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地产圈发生了几件事：李兆基宣布不久后要卸任担任将近半个世纪的恒基兆业主席职务，接着，李嘉诚又因屈臣氏的事被扯上头条。
其实，从历史眼光看来，这些如今在国内外CBD、酒店、住宅等地产领域叱咤风云的大佬们，大多从上个世纪初出生，大多经历一个完整的世纪，也大多也亲眼目睹了国家最分裂的历史。
大多更是都有相似的人生境遇。
相似的时代背景，相似的打工经历，甚至连心酸起来，都是相似的。
01:
亲人离世、家庭漂泊、艰难求学：
1900-1940
1923年出生的霍英东曾说，“人生就像大戏，在舞台上我们身穿皇帝或乞丐的外衣，戏完了，我们就把外衣脱下。人生是短暂的，我们必须接受命运分派的角色。”
当过“乞丐”，也当过“皇帝”，不过最让霍英东难忘的，应该还是当乞丐的时候。
从记事起，就与家人住在舢舨上，祖辈都是“能吃一天算一天”的船户。
他出生的那个年代，香港流行一阵炒市面，所谓炒市面，即到市场炒金炒银炒货币。20年代末，仅广州就有华资银行16家、银号477家。大炒即银行银号金铺，小炒即无店无号的散户。
李兆基的父亲，就在二十年代开设了金铺和永生银号，经营黄金、汇兑等业务。
李兆基学习能力特别快，据说其在12岁左右，就学会了看金、化金等技术，15岁就逐渐接管父亲的店铺。
当时的炒市面，犹如今日炒股，“一夜暴富、一朝破产”司空见惯。
在众多炒客中，一位叫周至元的人，眼光犀利，懂得见好就收。
也正是因为炒市面，他与广州的金铺交往频繁，由此也熟悉金铺的经营，逐渐萌生经营金铺的想法。
后来，他在澳门开了一家金铺，叫“周大福”。
在周至元以后，冯景禧、李兆基等大佬也相继参与过炒市面，积累第一桶金，也都成为他们后来创业的原始资本。
尽管从30年代至今的半个世纪，港澳出现的金铺有几万家之多，不过，由于时局动荡、人口变迁，真正能成气候的金铺，寥寥无几。
同时扶老带幼、拖家带口，匆忙赶往另一个不熟悉的城市，很多人疾病缠身，毫无安定感，是那个时代下家庭的常态。
在日军进犯潮汕地区的时候，刚到潮州还没安稳下来的李云经，因不愿为日本人工作，被迫又要带着十岁左右的李嘉诚及其他家人，向后沟弟弟那里转移，同行的老母亲还生着重病，不堪长期跋涉，老人最终还是去世。
迫于日军逼近，李云经只好和弟弟草草把母亲安葬。
同样，在潦倒年代，霍英东一家在船上的生活也更加艰难。
7岁那年，霍英东就在一场风暴中失去了两个哥哥，不久又失去了久病的父亲。
水上人家的妇女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霍英东母亲不想让3个孩子重蹈两个兄长的覆辙，于是她决定结束水上生活，弃船登陆，搬进了贫民窟。一间20多平方米的屋子住着几十个人，本就不大的空间还要有几张3层高的铁架床。
霍英东曾回忆说：“幼年时代我家境很不好，一家人住湾仔石水渠街，在那又破又旧的地方，有些睡三层碌架床，有些睡帆布床,有些晚上才开一块床板。这样的环境，肺痨威胁着每一个人。同楼之中，姓梁的一家死于肺病，这是我至今难忘的事情。”
即使时代纷乱，每个人的生活还要继续，但凡有口气，就要想着接下来的希望。
曾是广州一个绸缎庄伙计的郑敬诒，则把儿子郑裕彤送上当地的小学，小伙计出身的郑敬诒，就期望儿子走求学之路，将来干一番大事业。
如今看来，郑父的心愿不仅达成，还大大超乎想象。不过，当时的现实却未必理想，郑裕彤在求学时，并未显示出特别的过人之处。与霍英东们出身判若云泥，何鸿燊可谓是富家子弟，他的父亲，当过东华三院主席、二十四行商会主席和华商会所主席。所以何鸿燊在皇仁书院读书时，最初学习成绩并不突出，他自己反思，“有钱子弟读书总是差点，我念的是第三级D班，即是成绩最差的一班。”
1936年，13岁的霍英东也考进了皇仁书院。
这期间，霍母无论吃多少苦，每月都会拿出5元的学杂费供霍英东继续学业，每天还要给霍英东一点零花钱，用于搭电车或吃午饭。
