多画都是在地下室里画出来的，地下室原来特别好，没有信号，后来不知道谁给安上信号了，所以讨厌。我就天天在地下室里干活，所以我有一方印叫「一个地下工作者」，很享受啊。
有人说，啊，人孤独。现在…我给你钱，你给我点孤独吧？多么难得可以自处，可以想想自己，可以全神贯注去想自己要做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难得。我们大量时间就浪费在那种无意义的交往、无意义的沟通、无意义的……吃个饭、发个图，你说这不馋别人嘛？这很不道德是吧？
所以我今天总的话题比较简单，就是要活回你自己，这不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的。让自己内心丰富起来、有意思起来，活得好玩一些，不要看别人的脸色，也看不着。为什么？尽量不出去。
说完了，谢谢。
老树，刘树勇，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视觉文化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