但何鸿燊的好运也没有维持太久，两个舅舅的投资失败，无法还债而自杀，从此，家庭一路走上下坡路。何鸿燊父亲何世光带着两个大儿子，抛下娇妻和何鸿燊姐弟，逃到暹罗(泰国)一走了之。
父亲走后，家里值钱的物品几乎全都用来还了债，何鸿燊与母亲在香港甚至一度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巨大变故发生以后，何鸿燊也一改纨绔公子做派，以优异成绩入读皇仁书院，后来更是考进香港大学，在学校混的风生水起，不仅成绩优越，加上长得帅气，还成为很多同龄女生眼里的暗恋对象。
由于出身不同，有人可以轻松得到读书机会，有人则抓住一切机遇只为念书，当然，也有人没机会读书。
在中山出生的郭得胜，所受的教育就不多，只在乡间读了几年书，之后就跟父亲学习经营杂货生意，专营批发。
即使没读过书，那几年，郭得胜跟着商人父亲，从低层做起，耳濡目染，也学了不少经商技巧和人生知识。
02:
中止学业、战乱动荡、推销盛行、第一桶金：
1940-1950
到了1940年代初，香港被日军占领，读书从奢侈变成了不可能。霍英东、何鸿燊、郑裕彤们，都被迫中止学业。
早在1938年10月，日军就向广州进犯，10月攻陷广州。数月之内，广州有百万市民逃出城区，有的逃回老家，有的则去了香港澳门。
不到10天功夫，逃往澳门避难的人口猛增5万以上，当时的香港《星岛日报》驻澳门记者称：“其热闹情形，大非往昔可比。”
何鸿燊也逃到了澳门，在有权势的堂祖父何东的帮助下，谋了份差事——防空警报监督室的电话生。
这是一家中、日、葡联营公司，主要业务是“向驻扎在广州的日本军队提供拖船、驳船以及其他运输工具，以此来换取大米、布匹以及其他东西，用来满足澳门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
而在皇仁书院快读到毕业的霍英东，也因皇仁书院停学而被迫进入社会打工，因为打工的地方离家太远，基本需要通勤两三个小时，本来一天打工的钱就不多，为了节省薪水，霍英东还要自己骑车去。
他前后当过铁匠、铆工，做过汽车修理、经营过杂货摊。
在一次机场当搬运工的经历，一个失误使他失去了一根手指。后来在一家糖厂打工时，操作时又发生了一次爆炸，毛手毛脚的他，又被厂方辞退。
日军来犯时，郭得胜一家离开石岐，也前往澳门，凭多年来经营生意的经验，在澳门开设了“信发百货商行”。
而刚刚成年的冯景禧，离开故乡广州，孤身来到香港，在九龙土瓜湾的船坞当学徒，一天的工资只有可怜的1角3分钱，晚上还要到工人夜校做兼职。
战火来袭的时候，郑裕彤刚好小学毕业，为此，父亲郑敬诒特意去了一趟澳门，在征得挚友周至元的同意后，决定将儿子送到周大福金铺做学徒。
1940年，郑敬诒带儿子投奔其未来岳父，不过郑敬诒并没告诉儿子“指腹为婚”一事，担心儿子以“郎婿”自居，不求上进。
同年，李嘉诚跟随父亲逃离粵东潮州老家，投靠香港的舅父，即香港钟表大王庄静庵。
1941年，日军侵占香港，英军抵抗了八天，便乖乖投降。
霍英东在社会干苦工多年，母亲与朋友合伙集资开了一家店铺，霍英东终于摆脱苦工生涯，也找到一份相对”安全“的工作。
当年的杂货店，每天早晨6点营业，晚上10点关门，霍英东早早来到店铺，有时需要面对一二十名顾客。这就更要求他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头脑像计算机一样又快又准地转动。”
霍英东不仅在来往交易中，默默记熟了斤钱两口诀，能够迅速算好钱帐，有条不紊应对顾客，平日也经常偷偷跑到别的店家观摩。
李嘉诚一开始在香港找的工作，便是在一个茶堂当跑堂，在此之前，李嘉诚找过好几份工作，统统被拒。
千辛万苦找到的工作，十四岁的李嘉诚在茶馆就分外努力，茶居的工作时间很长，早上天还未亮就要起床，晚上夜市完了才回家，一天做十多个小时，也没有多少假期可言。那时，李嘉诚每天第一个到茶楼，因为手表比别人调快了10分钟。
李嘉诚在跑堂时，碰到不少生意人，善于观察的他，还对这些茶客的信息一一分析，什么身份、什么喜好，都是他平时思考的内容，也成了他日后与人推销的关键力量。
打工两年，有了一定积蓄的李嘉诚，回到舅舅的钟表铺，仅半年时间就学会了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一年后，李嘉诚又到了一个五金厂当推销员。
郑裕彤则在岳父的金铺里，从打杂干起，丝毫不敢懈怠。他对做珠宝生意极有兴致，很快就掌握了坐店营销的要领。
后来，郑裕彤在每次上班前，还形成了“看铺”的习惯，即偷偷观察其他同行金铺的门面陈列、营销策略等，其中就包括周生生，两家关系也很好，经常在一起切磋生意。
据说后来郑裕彤，知道指腹为婚的事，还是从周生生的人那里听来的。
李嘉诚、郑裕彤都是生性腼腆、比较内向，但在推销时，都显示出了过人的才能：
郑裕彤在码头拉客时，表达时的笨嘴笨舌，反而给人留下诚实可靠的印象，客人更容易信赖。久而久之，也学会了观察客人，凭直觉就知道哪类船客需要将金银兑换成“散纸”，十有八九能够”逮“住客人回周大福。
李嘉诚凭借茶馆训练的观察分析能力，一眼就能看出客户是什么类型，后来李嘉诚总结成功原因，一是勤快，二是创新。
很多大佬都是从跑堂、说话、称秤、算账开始，培养起对金钱和数字的敏感性。
霍英东曾说，“因为如果不能面面俱到，买主就会离我而去。”
相比身世更加坎坷，社会经历更加艰难的霍英东们，叶德利、李兆基等人则更为顺利一些。
四十年代，叶德利重返香江，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民收银机公司当推销员。
叶德利骄傲地回忆，“我当时见的老板是英国人希尼斯,他问我有何才干？要多少薪酬？
能讲英、法、德、荷兰、马来语等6种中国方言的叶德利，当时就有底气的称，薪酬希望最好能像老板那样多。”结果，翌日真的接获通知可以随时上班。”
叶德利由于通晓多种语言，加上长袖善舞，交上了很多朋友，他来自东南亚的背景，不久跳槽出任仰光分公司经理。叶氏在新公司不久就立了大功，取得香港5%的食米配额，很快被提升为香港及东南亚区的总经理。
香港沦陷时，何鸿燊来到联昌公司，最初的工作就是给大名鼎鼎的佩德罗·罗保当秘书。何鸿燊从罗保那里学到不少有用的商业知识。
当时的何鸿燊记忆力超群，对数字极其敏感，可以熟记2000多个电话号，上级每有问询，他均能对答如流，在做成几笔大生意之后，何鸿燊被提拔为公司合伙人，并从年终分红中，获得人生第一个百万港币。
摸透生意诀窍后，何鸿燊用分红所得创办了澳门水火公司，是一家煤油生产厂，由于是澳门仅有的煤油生产商，水火公司顺理成章地成为采用煤油发电的澳门电灯公司唯一供应商，这项生意让何鸿燊也赚到丰厚稳定的利润。
后来回到香港，何鸿燊与人开办了一家建筑公司，建造商铺和住宅楼宇。
1945年二战结束后，英国重新统治香港，那时的香港已是千疮百孔。
一位香港富豪曾回忆，“当时，庆祝凯旋的礼炮轰鸣，而陆上却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
哪边有危机，哪边就有机遇。战后，一切重建的任务，由政府指派，最后还是要落到商人的手上。
二战结束后，王德辉的父亲带着家人从上海来到香港，那时的华懋公司，还主要经营塑胶生意。
1946年，郑裕彤则受岳父委派，到香港开设分行，店址选在皇后大道中，风头逐渐盖过澳门总行，后来执掌大权的郑裕彤，瞄准了钻石业务，更是创造了“世人提到钻石就会想到周大福”的神话。
郭得胜一家也从澳门返回香港。在上环开设“鸿兴合记”，经营杂货和工业原料。后来，郭得胜的生意有了起色，进一步发展成立“鸿昌进出口有限公司”，业务也延伸到东南亚各地。日后创立的新鸿基，“鸿”字也是来源于此。
李兆基则揣着一千元钱，独自一人来到香港打工，加上在香港兄长的帮助，李兆基通过买卖黄金、贩卖五金、进出口贸易等，赚足了第一桶金。
1950年，李嘉诚则辞去销售员工作，自己当起老板，创办了塑胶厂，起名为“长江”。
霍英东则在朝鲜战争期间，靠着向大陆运输战略物资而获利颇丰，不过也因此受港府、美资等排挤，后来更是与邓小平有几次见面，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提到，“我父亲与很多香港的朋友都有很深的交往”，其中就有霍英东。
霍英东的母亲更是抓住时机，用7000元港币自置了一艘小货轮，重出大海开展驳运生意。
从此，霍家的生活条件不断变好，继而走向安稳，不仅安稳，后来进击地产的的霍英东，更是走向“暴富”。
03:
相涌地产、风格保守、大幅揽地：
1951年，香港才只有两百万人左右，拥有“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但政局不稳，大多数人并没有房产行业将要大火的预感。
早在做黄金生意时，李兆基就觉得，动荡的政局，无论什么货币，都是靠不住的，唯有实物才是保值的最佳办法。不仅李兆基这么觉得。1952年，有远见的郑裕彤，就说服岳父，在跑马地购下4万平英尺土地，建成了蓝塘别墅，可谓是其投身地产的雏形。后来，在有了一定积蓄以后，霍英东也投身房地产。 1954年，霍英东斥资130万港币，又向汇丰银行贷款150万港币，在铜锣湾买下一栋大厦，创办立信建筑置业公司，并首创“分层出售、分期付款”的楼花概念。1958年，李兆基与好友冯景禧、郭得胜合伙成立永业公司，从事房产物业的投资建筑，经过7年的积累，后来又成立了新鸿基，分别取自三人的名字或公司。同年，李嘉诚决心投身房产，在北角购地建了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靠收租物业赚钱，尽量不向银行贷款。在香港地产业一度达到高潮时，郑裕彤反倒更加冷静，并未花大手笔购置土地。只是建一栋、卖一栋，稳扎稳打，绝不会“搏光”。
事实证明，越少向银行贷款的房地产公司，背负风险也越小，也能更少避免在后来的银行危机被波及。
1960年代初，王德辉自立门户，与龚如心夫妇二人联手创办“华懋置业”。
一开始经营西药、化工原料发展，后来公司规模扩大，华懋也将主要业务转向地产，从买地、建房到销售、租赁一家独揽，公司也是投资风格保守，尽量不向银行借贷。
王德辉夫妇二人的节俭日后更是出了名。
到了1970年，郑裕彤终于瞄准时机，与汇丰银行董事长何善衡、郭得胜等人，创立新世界。公司上市后集资1.6亿港元，成为当年的“华资地产五虎将”之一。
在郑裕彤创立新世界的两年后，李兆基离开新鸿基后，又创立了永泰建业。风格同样保守的他，也不喜欢参加高价竞拍的土地拍卖，永泰建业更喜欢以低价收购旧楼，然后拆卸重建。后来，李兆基又创立恒基兆业，1988年永泰与恒基合并，组成如今的”恒基兆业“。
1967年香港房地产动乱，大量业主低价抛售，在这个机会下，霍英东、李嘉诚、李兆基们更是纷纷大量购置房地产，进一步扩充自己的土地储备。
后来有人对此评论：
如果没有当时香港突发的银行危机，现在的地产巨头，根本不会是当时还在地产界毫无名气的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等人了。
04:
后起之秀：1970-1990
晚于李嘉诚年代出生的赵世曾、刘銮雄，都算是富二代，父亲基本也都是香港有名的行业大王。
在大佬们都有了一定积蓄，纷纷跻身房产的1951年，可谓为后起之秀的刘銮雄出生，同是潮汕出身的他，还与李嘉诚惺惺相惜。
在加拿大念完书后，回到香港，从底层干起，有了积蓄后，没有接手家族生意，而是自己创立了生产吊扇的爱美高。
在一次高价抛售爱美高又低价回收的经历中，刘銮雄初尝股市的甜头，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刘銮雄擅长股市，通常，他喜欢专门狙击那些控股权不稳的公司从中渔利。据说其参与的公司，都会股价大涨。
尤其是对大企业——华人置业，打了非常漂亮的一仗。
华人置业，由两大世家冯平山和李冠春于1922年创立，1968年在香港上市，当时，这家公司的股票交易很少,价格低迷。
两大家族的后人各持股约1/3,都想收购对方股份,独自控制华人置业，正在对峙之时，刘銮雄扮演起“渔翁”的角色。他提高收购价，宣布介入收购战。
重利出击之下，李氏家族的人最先崩溃，把所有股权卖给爱美高，而冯家的一个持股人也把股票卖给爱美高。
结果,刘签雄手上拥有华人置业超过4成的股份,拥有了控制权。
这一战,完全奠定了刘銮雄在香港商场上的大鳄地位。
80年代，他狙击能达集团，轻松赚了650万元。然后再成功收购持有大量中华煤气股份的华人置业，迫使大股东李兆基斥资10亿元，刘銮雄顺势把手中的煤气股全部抛掉，又赚了数亿元。
那时候，刘銮雄在香港股市的狙击是出了名的。上市公司只要与他的名字沾上边，股价往往急升，引得大批股民疯狂购买。
在英国读了建筑专业的赵世曾，后来成立了建筑设计事务所，也用与众不同的办法抢地产生意：把设计费作为订金用来买客户的房子，也因此获得大量地产。
赵世曾在地产上的第一笔横财，来自上世纪60年代未买下红磡一处地皮，转手卖给新鸿基的交易。“一笔赚得70万净利。50年前的70万很好用，相当于现在好几亿。”
而到了1974年，赵世曾拉来李兆基、郭得胜、以及恒生银行创始人何善衡、何添等人，拿地、拿钱入伙华光地产，然后一翻捣腾把华光地产也上了市。有媒体曾称：超人的长江实业、大刘的华人置业、四叔的恒基兆业、郭主席的新鸿基、鲨胆彤的新世界发展，聚齐五颗龙珠，可得香港经济半壁江山。
这些富二代们还有一些相同点，比如跟香港影视圈总要扯上点关系，香车美女、泳池派对...倒是也满足了普通人对豪门的想象。
《香港简史》曾有一段描述：
“这块弹丸之地存在着激烈而残酷的生存竞争，许多从四面八方到此谋生的人，很快便会被这里的环境同化，成为‘香港人’。”
“香港人”是真有经商头脑。
那时的潮汕人，更有句人人皆知的原则：30岁以后一定要自己创业，如果过了而立之年还在为别人打工，是被人瞧不起的。所以他们在打工的时候，就时刻做着日后创业的打算。
连素有“波霸”之称的女星叶子楣，曾出演过周星驰电影《情圣》，也知道利用名气，开了一家甜品店，名字就叫“波霸”。
话说名字起得好，客人真不少。
香港的富豪，多集中在金融、地产、商贸和运输，甚至有人说，香港的传统经济产业过于强大，过于创新和变革的互联网行业，反而很难在这里生存。
霍英东日后发迹，还经常带子女参观自己曾经住过的贫民窟，不忘教导子女自己的当年经历，莫忘初心。李嘉诚后来回忆，“最大的心愿是一天能睡上七个小时”，想必是说出了那个年代众多大佬的心声。
时代已去，在有名的“康波论”里，这些大佬除了个人勤勉，也无非赶上了种种风口。即使经历再难以复制，从这些人的故事里，总是可以依稀，窥见每一个现代人的影子。
参考资料：
[1]《走进霍英东》，马群丁，唯豫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9年
[2]《李嘉诚 利润来自大趋势》，李慧泉著，文出版社，2016年
[3]《潮汕商人胜过犹太商人》，嘉诚编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
[4]《他们怎样赤手空拳成霸业》，金友著，延边人民出版社，2002年
[5]《地产大亨创富揭秘》陈昌照，杨泽编著，人民出版社，2005年
[6]《鲨胆大亨 郑裕彤传》，祝春婷著，广州出版社，1996年
[7]《豪门兴衰 香港商业百年》，杜博奇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